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诗人王维：选择“半官半隐”生活的背后苦衷是什么？

王维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而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便和他所处时期有关——他经历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变化。

前期的王维怀着盛唐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抱负,在遭贬谪后仍能励志学行,准备再起。后献诗张九龄求汲引,被擢拔为右拾遗。此职虽品秩不高,但作为谏官,他身上的担子还是十分沉重的——既要时刻提醒皇帝开明，还要监督百官所作所为。

然而好景不长,事隔一年,张九龄就被李林甫排挤出朝,贬为荆州长史,从而结束了盛唐的开明政治局面。作为一个许身清流、依附贤相的士大夫,王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望,当即写下《寄荆州张丞相》一诗，表明自己要归隐田园,不久王维就隐居终南别业。

但翻阅史书记载，我们可知，王维并没有退出那对他来说已是污浊险恶的官场,而是选择了一条长达20年之久的亦官亦隐的道路。

可既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王维为何不选择真正地退官回归山林呢？既然留恋官场，王维又为何不全心全意的扎根朝政为大唐贡献一份力量呢？接下来倾听我娓娓道来。

违心为官,养家奉母

王维在他的《偶然作》中说自己几次想隐居,但由于家贫,素无储蓄,又有弟妹需要照顾,故而不能辞官归隐。再加上此时王维还有“持戒安禅,乐住山林”的老母在堂,王维“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而这一切都得靠王维的官禄来维持。

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王维不愿辞官是另有隐情———不愿过清苦的生活。从年轻时就结交公卿、出入豪门的王维是不愿过像陶渊明那样的清苦的日子的。

对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王维曾多次在自己的诗文中表示“要是当初他肯低头，也不会落得这种惨境，他一点也不可怜都是咎由自取”在王维看来,辞官实非明智之举,虽违心为官,但起码可以养家糊口,衣食无忧。

消极为官,隐居避祸

王维是怀着“布仁施义,活国济人”的政治目的入仕的,他依附的是贤相张九龄,从这点看他是断然不会投靠李林甫与之同流合污的。然而,王维又不愿辞官,所以为了躲避李林甫的迫害,王维只有采取身在魏阙、心存山林的隐逸态度,以诗人、画家的身份周旋于官场,竭力保持自己中立的立场。

他一面写诗赠送被李林甫等排挤出朝的同僚,一面又与投靠李林甫而发迹的苑咸、郭慎微相唱和,另外还有直接唱和李林甫的《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然而当李林甫通过苑咸想拉拢王维时,王维又以“仙郎有意怜惜同客,丞相无私断扫门”的托词委婉而决然地拒绝了。

为了避免李林甫的猜忌,王维在诗中积极表露出归隐不问世事的态度。在行动上亦常回蓝田别业“弹琴赋诗,啸咏终日”。

事实证明,王维的想法是行得通的。在王维其亦官亦隐的20年间,不仅避开了官场的严酷政治斗争,而且还从从七品的殿中侍御史升至正四品的尚书右丞,并且在此期间写下了众多清新、空灵的山水诗,留下了大量风格独绝的山水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山水诗画的发展。

不得不说在众多怀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于仕隐之间、寻求平衡的士大夫中,王维最为成功。

可对此，面对王维的这种隐居避世的做法,后人多有批评,称其为逃避政治是非、圆通混世的人生哲学,其实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来看,躲避政治迫害是求生本能,而且不问政治、消极避世总比依附奸相、同流合污好吧!

身心相离,调适心志

王维名维,字摩诘,显然是从维摩诘居士而来。据称维摩诘是东方无垢世界的金粟如来,于释迦在世时化身为毗耶离城一位富有的居士，维摩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现实生活就是佛法的显现,现实世界就是清净的国土,任何人只需诚心净意,就可以达到彼岸佛国的净土,而不一定非要出家。

维摩诘的行为在王维生活的时代正是佛教、禅宗见性成佛理念的绝佳体现,王维一生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很深,长期浸染其中,从而形成了其“身心相离”的独特处世哲学。

在王维看来,只要能够做到“身心相离”,即使身处污浊的官场,也能如维摩诘般保持清高的品性,出淤泥而不染;反之如不能做到“身心相离”,而“心为形役”,即使居“长林丰草”也与“官署门阑”无异。这大概就是王维一生信佛而又终身不离官场的深刻思想根源吧!

