期刊微观中短篇新作：孙频、石钟山、邓一光、孙郁

煤炭、诗歌与生命的绿光

夏海燕

孙频新作《地下的森林》带着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裹挟着煤城矿工的故事呼啸而来。密不透风的黑、热烈燃烧的红、孤独到极点的白以及萦绕于心头的希望的绿皆入骨刻心，作家用极其鲜明的色彩描述矿工的生存环境和内心秩序，表达个人的时空审美和文学使命。

《地下的森林》既是对形成煤炭的亿万年时空的凭吊，也是对人类能在最艰难环境中顽强生存下去的伟力的讴歌。矿井下是一个无比孤独的世界：黑暗、肮脏、缺氧、阴冷潮湿……作家用第一人称视角，以一个失败的电影导演的身份讲述故事。因为拍电影导致哥哥的200万矿难赔偿血本无归后，“我”回到煤城，下井谋生，之后发现了千米之下刻在矿井巨煤上的诗歌，又因为觉察有人以梁帅之名发表哥哥去世前寄给“我”的诗作，所以寻访梁帅查找真相成为故事的高潮。最后，故事反转，梁帅殒命。张云飞因为换班躲过劫难，后因为高额赔偿金假死……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皆是生之悲凉的注解。“我”在地上地下游走，在现实和理想间逡巡，目睹和思考。那些黑色带着隐喻色彩，呈现着矿区坚硬原始的荒凉与死寂。

尼采说：“与怪物战斗的人，应当小心自己不要成为怪物。当你远远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哥哥张云飞无疑是最令人心疼的一个角色，“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张云飞一样嗜字如命的人，他试图把世上的每一个字都解救出来，擦亮它们，收养它们，让它们住在神龛里，住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一个那么热爱文字热衷写诗的人，一个身处最深的黑暗却向往最明亮的世界的人，最后因为冒领了梁帅的赔偿金，因为杀死了勒索他的矿工，尽管他同时也做了很多善良的事，可他终究因为生活将自己献祭给了深渊。

来自地心的诗歌，是全文最明亮的色彩。地下的森林，既指由古代植物遗体转变而来的煤炭，也指黑暗世界诞生的那些诗歌。哥哥张云飞曾对“我”说过，地底下是一个诛人心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过滤掉哪怕芝麻大的想法，只光秃秃地留下吃、睡、生、死，只留下植物与动物的本能。可是，人终究是有思想的，矿工下班时愉悦的歌声、“我”无法割舍的电影情结、读过《战争与和平》的梁帅、会写诗的张云飞……他们如同树木，携着自己蓊郁的生命绿光，独自穿过凛凛寒冬。

明亮与黑暗，温暖和残酷，绝望和重生，作家善用对比建构起她的文学世界。那些地底的文字，那些废墟上红色的诗行，那些黑暗地带汩汩而出的生命原浆喷薄而出。作家借助人物撕开浓重窒息的黑暗，种下一片蓊郁的森林，让每个人做自己“焦枯荒野上的雨”，既有悲怆，也有厚望。

（孙频中篇小说《地下的森林》，刊于《收获》2025年第1期）

相逢战场的少年心灵

陈快意

人在何时才会放下自己的恩怨？《活着》中的福贵是在得知是战友无心之失后选择了原谅，《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则是在六世轮回后看透了生死的本质。石钟山的中篇新作《德械师》以其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行云流水的笔触勾画出一条跌宕起伏的情节丝线，对这一问题给出了全新答案。

