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写历史长河中小人物的命运、价值和作用——读赵瑜《长城小张》| 名家新作

一

我与赵瑜兄，居住同一个院落、同一栋楼房，虽然都是文学院的专业作家，相处几十年，是很熟悉的同事、朋友，但隔行如隔山，他从事的是报告文学，而我操弄的是文学评论，交集、交流不太多。

他是报告文学大家，一棵创作的“常青树”，四十多年来为中国文坛奉献了一部部“黄钟大吕”式的报告、纪实、传记文学作品，远的如《中国的要害》《但悲不见九州同》《太行山断裂》《强国梦》《马家军调查》等，近的如《革命百里洲》《牺牲者》《王家岭的诉说》《篮球的秘密》《寻找巴金的黛莉》《白居易》等。他始终恪守“遵循真理，书写真实”的信念，探索着重大题材重要主题式的写作。春节刚刚过去，他给我微信发来一篇《长城小张》，让我惊讶、愕然。他写的竟是我和同事们谙熟的省作协合同工张选，他的人生、命运和家庭等等，是一篇传记文学，有两万五千多字，算是中篇作品。他怎么会写一个小人物小主题？而且是我们身边的勤杂人员，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创作欲望？赵瑜在附言中称：最近写了一篇关于张选的作品，意在“针对当前报告文学假大空而作此文”，并说作品将在《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怀揣一种惊奇，我先睹为快，这一读让我心潮起伏，想了很多。

刚刚读过历史学家王笛的文章《我们需要一个历史观的启蒙吗？》，发在《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论者提出一个尖锐而重要的问题，即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观还停留、固守在帝王和英雄史观上，这是一种片面、错误的历史观，我们亟待一个历史观的启蒙与变革。论者坚定地主张民众史观，引用了多位西方理论家的精彩论述，譬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伟大的历史并不是由少数英雄所创造，而是由无数的平凡人共同构成的。”譬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中认为，“历史的转折点往往是民众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个别英雄的决定。”

我被王笛文章的观点所打动，被先哲的论述所触动。赵瑜精心完成的《长城小张》，把张选这一边缘的、底层的人物，作为传记文学的传主，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人物形象，其思想的、艺术的意义与价值，是丰富、深刻的。作家不仅仅是写一个人物，而是在写历史——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写历史长河中一个人的历史、命运、价值和作用。《长城小张》在表现方法上，似乎退回到“山药蛋派”的叙事方法与手法，却颇有点返璞归真的气象。

二

在中国社会巨大的金字塔阶层构成中，底层民众占80%的人口。尽管这个阶层占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有限，但却是整个社会的庞大基础和推动力量。对底层民众，我们从理论上讲，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体和历史动力的，但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却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他们作为美化、歌颂的对象，他们虽然高大了，却显得虚假而失真；另一种是把他们作为启蒙、教育的对象，他们显得畏缩了，成为文学中的被动角色和存在。而赵瑜笔下的张选，既没有被美化，也没有被矮化，而是呈现了一个生动、完整、独立、自主的人物形象。即使是第二号人物爱珍，也是这样的形象。他们真正成为具有主体性格、精神和地位的人物形象，人物自然是本色的、真实的，是传记文学中的人物，但又生成为一种丰厚的艺术形象，具有了小说人物的特性。同时，人物既是个体的、独特的，但又蕴含着某种群体的、历史的意蕴。

赵瑜用朴素而凝练的笔触展示了传主五十余年的人生经历与打拼历程。张选像千千万万农民一样，最初经历了从农民到漂泊的农民工的蜕变。之后他与众多农民工不同的是，他进入体制内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合同工。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可谓“既平庸又凶险”。张选是地道的农民后代，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晋北阳高县长城乡牛马河村，一个“穷得跌跟头”农家。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16岁没念完中学就回到家里，与父亲下地劳动，肩负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他致富心切，在当地挖金矿的风潮中获得了经济上的翻身，并娶了“大同美女”爱珍，有了称心的小家庭；他顺应时代，投身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穿行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在铁厂、砖厂、啤酒厂以及建筑工地，干各种各样的苦活、重活和危险活，后流落到太原东郊的木材厂做技术活。几十年的苦干苦熬，张选从稚嫩的少年成长为健壮的青年，并学会了电工、管工、钳工等多种技术活。他凭着技术、人品，偶然也是自然地进入省作协，最初是锅炉工，后来集中供暖，锅炉工取消了，他成为单位的修理工、勤杂工，继而又变为文学博物馆的文管员。开初他对这个文化单位一无所知，25年过去，他了解了文学，结识了老中青几代作家与编辑，他喜欢、尊敬这个别有格调的文学单位，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家”。这里的作家、编辑对这位“实受”、能干的勤杂工善待有加。在作协古旧、狭窄的胡同和院子里，每天都能看到张选壮实的身影，专心地打扫院子、运送东西、分发报纸、修理管线，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出出进进……

