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进化论之父达尔文如何找老婆？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2·12—1882·4·19）

文|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潘达尔（Ruth Padel）是位颇有名气的英国作家，还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诗学教授。你也许从未听说过她，但不可能不知道她的曾外祖父达尔文，即进化论的发现者。潘达尔年逾古稀，从照片上看（见下图），虽然隔了好几代，她的长相和达尔文还有几分相似。当年达尔文娶妻生子，未必料到后代中有人会当作家，但他一定清楚配偶选择对子孙命运的巨大影响。在整个十九世纪，没人比他更理解这一点。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家又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妻子呢？

达尔文的后代潘达尔

跨越半个地球的相亲活动

在《道德的动物》一书中，美国作家赖特（Robert Wright）详细记载了达尔文的罗曼史。1831年年底，22岁的达尔文登上贝加尔号，开始了他著名的环球之旅。据赖特推断，达尔文在这次旅程之前很可能还是个处男。之后的五年远航中，他同七十多条汉子挤在一条船上，自然也不可能交结女友。不过，尽管与家乡远隔万里，达尔文依然通过大英帝国的邮政系统展开了求偶活动。他同家中姐妹们保持着通信，内容常常涉及自己和别人的婚事。

尽管达尔文在周游世界，还见过美丽的印第安女人，他的择偶范围却很小，仅限于亲友家庭中几个待嫁的姑娘。当时达尔文可以考虑的结婚候选人一共有四位：一位是邻居家的漂亮姑娘，还有他舅舅韦奇伍德家的三个女儿——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么近的亲戚结婚并不是忌讳。不幸的是，在达尔文回到英国之前，其中两个条件不错的姑娘已经订婚，这让在海上飘泊的单身汉颇感失望。还有一个不久得病去世了，达尔文便将眼光锁定在他的表姐艾玛身上。

艾玛是韦奇伍德的小女儿，比达尔文大一岁，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达尔文年少时常到舅舅家的庄园打猎，有时同艾玛一起弹琴散步。当他回到英国时，艾玛已经快三十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女性普遍结婚较晚。不过达尔文还是可以找个年纪小的姑娘，赖特解释了他为何选择了姐弟恋。

达尔文是个深居简出的学者，极其讨厌社交活动。他曾写信拒绝了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的邀请：“……我十分感谢您寄来聚会的邀请函，但我很害怕接受它，因为那样我将会在那儿遇到一大堆人，但我曾对着天堂中的圣徒起誓，我绝不再出门了……”在给表弟福克斯的一封信中，他无奈地写道：“剑桥（大学）唯一的坏处是它过于悦人了：每天晚上总有这种或那种使人高兴的交谊会；在别的大城市中，拒绝邀请不会有损害，但在剑桥情形就不同了。”独居的生活方式为达尔文节省了大量研究时间，同时也减少了接触女性的机会，与艾玛结合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接触，达尔文与艾玛相恋了。一天，达尔文在纸上写下哈姆雷特式的问句：“结婚还是不结婚，这是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贝克尔（Gary Becker）曾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包括婚姻在内的人类行为，达尔文恰恰实践了贝克尔的决策方法——他开列了一张婚姻的成本收益表。

在收益一方，他首先写上“孩子”二字，接着列出“固定伴侣”、“老年朋友”、“照顾房子的人”，考虑得全面而长远。在成本一栏里，达尔文想到结婚会“损失大量时间”，而时间充裕意味着“可以自由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对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此外，达尔文还想到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不会被逼着走亲访友”和“不必努力挣钱养家”。

慎重权衡过婚姻的成本收益，达尔文还是倾向于结婚：“想象一下在乌烟瘴气的伦敦的房子里孤独地过完一天，再想象一个美丽温柔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同时还有温暖的炉火，还有书籍和音乐。”“美丽温柔的妻子”显然是指艾玛。大学者在这里显露了他平俗的一面，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期待最终让他下定决心。就像完成一篇数学论文，达尔文在纸上写下：“结婚，证毕。”

此外，艾玛支持达尔文的研究事业，也是吸引达尔文的重要因素。据说她曾细读丈夫的航海日记，说明她很了解他的研究工作。即使如此，达尔文对婚姻仍存有恐惧，于是这样给自己打气：“一个人不能孤独地过一生……相信运气，睁大眼睛去寻找，还是有很多快乐的奴隶的。”1838年11月11日，达尔文与艾玛正式举行了订婚仪式。如果他知道许多年后，这一天变成了中国的“光棍节”，一定会为自己“脱光”的日期而莞尔。

用进化论解释择偶行为

男女择偶时看重什么条件？这是我们在青春期经常讨论的话题。即使就身边有限对数的婚姻来看，每对夫妻的组合也有很大区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就更大了，可这并不妨碍科学家提出一种普遍性的解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生生不息的繁衍活动塑造和改变了人性。在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那些更有利于基因、个体和群体生存的品性被遗传下来。

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点明了两性关系的奥秘：“两个恋人之间互投的渴望眼神……就是生存意欲肯定自身的最纯净的表达。”文史学者张中行在总结人生经验的《顺生论》中也说：“……美貌以及多种称心如意，不过是为种族延续而设的诱饵，人都是主动上钩而不觉得。”演化心理学建立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科学的调查数据检验了这些道理。

从进化的意义来观照，人类的择偶行为，与其说是为自己找个好伴侣，不如说是为孩子找个好父亲或好母亲。由于两性在生育方面具有天然的不同分工，男性更看重女性的生殖力，包括年龄和外貌等个体特征。女性更看重男性为育儿带来的资源，包括获取资源的体力和智力，以及专情的程度。美国演化心理学家巴斯（David Buss）调查过全球37个文化群体，从南非祖鲁人到中国大陆人，他发现男性普遍在择偶时看重外貌，都倾向于找比自己小两到五岁的姑娘。而女性更看重对方未来的收入状况，喜欢找比自己大几岁的丈夫。

