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大三角”旧逻辑套大国关系新现实

编者按：随着美俄开启系列双边互动，西方舆论场中有关华盛顿再次试图撬动中美俄“大三角”格局的猜测又起。但在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的新现实面前，这种思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朱 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杨 雷：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赵 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
为什么说“大三角”逻辑已然陈旧
朱 锋
在西方战略学界一些人的固有认知中，国际关系通常被理解为国家之间围绕权力、地位、财富等永无休止的竞争和博弈。在特定的权力分配结构下，为了制造和形成较为稳定的大国力量相互制衡关系，“战略大三角”被视为一定时期内国家间力量分化组合的常见方式。比如，冷战时期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就经常被人提及，在当时世界两大阵营相互平行和尖锐对立的背景下，美苏作为各自阵营的领导者都试图借助关键第三方的力量以获得战略优势。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不断深化，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加上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发展引发新的产业变革，贫困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超国家挑战不断累积，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就越来越需要各国之间开放包容、文明互鉴和合作共赢。在此背景下，“战略大三角”这种主要存在于西方认知模式中的国家间力量组合方式，因为过度局限于特定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设想，已经背离当今世界大国关系现实，更无法推动各国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
例如，加速节能减排以实现绿色发展，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实质性威胁的共同义务和责任。推进全球绿色能源转型，需要各国基于自身现实国情积极参与其中，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普及，下大力气推广电动汽车等，坚持以“绿色革命”改变和引领人类生活和发展方向。在这些明显需要各国摒弃地缘政治博弈思维、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议题上，主要聚焦大国竞争的“大三角”陈旧逻辑显然难以发挥正向促进作用，难以推动大国以合作姿态履行应尽责任。因此，当今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主要国家和地区超越以地缘政治影响力为中心的传统竞争范式，越来越需要将真正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国际规则与价值，深入而广泛地实施到全球治理当中。
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呼唤主要国家超越“大三角”这样的传统竞争态势。在特定的国际关系分配结构中，不同国家按照自身优势和所能发挥的作用，依然可能分成主导国家、主要大国、区域大国、中等国家、中小国家等不同定位。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是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超越利益主导、形成议题主导的角色模式或结构。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以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化时代的主题，简单从地缘政治博弈角度定义国家之间尤其大国之间关系，不再符合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现实。
正因如此，类似“大三角”这样的思维模式正在失去对当今国际格局的解释力。对于中美关系，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同美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同时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于中俄关系，中方强调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西方战略界一些人固守传统地缘政治博弈思维，继续根据不合时宜的逻辑解读中美俄关系，显得过于狭隘了。
美国“如意算盘”难拨响
杨 雷
美俄元首通话并可能“很快”会晤，两国代表团在沙特举行会谈，美俄关系新动向又拨动了西方战略界和舆论界一些人的地缘政治神经，他们开始猜测美国接下来将如何处理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新政府可能会改变前任拜登政府在欧洲、亚太和中东“三线作战”的做法，转而加快从中东抽身，同时再次搞“联俄制华”的操作。这种观点的依据是美国根本无力“兼顾多个战区”，在焦虑感和紧迫感加剧的情况下倾向于以最小成本收获最大效果。为此，美方会以通过推动俄乌冲突谈判放缓对俄打压，促使欧洲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加大离间中俄力度。
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双重遏制”的政策21世纪初就已基本成型，不过至今难以取得华盛顿预期的效果。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美俄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上妥协空间有限；中俄双多边领域合作不仅互惠互利，还吸引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其中。这些都让美国通过操弄中美俄“战略大三角”获取战略优势的如意算盘更难实现。
首先，美国即便想缓和对俄关系，短时间内也缺乏实质性的调整或腾挪空间。当下，美国试图将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作为恢复对俄接触的一个切入点，但在初始阶段将乌克兰和欧洲排除在外，立即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和反弹。这种现实表明，美国在未来调整对俄关系的过程中不得不兼顾更多因素，其中涉及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偏好、北约地缘政治扩张、美国盟友体系的维系等诸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在各种因素裹挟下再次退回对俄强硬的老路？西方战略界已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其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格局，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凸显出稳定、坚韧的特质。70多年来，中俄关系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双边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在历史和现实的积淀下，中俄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不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合理有效发挥各自优势，着眼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稳定，促进发展振兴。两国关系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性质。双方强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权宜之计，不受一时一事影响，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和独立价值。与此同时，双方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干涉两国内部事务，限制两国经济、技术、国际空间的企图。
