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制梁文峰

作者｜张卓 编辑｜郭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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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创新体系崩溃了。

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Deepseek出现后，美国主流媒体都在讨论的话题。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技术管控是完全失效的。因为即便是在封杀了中国的芯片产业和人工算力的情况下，中国仍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制造出Deepseek这样的「杀器」。

《纽约时报》认为Deepseek的横空出世映衬出美国的创新体系出现了结构性的困境，具体表现在政府对AI的基础教育投入不足，AI人才匮乏。

根据芝加哥研究中国的智库Macro Polo的调研：自2018年以来，中国大学增加了2300个人工智能专业，截至到2022年，全球近一半的顶尖人工智能研究院，来自中国本科院校，而美国仅占18%。硅谷现有25万华人科学家，而在加州的AI企业中，约40.6%的创始人是华人。

Telegram的创始人在社交媒体发出警告，美国在AI人才军备竞赛中已经全面落后，如果不改变教育体系，「就有可能把科技领导权拱手让给中国。」

据说，Deepseek春节刚上线时，全美使用最多的地区不是科技企业云集的硅谷，而是首都华盛顿，可见，Deepseek已经不再是一个科技话题了，而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美国的政客们都在为此恐慌。

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害怕失去「创新领先」地位？

因为「创新」是美国在二战后崛起的根本动力，开放公平的环境让创新人才源源不断的涌现，而鼓励追求个人财富的价值观，也让人才更有动力创办企业。

在目睹了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之后，人类第一次意识到「创新」等于经济增长——要知道，从古希腊时期到英国工业时代，近2500年的历史，全球经济GDP增长只有0.25%，而美国二战后（从1948年—2023年）的GDP增长均值是多少呢？

是3.0%，这一切都是拜「创新」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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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周读了一本书叫《创新的真相》，作者是三个科学家，分别来自美国和德国，他们曾在科研机构工作过，其中一位还是连续创业者，他们历经了美国创新演变的多个阶段，被视为「美国创新的知情人」。这本书写于2017年，那时，他们就提出：美国的创新体系已经失效，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风险投资（VC）的短视。

VC行业越繁荣，创新越不容易出现。这个结论听上去是不是有点不符合常识？按说钱越多，越容易办事啊。但实际上，VC机构追求的是3-5年的回报，但创新项目往往10-20年才有起色。另外，因为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崛起，VC特别在乎「高增长」，但真正的创新在起步阶段可能是根本没有增长的。

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正是因为VC的繁荣，让「创新」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金融游戏：一个idea + 几张ppt就可以轻松拿下百万美元的投资。类似国内前几年的互联网+，这两年的AI+也充斥着大量滥竽充数的项目，这类项目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催生出大量的金融泡沫，让整个市场变得浮躁。

第二，大学与市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大学是科学发展的重要阵地，但技术要投入市场才有成果。而在技术和市场之间，有3-10年的鸿沟，这3-10年的技术成长期，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专业人才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大量金钱的投入来试错。但目前这个过程，很少有人来推动。

书中讲到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诞生出过三个重量级企业：思科、惠普和谷歌。但只有谷歌的创办是基于两位创始人博士期间的研究课题而诞生的创业项目，另外两家公司则是「斯坦福校友」毕业后创办的公司。

再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很多专利都因为缺乏资金而没有机会投入市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想必也存在。因为从技术到市场这3-10年的过渡期，大企业和VC都不愿意投入。

第三，近20年，美国企业在削减研究开支。

书中提到，二战后，美国的很多大企业因为垄断了某个行业，获得大量利润，所以有资金自建研发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大多和大学合作，共同推动技术，再把技术投入市场，又形成垄断，获得的利润再投入研发，整个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但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先是日本，后是中国，让美国企业的利润变得没有那么高了。所以很多美国企业开始削减研发，降本增效，为了保持利润增长，公司的CEO也从懂技术的人变成了更懂经营的人。很少再有公司愿意为创新等上10年了，华尔街第一个说不行。

不过这个情况在今年有所改善，美国的四大科技巨头微软、亚马逊、谷歌、Meta宣布要投入3200亿美元用于AI的基础建设，这一数字比2024年增长约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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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讲创新的书，《创新的真相》更关注创新与国家宏观大局的关系，即一项技术如何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书里很推崇贝尔实验室一个案例，跟全球知名企业英特尔公司有关。

贝尔实验室发现了应变硅技术，然后AT&T公司和IBM公司研究机构的科学家们相互交流，很快，政府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并开始资助大学里的相关基础学科，相关基础项目的进步又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贝尔实验室后来发展出了仙童半导体公司，仙童又孕育出了英特尔。从贝尔实验室，到英特尔，前后有13年时间，如果算上技术在实验室的5年酝酿期，大概近20年的创新历程，才最终诞生出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公司。

这么漫长又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又有几个人能支持呢？

而如何搭建一个有效的创新体系呢？作者认为要形成「科学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五个角色：创新者（创业者）、投资人，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

创新者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发明家，而是有能力把技术应用到市场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落地能力。

投资人是真正有能力分辨出什么是真正「创新」的人。这样的投资人首先要懂技术，其次要有耐心，要帮助创新者走进市场。但作者遗憾地指出，在他们三个人30年的职业生涯里，符合这样能力的投资人在美国不足5%，「纠正投资理念，比发现创新者更难。」

作者认为，企业天然是短视的，让企业承担10年的创新研发成本是不合理的，但是企业可以变成一个投资者，并购或者投资创新企业。相比VC，企业的优势是有创新需要的「真实业务」。但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业务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越大的公司越希望创新者适应自己的企业文化，而没有意识到原本的企业文化正是因为僵化，才需要创新者的「搅局」，这也是很多创新项目被企业吸纳后反而失败的根源。

最后说到政府，作者认为，创新绝对应该施行「举国体制」。

第一，只有政府有更多的预算能投入到长周期的基础研究；第二，前面说了，从高校到投入市场，有3-10年的技术鸿沟，这3-10年基本不可能赚到钱，这个鸿沟又被作者起名叫「死亡之谷」，只有政府有责任担负「死亡之谷」。书里以美国国防部为例，美国国防部曾购买过很多不成熟的技术，帮助高科技企业存活下来。

马斯克的SpaceX公司曾获得过NASA的商业轨道运输服务合同，中国的新能源车最初也来自于政府集采和补贴。

作者同时提醒政府的参与要适可而止，在帮助技术进入市场后，得适时退出，让创新者、企业和投资人收获最大的果实，不要与民争利。因为从长远看，创新更需要一个自由公平的环境，最终才能推动就业，刺激消费，带动GDP的增长。

这本书统计了美国联邦近40年投入到基础学科带来的创新回报，ROI高达66%。但最近十年，美国研发的投入占比持续降低，从1964年GDP的1.86%降至2023年的0.7%。

这大概也是美国近两年创新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二战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范内瓦·布什曾经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奠定了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不遗余力投入基础学科，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最大的预算投入是在农业，很多高校连基础学科都没有设置。

这份报告被视为美国创新的源点，也设计了美国式创新的路径：先有科学技术，再有伟大企业，而伟大的企业又构成一个国家的国运。

如何复制出更多梁文峰，如何出现更多像Deepseek一样的公司，看似是个人的横空出世，实则是举国体制的托举。

不过，梁文峰也曾说过，创新首先要尽可能减少干预和管理，「往往是自己产生的，不是刻意安排的，更不是教出来的。」

《创新的真相》也认为，即便有钱、有人、有政策，创新也不会自动生成，「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机制推动创新，至今仍是全球的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