《德械师》如一曲抑扬顿挫的英雄挽歌，杜鹃啼血般吟唱着两位少年短暂而彼此纠缠的一生。故事主要讲述自幼为邻的张所和于重阳两人因于家盖房破坏张家风水、抢占田地而反目成仇。在他们被迫应征加入德械师后，于淞沪会战的战场上相遇。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俩弹尽粮绝，被迫并肩作战。最终于重阳引爆手榴弹，二人相拥赴死，复仇的焰火在这一刻被无声地化解，彼此的恩怨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小说中“怨—恨—忍—深仇”和“相见—阻击—拼命—最后的战斗”两条线在独立并行中进行着蒙太奇式的交互、裂变。这两条线隐含着战场上中日交战的“国仇”与张、于两家仇怨的“家恨”。两条线串联着两个家庭，继而呈现出战争年代特殊的众生万象。比如保甲制下于父于保长和连襟的王乡长联合做局，在征兵政策上报复张父张甲长，将张所这一根独苗送往有去无回战场的残酷，又如于重阳心觉愧疚却无力撼动父亲权威给张所道歉的无奈。

从《国旗手》到《激情燃烧的岁月》，再到《石光荣和他的儿女们》，石钟山对军旅题材深度与广度的执着探索从未停歇，石钟山用他精准干练的文字，寥寥几笔便将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如描写王乡长对张所父亲的求情不胜其烦：“王乡长这次没有喝茶，是在吃饭，筷子挑着面条儿，新出锅的面条很滑，不时地从两根筷子间滑落到碗里。”王乡长的装模作样和阴险狡诈与张父的被逼无奈和卑躬屈膝间，地位的天差地别便在这一刻跃然纸上。

而作者在张、于两位主人公的塑造上更是匠心独运。比如在他们不期而遇后，张所“下意识又握紧了怀里的枪，手指扣动在扳机上，枪口瞄向了于重阳”。石钟山锐利的笔锋在这时蓦然回转，切换到另一条线娓娓道来：“张、于两家是邻居，张所的父亲是甲长，于重阳的父亲是保长……”这样的手法在小说中层出不穷，使得作品在一波三折和平铺直叙中不断交替，不仅将叙事节奏巧妙地放缓，还累积着情感，为结尾的神来之笔提供了更大的艺术分量。读者们的内心也跟着小说在战场阻击和乡邻纠纷中来回穿梭，对战争年代少年间的真挚友谊与深仇大恨也有了更高维度的理解。

在交替叙述中，石钟山最终将主人公逼上了戏剧性的绝路。结尾一句“他想流泪，可一滴眼泪也没有了”，虽隐晦地交代了张、于二人的悲剧结局，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战争背景下无奈的解脱与救赎？

（石钟山中篇小说《德械师》，刊于《芙蓉》2025年第1期）

不被定义的自由

雪樱

好的作家是无法定义的。邓一光最新短篇小说《自由猫》，看似是讲述深圳故事，截取了一个不易觉察的“横截面”或“纵剖面”，实际上是以都市里的流浪猫为主线，打开人性的景深，探寻生存的本质。

欲望与博弈、逃离与去向、恐惧与怯懦，在他一手构建的小说世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关于犬科生命的小说创作，他始终遵循一个伦理原则，厘清文明的底层逻辑，在于强调世间万物的平等地位。小说家丹尼斯·约翰逊在《火车梦》中，库特内人把动物叫作人，“土狼人”“熊人”等这些说法都有。运用在小说里，这是一种自然视角，亦是形成一种镜鉴关系。不得不说，邓一光运用得恰到好处，以对话的方式推进情节，抓取两个男人投喂流浪猫这一平常事件，勾连起城市背景与变迁，使城市的细部和人物内心的丰富有机融合。

邓一光以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登上文坛，他近几年创作的深圳系列短篇小说，依然围绕战争而展开，不过是转向心灵深处的战争，剑指普遍的人性。短篇小说集《花朵脸》正是集中体现，城市建筑工人、中英街追梦青年、自我迷失的网络写手等，相比之下，《自由猫》是以猫喻人，瞄准都市边缘人群，近距离辨认人性背后的那张变幻莫测的脸。一句“把城市弄脏这件事咱们都有份，没人能跑掉”，点睛出小说的文眼——面对逐年加剧的城市病，每个居住者既是破坏者，同时也是建设者，这里面内嵌着作者的忏悔意识。