为阐明演化心理学，赖特将达尔文作为个案研究，让这门学科的鼻祖现身说法。达尔文的传记资料非常丰富，让赖特可以了解他求偶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上文简述了达尔文为何娶了艾玛，我们再来看看艾玛为何嫁给了这位学者。

达尔文性格温顺，不喜争斗，属于雄性激素水平较低的男性。这从他圆圆乎乎的脸庞也可以看出，达尔文曾认为自己的外表“令人厌恶地平庸”。然而，他生长在富裕家庭，事业有成，不爱沾花惹草，这些都是吸引女性的特征。艾玛在婚后给她姨妈的信中称：“他（达尔文）的性格非常温和，是一个积极肯干的人。”

青年时期的达尔文和艾玛

在奥斯汀的小说《理智与情感》中，女主人公玛丽起初嫌布兰登上校严肃老气，爱上了英俊轻浮的威洛比，“一个三十五岁的沉默寡言的人，跟一个二十五岁的朝气蓬勃的人相竞争，哪里能有什么希望呢？”然而，威洛比对玛丽并无承诺，布兰登上校则以持久的爱心让她回心转意，两人终成眷属。

达尔文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和劣势类似布兰登上校，只是他没有经历那些戏剧性的波折，直接娶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伴侣。达尔文夫妇的婚姻宁静而幸福，两人共同生活了43年，一起养大了七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Henrietta Darwin）曾回忆说，父母的婚姻是一桩“完美的结合”。

人类婚姻的古今之变

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小说《青蛇》重新演绎了白娘子和许仙的民间传说。在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穿越了一千年，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白素贞化身为剪刀厂的女工，在烟雨濛濛的西湖畔又遇上了许仙转世的文艺男青年。李碧华暗示着轮回重复的两性关系，可现代人的婚恋模式已经与白娘子的宋代中国迥然不同，也与达尔文的维多利亚英国大相径庭。在工业革命两百多年后，男人还是男人，女人还是女人，可我们的生存环境与祖先相比已是另一番天地。

在传统的农业时代，男女到了性成熟期就可以谈婚论嫁；在当今的学历社会，我们的身体依然按照古人的节奏发育，可婚期被高等教育推迟了五至十年。这种基因与环境的“错配”导致了一系列婚恋问题。例如，今天的男人在择偶时仍然看重女方的年龄容貌，这种基于生殖力的选择偏好早就被嵌入了男性基因。可很少有女性还像艾玛那样养育七个孩子，不少家庭甚至不要孩子。生育任务的减免为夫妻节省出很多精力和时间，需要靠业余活动去填补，人们在择偶时就比古人更重视生活情趣。传统的标准再加上情趣的要求，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就比以往难了许多。

在保守封闭的熟人社会，即使像达尔文这样曾在剑桥求学的富家子弟，选择配偶的范围也不外亲朋和邻居家的闺女。结婚与否也不能仅由双方决定，两家的父母都可以影响甚至否定儿女的意愿。当年达尔文顺利结婚，就得益于双方家人的支持态度，他们都认为这是亲上加亲的喜事。传统婚制虽然限制了恋爱自由，可也保证了婚姻的稳定性。汉代经书《白虎通》说：“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泆也。”“防淫泆”就是避免性生活混乱，保持社会的基本单位遵守秩序。

在如今变动不居的“陌生人社会”，地理和社会意义上的流动性都很高，一个普通人也比达尔文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异性。然而，这种交往自由不见得能帮助我们找到最佳伴侣。面对诸多候选对象，我们常常处于举棋不定的焦虑状态，因顾此失彼而惴惴不安。即使像达尔文那样理性地计算成本收益，试图找到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好处的伴侣，我们也很难预料到未来的“市场风险”和“浮动空间”。何况，影视作品展示的浪漫爱情总让人幻想“还有比他/她更好的人等我追求”，因而错过最适宜的结婚年龄。

婚姻决策并不完全基于“价格”，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信息”。熟人社会的婚配制度具有信息对称的好处。达尔文和艾玛虽是近亲结婚，可青梅竹马，知根知底。在今天中国的大城市里，青年男女的接触则从了解对方的“基本信息”开始。起初的短暂接触后，双方主要根据对方的外在条件决定是否继续发展关系。这种机制使内秀者处于劣势，而便于品性不良者掩盖自己的劣迹。不了解过去，也就不易把握未来。结婚后日久见人心，之前潜伏的矛盾便爆发出来了。

婚姻自由一方面确立了男女结合的自主性，尤其使女性从传统婚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不再明确，婚姻日益被视为一种不断变动的“合同”，总是处于谈判和妥协之中。我的老师郑也夫先生在其大作《代价论》中写道：“父权制的最大收益在于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她）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中，得到一种‘安全感’……进而获得一定的效率。”达尔文结婚时就很清楚，艾玛将为他生养孩子和“照顾房子”，艾玛也清楚达尔文“积极肯干”，能够承担父亲的责任。

今天我们的确赢得了婚恋自由，可不见得提高了婚姻质量。当婚姻出现问题时，夫妇们倾向于以分手了结，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也趋于简化离婚过程。从《物种起源》问世的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每年的离婚率从每千人不到半对上升到了每千人近四对多，约三成的婚姻最终以离婚告终。现代社会动摇了婚姻制度，这可能是我们为享受经济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没有人能够回到过去，大多数人也不想回去。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幸福美满的婚姻，达尔文、他的进化论和他生活的时代仍然可以为当代青年的婚恋提供启示。

此文2018年2月26日刊于腾讯大家网站，后收入《可有一线穿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