再者，以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为鲜明标志的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美国想通过鼓噪“大国竞争”进而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维持单极霸权，已根本行不通。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作为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的中心位置。这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者说是长期以来不公平不公正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以往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希望改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和行动越来越坚决。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G20）等机制积极发声和参与全球治理。而中俄都是这种新兴力量和诉求的代表者和引领者，双方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共同促进两国发展振兴，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样的定位和追求只会不断巩固和加强。
多极化中的大国关系新现实
赵 隆
近些年来，国际舆论场中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关于“战略大三角”的猜想和讨论。但随着世界多极化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种陈旧分析框架明显无法解释当今国际格局的复杂演变。为此，亟需建立一种更加精准和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以正确把握当前大国关系的新现实。
首先，“大国决定论”不符合力量格局的新现实。频繁出现的“大三角”叙事，本质上是冷战思维范式与等级制国际观的双重投射。这种认知体系以“大国决定论”为哲学根基，通过建构基于权力位阶的国际秩序想象，试图将复杂的政治图景简化为大国博弈。其谬误在于既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历史趋势，又否认中小国家在体系演进中的主体性价值。实际上，传统“大国决定论”的认知基础正被多极化浪潮瓦解，相关数据清晰揭示了这种认知框架的失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的测算显示，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超越七国集团（G7）；扩员后的“大金砖合作”已经形成覆盖全球40%贸易和几乎同等比例油气产能的合作网络。当占世界经济总量60%、覆盖全球人口85%的“全球南方”仍被降维解读为“大国竞争的背景板”时，这种分析范式无疑已滞后于现实格局。
就在个别国家鼓吹“新铁幕”和阵营对抗时，申请加入“大金砖合作”的国家不断增多，已经突破40个，其中不乏传统认知中的“西方盟伴”。这种多元化政治光谱印证了国际体系演进的关键特征：中等强国和区域组织正从“体系追随者”转变为“规则共创者”。当这些国家通过区域合作机制获得议程设置能力、非国家行为体借助数字技术突破传统权力垄断时，任何忽视行为体多元性与互动复杂性的认知框架终将沦为空想。
其次，“大国优先论”难以适应全球治理的新现实。当前，个别国家过度强调本国优先、大国优先，虽然外交政策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无可厚非，但在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重的背景下，作为大国只强调自身利益“优先”而避谈责任和担当，在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方面搞例外主义和双重标准，这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大国优先”的政策导向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大国唯一”。特别是在涉及经济利益时，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关税、出口管制和非法制裁措施，甚至推动基于地缘政治考量的供应链重组、技术封锁和产业链“脱钩”，严重影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损害了包括自身企业在内的全球市场参与者利益。同样，类似“小院高墙”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显而易见地带来负面示范效应。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唯有超越狭隘的“大国优先”逻辑，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才能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
最后，“大国竞争论”无法匹配复合依存的新现实。自美国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大国竞争”确立为战略主轴以来，二元对立的战略竞争框架成为美国审视大国关系的唯一选项。然而，全球产业分工深度互嵌和跨国性挑战的持续涌现，特别是在数字转型、绿色转型等议程中的复合依存状态，使得这种话语建构与现实产生深刻裂痕。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4年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要实现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C以内的目标，全球需要在2030年前减少42%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35年前减少57%，这离不开大国间的深度协作。联合国发布的《未来契约》也明确了国际发展议程、金融架构改革、人工智能治理等多个方向的合作需求。
因此，大国必须超越零和博弈和唯竞争论，在动态平衡中建立“竞争管控—合作协同”的双轨机制。面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更需要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在共同利益与合理分歧之间找到动态平衡。执着于通过“大三角”框架寻找制衡和杠杆，试图在人为制造的竞争格局中谋求相对优势，只会进一步远离大国关系的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