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60万字长篇小说《国宝》 再现故宫文物近百年前的隐秘征途

祝勇采访故宫文物南迁功臣、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之孙马思猛。祝勇供图

祝勇所著长篇小说《国宝》。出版社供图

祝勇在故宫。孙佳妮摄

　　近百年前的正月，北平城里还沉浸在一股浓浓的春节节日氛围中。一场隐秘的征途悄然启动。1933年2月5日夜（正月十一），一批国宝级文物从紫禁城神武门广场起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又觊觎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为安全考虑，故宫博物院牵头组织本院所藏的部分文物和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的文物共1.9万余箱，分批南迁，最终转移至四川的巴县（现属重庆）、乐山和峨眉临时库房存放。
　　护送文物“南迁”的，还有几十位故宫人。在历史的大剪影背后，当时负责南迁的故宫人是如何具体操作南迁的每一个细节的？如何对文物精心盘点、造册、封箱……以保证文物在漫长的路途上不遭闪失？
　　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2025年1月，作家祝勇的最新作品——两卷本60万字长篇小说《国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小说透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故宫文物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丰富的细节还原历史现场，一代故宫人的守藏之心提笔于纸上。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祝勇本人。
以一部小说再现故宫文物南迁
　　近些年来，身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专注深耕故宫题材，从文学的角度书写故宫，已出版数十部故宫系列著作，被誉为用文学建造了一个“纸上的故宫”。2025年1月，与《国宝》几乎同时，祝勇的另外两本新书《在故宫寻找宋徽宗》《在故宫解密〈清明上河图〉》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随着书写故宫的深入，祝勇与故宫一段特殊的历史相遇了——故宫文物南迁。2020年，为纪念紫禁城建成600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5周年，故宫博物院出品了六集纪录片《故宫文物南迁》，由故宫研究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牵头，身为该所所长的祝勇参与其中。因为筹备拍故宫南迁主题的纪录片，祝勇将南迁线路走了个遍，沿途考察。他还采访了当时参与南迁的那一代故宫人的后辈。祝勇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为此，他又写出一本非虚构作品《故宫文物南迁》，202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纵然如此，他还是觉得有很多话没说出来。“故宫南迁的很多细节栩栩如生，在我心里呼之欲出，我觉得不写小说都不行了。”长篇小说《国宝》由此诞生。
文学叙事让作品充满艺术性
　　故宫文物南迁牵涉人、事、物众多，要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呈现，并不容易。《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
　　小说围绕主人公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悲欢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国宝》小说里的主人公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至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小说不是历史，它以虚构的力量，划开岁月的迷雾。小说中，在文物即将南迁动身之前，那文松与家人共度除夕。一家人围着炉火守岁、聊天、饮酒。家人“兴致都很高，似乎在推杯换盏之间轻轻抹去了国家的伤痛。年轻的那文松不会想到，眼前的一切都会被时间带走，直到自己去世，再也没能和岳父、岳母、妻子，还有妻子腹中的孩子共度过春节……很多年后，每当那文松忆起民国二十二年北平的春节，都觉得那么遥远、恍惚，好像做了一场梦。”
　　《国宝》在塑造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同时，还不时穿插着一些艺术史、诗歌史的内容以及对自然的描绘，文笔韵致动人。比如当文物动身南迁的日子里，祝勇这样描述北平冬天里的大雪，“那么恢宏、浩荡，合乎这座北方帝都的气质，不像南方的雪，那么微小、轻盈、柔媚、婉约。”故宫南迁路线的目的地在四川，在《国宝》中有相当大的篇幅写到四川。蜀地的风光地理、人文特色、性格特点也多被着墨。如今常住成都的祝勇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川人的幽默达观，是一剂良药。我也希望能在小说人物身上给予充分体现。”
　　从大散文的诗意纵横到小说的细腻铺陈，祝勇做到了自然的转换腾挪，也让《国宝》既有足够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带读者触摸人物真实生命和历史的鲜活质地，又有足够的文学叙事让作品充满艺术性。比如当写到南迁的车子走过黄河北岸的风陵渡，这里是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隔河相望，就是潼关。行笔至此，祝勇这样描述，“潼关是连接西北、华北、中原的咽喉要道，是陕西的东大门，也是由华北、中原进入陕西的大门。它北邻黄河，南靠秦岭，西邻华山，东接崤函通道——一条东起洛阳、西至潼关，蜿蜒数百里的羊肠小道，杜甫《石壕吏》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石壕村’就是崤函古道上的一个村庄。古道周围山连山，峰连峰，山高路狭，谷深崖绝，中通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往来仅容一车一马，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所以元代文学家张养浩写下一则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将大历史渗透到人物的细节中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的“新散文运动”的一员大将，祝勇在散文领域深耕多年。从“布老虎丛书”到故宫系列书写，“祝勇散文”已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忽视的标牌。从《故宫文物南迁》到《国宝》，从散文到小说，从史海钩沉到文学虚构，对祝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跨越。
　　祝勇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摸索了较长一段时间，《国宝》光是开头都开了好几个。2021年开始动笔写，第一稿写了30万字，发给几个朋友看看，有人直言说不太好。祝勇自己也不是很满意。“回到家我咔嚓就先删了一半，然后在剩下的基础上开始改。不知道改了多少遍，到第二稿才写得比较顺一些。”
　　一番探索下来，祝勇逐渐体悟到，写小说得把自己的思考渗透到笔下主人公的言行举止当中。祝勇还特别提到，写真实历史题材的小说，不能写得太全太满太传奇，那样像编故事。“还是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个人的身上，历史的背景跟日常生活互相渗透，历史和人物要落地，有血脉感。而且写散文写惯的人，得注意自己不能写着写着，直接跳到前台去了。散文里，作者是显出来的。小说里，作者是隐身的。”
　　《国宝》动笔之前乃至写作中间，祝勇常常拿出《四世同堂》《白鹿原》重读，收获不小，“老舍先生就是以一个家庭的故事为核心，勾连出相关人物，然后来反映抗战期间北平的历史。陈忠实写《白鹿原》也是这样，将大历史渗透到书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对于如何生动塑造一个虚构的人物，祝勇又从作家、编剧刘恒写电影的例子获得不小的启发，“当一个人物的素材细节不够的时候，可以照着一个自己熟悉的人物的日常状态去写。”
　　多年来用文学的方式讲述故宫的故事，祝勇感慨道，与学术研究多从物的层面、历史的角度去考证文物不同，文学最终聚焦的是文物背后的人。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只是视角、分工的不同。最好的状态是互相启发。“比如说看一件青铜器，文学工作者在了解学者的相关考证之后，还试图动用想象力，去感受并描述青铜器背后的心跳、呼吸，以及它与日常生活的连接方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