与其“身心相离”的处世哲学相联系的是他的“无可无不可”的立身态度,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表示身虽役于物,而心不役于物,便能使看似无法调和的理和事取得一致,达到无往而不适的境界。

这是一种多么通达、乐观的思想境界!它使得王维能够很轻易地放下官场的得失、仕途的进退,心无牵挂地醉心田园,忘我地享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无穷乐趣,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山水田园诗,并且因为这“身心相离”、“无可无不可”的人生哲学,开创了山水诗空灵、静寂的新境界。

回归自然,愉情悦性

在历经宦海沉浮,看破仕途得失的人眼中,清丽自然的山水田园是放逐身心、愉悦性情的最佳所在。这里没有官场的倾轧、人性的扭曲,有的只是“空山新雨后”的清爽和“墟里上孤烟”的自然。

于是王维开始营建蓝田别业,并按自己的情趣在其中修整出辋川二十景。并为我们留下了包括《辋川集》在内的大量山水田园诗,从诗歌中我们不难看出王维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以及投身自然怀抱的愉悦舒适之情。

官员钱款丰厚，休假制度适宜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少不了外因的推进,王维之所以选择了亦官亦隐的道路，除了上述原因外，还与唐前期的游赏别业之风、唐代官员的优厚俸禄、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以及唐朝一步步由盛转衰的政治局面紧密相关。

唐前期的别业游宴之风为王维的亦官亦隐提供了参照模式。唐中宗在神龙、景龙年间一味追求游宴玩乐,登山临水,游赏大臣的庄园。因此京洛一带官僚购置别业之风盛极一时,著名的有长安的幽栖谷、洛阳的韦曲庄等。这些别业不仅面积较大,而且在构筑的审美趋向上追求“自然成野趣”。

王公大臣们退朝或休沐时便在这里悠游林泉、吟诗作赋,偶逢松竹处,便会江湖意,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这就使得士大夫们苦苦追求的廊庙与山林的关系得到了一个圆满的解决模式———京官加别业。

而这一模式对于王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于是他购置了京郊原是宋之问的蓝田别墅,着手营造了辋川二十景。

唐代京官优厚的俸禄为王维的亦官亦隐提供了物质保障。唐开国以来,官员的待遇是十分优厚的。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最低的从九品官也有两顷,是当时一般百姓的十倍。除永业田外,官员从政府所得主要包括土地、禄米、俸料三大项。

唐代官员从政府所得土地主要是职分田,京官从一品十二顷递减到九品两顷;禄米是京官从正一品每年七百石递减至九品三十石;俸料是京官从一品每月三十一贯减至九品每月两贯左右。

正是因为有了这优厚的俸禄,王维得以购置蓝田别业;正是因为这优厚的俸禄,王维才得以举家丰足、衣食无忧;正是因为有了这优厚的俸禄,王维才能实现拥有悠游林泉、放心山水的闲适生活。

除了待遇丰厚外，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为王维的亦官亦隐提供了时间保障。按唐制,官员的休假大致有四种,一曰:旬休,即每十日给假一天;二曰:节令假,包括春节七天,寒食、清明四天,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各一天,中秋节三天,另外有时还于每年五月份给田假十五日、九月份给授衣假十五日;三曰:定省假,此假每三年一次,共三十五天;四曰:丁忧,按例三年。

王维的别业距长安虽只有百里,但如果没有这些假日的时间保障,作为需要上朝、值宿的台省官,王维要想不时回归山林是不可能的。

亦官亦隐是真是假？

用“亦官亦隐”来概指王维的这种在仕隐之间寻求平衡的生活方式,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提出来的。

可对此世人多有争论，认为“亦官亦隐”说是假的，随后他们更是给出了自己的证据，首先当时李唐无“亦官亦隐”之例，再者唐代并无“干部”可以“带薪隐居”的规定，最后一点便是唐代的休假制度与“亦官亦隐”相矛盾。

对此，我想说如果真较真的话，实际他从未挂冠而去,一直到死都在做官，准确地说,他只是经常住在山庄、别墅,极力逃避现实,对政治采取不闻不问、敷衍应付的消极态度而已。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王维的“亦官亦隐”时,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他那种带着隐者的出世思想,做着人间的世俗官僚,既不违背儒家人伦大道,而又能全身远害的生活态度。

王维的“隐”有回归山林的事实一面,并且也有物质和时间上的保证;但其“隐”更多的还是指其收视反听、身心相离、不问世事的人生态度。从这一角度出发,“亦官亦隐”恰恰是王维后半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