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胡适反目的学者：对夏朝起源的论断，却与考古一再“巧合”

1966年，国学大师钱穆获得台湾“中研院”院士提名时说：“1948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

1968年，年逾七旬的钱穆虽然终于成为院士，但纵观钱穆院士历程可谓艰辛，连对钱穆颇有异议的李敖都说：“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钱穆之所以不能成为院士，李敖的“在胡适有生之年”已经暗示，其实就是钱穆与胡适反目，从起初钱穆敬仰胡适，到两人反目成敌，其中固然有性格原因，更有学术纷争，因为钱穆是国学大师，胡适是西化学者，比如主张“东周以上无信史”，两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由于胡适学生阻拦，比如胡适学生傅斯年公开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所以钱穆长期不能成为院士。

在中国古史水平上，当时或还难说两者谁高谁低，但随着中国出土一个又一个上古遗址，就会发现两者古史水平高下立判。其中，钱穆依据古代文献，在《国史大纲》中对夏朝起源的论断，与今天的考古发现出现了惊人的“巧合”。

钱穆论断夏朝起源

对于夏朝起源，古人早有记载，比如说“禹都阳城”，作者时代人们知道“阳城”在哪，故而不需要具体描述，就像今天大家都知道“北京”，但时间一长后，人类活动越频繁就可能更改地名，兼之存在地名重复现象，比如“阳城”是“山之南、水之北”的位置，因此很多城市都可称之为“阳城”，或者是“阳城”部落迁徙它地之后重新命名“阳城”，于是一代又一代下来后，人们就逐渐搞不清了。

但是，好在中国历史文献丰富，兼之中国汉字也携带历史信息，以及“以地名为氏”的文化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抽丝剥茧，将真相找出来。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有些历史“谜团”，其实答案就在史书里面，但却是一堆“乱码”，需要有人融会贯通将之“破译”。

在《国史大纲》中，钱穆根据古代文献，对尧舜禹起源作了一些考证，笔者大致归纳了一下，大致见以下两点：

首先，帝尧又称陶唐氏，“尧都平阳”在如今山西南部，其中“陶”、“唐”、“尧”都与烧窑相关。帝舜又称有虞氏，“舜都蒲坂”与陶唐氏居住地相近，其中古代“虞”掌管山泽渔猎，因此有虞氏应是山泽渔猎的部落。

其次，尧舜禹交往频繁，说明三者部落相近。禹父鲧称“崇伯”，而“崇”即“嵩”，说明夏人始于嵩山一带，禹都阳城应在嵩山下的登封。但又有说“禹都阳翟”，钱穆认为在今天禹州，与登封相距大约60多公里，同样是夏人的城市，即一国两城或三城不足异。

钱穆论述比较详细，以上只是简述，论断的结论是尧舜位于山西南部、夏朝起源于嵩山一带。

考古发现一再巧合

问题在于：钱穆根据史书记载的论断，到底可不可信呢？巧合的是，现代考古在这些地方还真发现了夏代的遗址，比如以下四个，彼此距离相近，都是在新中国时期发现的。

首先，登封王城岗遗址，距其不远处有战国“阳城”遗址。该遗址是先有早期小城，碳十四测年时间大概是4100年前后，然后再修建了大城，时间与大禹时代大致吻合。似乎小城是鲧的，大城是大禹发达之后再修的。总之，时间、地点、大小城情况与大禹比较吻合。

其次，禹州古称“夏邑”或“夏国”，钱穆认为“禹都阳翟”在禹州，考古的确发现禹州瓦店遗址，属于超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具有“王朝气象”。该遗址的祭祀遗存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因此有学者认为瓦店遗址是禹都，也有认为是夏启都城。

第三，与禹州相距70公里的郑州新密，也出土了夏朝前期时间范围的遗址，即“新砦遗址”。该遗址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其中突然出现了“东夷文化因素”。因为后羿就是东夷部落首领，因此不能不让人将之与“后羿代夏”联系起来。

第四，翻过嵩山向北，到了伊洛平原，史记记载夏都斟鄩在“河洛之间”，括地志也记载斟鄩在“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结果是在史书记载的大致范围内，找到了具有“王朝气象”的二里头遗址，如今该遗址普遍被认为是夏都斟鄩。

二里头遗址越过黄河向西北，就会接触到晋南地区二个强大势力：首先接触到的是山西运城绛县周家庄遗址，500万平方米，极有可能是舜都，再往北是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这个遗址大家都比较熟悉，如今一般被认为是尧都，也有认为陶寺还是舜都。

也就是说，钱穆根据文献考证的尧舜禹起源地，现代考古在这些区域都发现了相应时代的遗址，其中有些遗址明确具有“王朝气象”，这显然不是单纯的巧合，背后反映的是“夏朝”真实存在，问题在于这个王朝在当时叫不叫“夏”而已。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钱穆治学水平肯定不用怀疑，但以这种“巧合”来看，更不用质疑的是中国古史。除了本文的之外，类似考古与文献的吻合还有很多。因此，固然不能武断的说中国古史全部都可信，但是肯定可以说整体可信，尤其尧舜禹之后的历史更为可信。

其次，百年之前疑古派否定包括夏朝在内的中国古史，钱穆反对这一观点，但当时没有取得上述考古发现，拿不出考古实据反击，只能“以古书论古书”。不过，百年考古支持钱穆观点，中国古史的确可信，疑古派疑古过头了。如今，中国已经逐渐走出“疑古时代”、进入了“释古时代”。

参考资料：《国史大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