赵瑜不仅写了张选的人生经历和道路，还深入到了张选的性格、精神深处。张选出生的晋北阳高县，是苦寒、荒僻之地，但也是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域。在遥远的古代，这里是胡汉相争、共处之地，西汉时期发生过著名的“白登之战”。残破的土长城连接着遥远的历史，胡汉两种文化和风俗，在这里根深蒂固、绵延不绝。张选对故乡的历史文化并没有多少了解，但他的血管里却流淌着不绝如缕的传统文化。他传承了父辈的文化信念，热爱劳动，吃苦耐劳，穷则思变，在家里孝敬父母，勤于持家。在作协二十多年，他有了自己的家，养育一儿一女，又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孙子。他聪明好学，乐于助人，在作协院里，公家的活儿不用说，那是他的职责所在，胡同里八栋楼七八十户人家，没有物业机构，每家的“滴漏跑冒”事项，都会打电话找张选，他总是爽快应约，第一时间上门处理。有人亲切地称他“万能小张”。张选有一种坚韧、进取、隐忍、宽厚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品格，使他从农村走到城市。

每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长项、优点，也有自身的短处、缺点。赵瑜同时写了张选身上的局限、弱点，譬如他对故乡历史、文化的茫然无知，对农民工处境、命运的肤浅认识。但作家并没有就此否定、贬低人物，而是追溯了人物的行为动机、性格逻辑，并委婉地给予分析、批评，这是忠实于人物的性格、精神的。

三

王笛深刻地指出：“过去的历史写作过于集中于少数人物的作用，而忽视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普通人的生活、奋斗和经历同样应该构成历史写作的核心部分。重新审视历史写作，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些被忽略的声音和贡献，从而获得更全面的历史视角。这样才能让每个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我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宗接代等等这样的日常行为，就是文化和文明世代传承的主要推动力量。”

赵瑜在既往创作的那些重大题材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中，着力描写了社会中上阶层的重要的风云人物，譬如官员、模范、英雄等等，同时刻画了林林总总的普通人物。在《长城小张》中，他集中力量、笔墨，为一位普通的底层人物立了传。他看到了普通人物的价值与意义，底层人物身上蕴含的丰沛的历史内涵，以及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巨大的推动力。他揭示了底层人物才是推进历史前行的根本动力，英雄人物只是凝聚、代表了无数普通人物的愿望、心理和意志，而变革、革命的成功，最终要靠广大的底层民众去推动、去完成。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开阔、完整、深厚的历史观。我突然想到赵瑜的一些生活“花絮”。他有一辆灰白相间的越野车，经常停在家属楼下花圃旁边的空地上，但有时很多天不见踪影，那一定是他去做田野考察和人物采访了。于是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他回到南华门，则不时见到他手里拿着或兜里揣着一瓶酒，招呼几个作家、编辑、工人，其中就有张选，到附近小饭店去吃饭……

农民进入城市，乡村向城市转型，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但要完成这一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需要几代农民付出沉重的代价。“70后”的张选恰恰首当其冲，十四五年的探寻、乱闯，把他锻炼成为怀揣多种技能的农民工，在感情、习惯上逐渐成为适应城市社会和生活的文明人。而到作协之后，传统的文化性格和对城市的认知、习惯，使他一步一步融入了这个独特的文化单位。张选是历经艰难、考验、痛苦，一步步走进城市的。他的经历折射了底层农民进入城市的“山高水险”之途，他的“进城”道路汇聚成中国农民挺进城市的澎湃潮流，他的艰苦劳动与数亿农民的奉献一起，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从乡到城的这一步，张选用了近四十年，也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但他的故乡牛马河村，已整体搬迁到了山外的移民新村。尽管他年迈的父母，每年夏秋之季还会回到村里生活、放羊，但故乡的消失却也是必然的。

有论者认为：赵瑜的报告文学具有鲜明“理性批判与文体创新”特征。《长城小张》同样如此。作品突出地提出了底层人物特别是农民工的历史地位问题，以及他们当下和未来的生存、发展问题。题材、角度虽小，但却是一个潜在的社会民生问题。在文体与艺术上，作家以退为进，回归写实主义的“山药蛋派”——特别是赵树理的创作方法，以传记文学写法为主，又大量吸取小说写法，洗尽铅华，还淳返真，显出一种别样的风采与韵味。人物书写上，力求情节与人物的有机结合，二者的共进、相生。笔者在细读中，几次都联想到赵树理小说中的那些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而文本中蕴藏的作家的感情、思想，又是那样深沉、阔大、新锐。赵瑜的传记文学、人物形象，校正、丰富、刷新了我的历史观，感觉心里蓦然澄明起来。（作者系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