短篇小说是对文体和叙述的双重考验，在有限的形制里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邓一光善于从细腻的情感和真实的数据入手，读来引人共鸣。比如，有着二十年投喂史的男人，热衷于帮助猫们治病，却无法治好妻子阿采的阿尔茨海默病。他带队出警维持股市的秩序，却因保护抱着黄色军用书包的女人而被牵连。谁能想到，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女孩拿着他的身份证被另一个青年被骗，后来生下安东。男人的离奇遭遇与安东父亲的多舛命运形成互文关系，落脚点在于不被定义的自由，即生命充满不确定性。

邓一光在创作谈中说，“在去中心化时代，文学的价值是由差异化提供的，万树梨花开过，数池芙蕖绽来，四季呈现就好。”这样一来，就会展现更丰富更斑斓的人性全貌。《自由猫》以投喂流浪猫这一“小切口”，管窥城市的历史与当下，旅行包、抽签表、1873张身份证，都是欲望燃烧与迅速扩张的精神表征。当然，对流浪猫的投喂与关爱，折射出不自由对自由的向往与无力。

无论是对野猫们的命名，“帝王大厦”“幽灵王子”“酸楚孤儿”等，还是对遭到虐待小奶牛的拯救、对瘸腿无尾猫的爱怜，作者传递着自己的价值观：犬科动物与人类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两者最终命运殊途同归。

（邓一光短篇小说《自由猫》，刊于《作品》2025年第1期）

烟火里的情感微光

汪芦川

孙郁的《城市故事》以主人公冯献和程译的相遇为线索，通过他们的情感纠葛和生活状态，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在追求爱情、事业与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复杂心态与抉择。小说开篇便以冯献在婚介所的迟到为引子，巧妙地设置了故事的背景与氛围。婚介所这一场景的选择，既是对都市单身男女寻求爱情途径的一种讽刺，也是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真诚交往缺失的暗示。冯献与甲老师之间的互动，更是将婚介所的商业化、功利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冯献的形象，一个年轻却略显迷茫的都市男子，也在这段描述中呼之欲出。

巴赫金认为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及半民间文学中有讽刺和戏仿的趋向，里面有三种突出的形象：骗子、小丑、傻子。他们是生活的密探，以戏仿的方式揭露各种陈腐、平庸、虚假的陈规旧习。小说开篇的冯献作为“婚骗”，正是这样一位愚弄情感、讽刺婚恋的“他者”。然而，使用“骗子”角色讽刺婚恋市场现状后，孙郁笔调一转，使“骗子”遭逢真爱，将冯献本人也作为讽刺对象。在此意义上，冯献高大漂亮的外表、孱弱的性能力以及远落后于年龄的工作能力都成为了某种都市文化表征。

《城市故事》最瞩目的特点就是文体和语言的轻盈。孙郁尝试化俗为雅，在一段“刻奇式”的都市情感故事里找寻、镌刻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况味。冯献与程译的相遇，成为小说情感发展的关键点。他们的对话、交流，以及彼此间的试探与了解，都充满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面前的谨慎与渴望。冯献的直率与幽默，程译的聪明与爽朗，两人在性格上的契合，为他们的感情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年龄的差异、过去的经历，以及都市生活中的种种压力，都成为了他们感情路上的绊脚石。小说中，冯献与程译的感情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之间的误会、猜疑，以及彼此的退缩与犹豫，都反映了都市人在面对爱情时的脆弱与不安。面对冯献的表白，程译犹豫与挣扎，更多地体现了女性在面对爱情与婚姻时的复杂心态。她既渴望真挚的爱情，又担心年龄差异带来的种种问题。她的经历，更是对现代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寻求平衡的艰难探索。虽然小说对职场的刻画略显虚浮和戏剧化，但通过对外企职场生活的呈现，孙郁试图展开“城市故事”的更多褶皱。

小说人物之间的故事，既是个体情感的抒发，也是都市生活的真实写照。以都市情感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如何点铁成金，扩充小说的意义容量？如何让角色去扁平化，获得更多血肉与肌理？或许在《城市故事》身上，可以思考得更多、更远。

（孙郁中篇小说《城市故事》，刊于《广州文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