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能摆平一切？富可敌国的药企与致命的“健康生意”

在美国，疼痛是一门可以暴富的生意。

美国药企巨头普渡制药，以疼痛为名，兜售从鸦片中提取或人工合成的具有镇痛和镇静作用的阿片类药物奥施康定。

当时，阿片类药物已被广泛证明具有高成瘾性，仅仅用于重度疼痛。然而，普渡制药在宣传奥施康定时，极力强调其缓释配方可以减少成瘾的风险，并且适用于中度疼痛的患者。

他们通过举行大量研讨会、会议和培训活动来教育医生，并提供免费样品以促进处方。他们雇用了大量销售代表，这些代表接受专门培训，以强调奥施康定在疼痛管理中的优势并淡化其潜在风险。

医生、药企、科学家、监管机构、政府要员，无一不被暴利牵引，卷进一场“以健康之名制毒”的致命生意中。

尽管在1996年上市以来，奥施康定已经被认为直接导致成瘾和死亡人数的激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仍然在2001年的修正版药物奥施康定标签中加了这句话：“用于疼痛管理的患者很少会上瘾。”

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背后交织着医学、科技与资本的艰难博弈。大型制药公司处于公共福祉和私人利益的交汇点，了解它们走过的崎岖之路，才能更充分地认识到崇高抱负和嗜血贪婪之间的冲突根源。《嗜血制药》作为对当代美国的纪实观察，深入还原了美国制药史上这个癫狂与惊心动魄的灾难。

奥施康定的滥用和转移问题吸引了司法部的兴趣。

约翰·布朗利是美国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新上任的联邦检察官。旁边的西弗吉尼亚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获得布什总统提名之前，36岁的布朗利一直是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检察官助理。

抵达弗吉尼亚州检察官办公室后，布朗利对部门的规模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它非常小”。对比华盛顿的标准，确实如此。

华盛顿有350位检察官，有近400名后勤人员。美国共有5300位联邦检察官，但弗吉尼亚州西部地区只有23位，其中4人负责民事案件；有22位后勤人员，其中只有2人是调查员。

虽然部门规模很小，但布朗利在上任后一个月，就开始了二项雄心勃勃的初步调查。其中一项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调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否将机密技术非法转让给其他国家。第二项是对普渡公司和奥施康定的调查。

布朗利想查明药品制造商是否对这种初露苗头的“流行病”负有法律责任。在接下来几年中，他带领由九个州和联邦机构组成的奥施康定工作小组展开了调查。

起初，普渡总部并没有太关注在阿巴拉契亚腹地展开的调查，而且参与调查的检察官从未指挥过重大案件。普渡公司已经习惯了在同一战线上积极防御。那一年（2002年），在第一波指控奥施康定让人上瘾的民事诉讼中，普渡公司大获全胜，赢得了陪审团的支持。

霍华德·乌德尔吹嘘说：“我们从来没有庭外和解过，一次都没有。那些想快点拿到钱的人身伤害案的律师会继续失望下去。”

雷蒙德·萨克勒和他的儿子理查德并不那么乐观。缉毒局是个麻烦。然而，它不能提起诉讼，也不会像拼命的联邦检察官那样制造混乱。

“谁能更好地代表普渡公司？”雷蒙德·萨克勒在诺瓦克总部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问。

鲁迪·朱利安尼是“美国市长”。在连任了两届纽约市长后，他神气十足。而就在几个月前，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他因沉着冷静的领导能力受到了广泛赞扬，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荣誉骑士勋章。

2002年1月，他卸任市长一职，开了一家朱利安尼合伙股份有限公司。朱利安尼在推销其人脉和影响力。作为著名的纽约南区前联邦检察官，他与司法部许多高层官员都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与缉毒局局长阿沙·哈钦森相识已经20年了。

萨克勒家族想，朱利安尼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来阻止布朗利对弗吉尼亚的调查。普渡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并没有异议。

2002年5月，普渡公司聘请了朱利安尼合伙股份有限公司，普渡是这位纽约前市长的第一个重要客户。由于普渡公司和朱利安尼合伙股份有限公司都拒绝透露，这笔费用仍然是个秘密，但后来普渡在诉讼中出示的文件显示，它每个月都要付300万美元的律师费。当然，它付得起。奥施康定每周收入3000万美元，约占公司利润的90%。

普渡公司与朱利安尼直接相关，它聘请他来解决华盛顿正在酝酿的风暴。当缉毒局的劳拉·内格尔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的反应是他们绕过了我，去找了鲁迪。他们以为这样就能用政治手段解决这个问题了。”

朱利安尼派纽约警察局前局长伯纳德·凯里克去监督普渡公司位于新泽西州托托瓦制造工厂的安全事务。凯里克也加入了朱利安尼合伙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工厂生产的奥施康定下落不明，引起了警察的注意。8月，朱利安尼与缉毒局举行了会议。

几周后，凯里克告诉《纽约时报》：“我和市长会见了缉毒局局长阿沙·哈钦森及其工作人员，还有普渡公司的人（指法律顾问乌德尔）。”负责禁毒执法的司法部副部长卡伦·坦迪也出席了会议。“我们不希望普渡公司最终被法院接管，”凯里克说，“不然它就倒闭了。我想看到的是，我们通过此事为行业设定了安全标准。”

恐怖袭击一周年的前一周，朱利安尼同哈钦森与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一起，出席了缉毒局关于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的展览的开幕式。朱利安尼发表演讲，为禁毒执法博物馆筹集了2万美元。演讲结束后，哈钦森邀请劳拉·内格尔加入他和前市长一行。一周后，他们聚集在朱利安尼俯瞰时代广场的24层办公室里。朱利安尼的奥施康定团队展示了30分钟的PPT，探讨“如何防止奥施康定误落他手”。其核心理念是，普渡公司有好药，并且尽力遵守所有必要的法律法规。现在需要的是尽早发现药物滥用与转移的工具。缉毒局的两人说得很少。“我们主要在听。”哈钦森后来说。

内格尔急着回总部。同事们回忆说，她回去后痛骂这场“马戏表演”。她很快注意到，普渡公司采取了另一种制药公司常用的把戏：雇批评者来压制批评者。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前部长路易斯·沙利文博士成为普渡公司的顾问，负责在医学院开设有关疼痛治疗的课程。缅因州检察官杰伊·麦克洛斯基曾是联邦政府最早批评普渡公司的产品宣传策略和奢华的医生旅行的人，后来他成为公司的法律顾问。负责监管奥施康定审批流程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柯蒂斯·赖特博士成为普渡的高级医疗主任。

同年秋天，普渡公司面临着佛罗里达州检察长办公室的一项广泛调查。理查德·萨克勒、迈克尔·弗里德曼和哈多克斯计划了对策。85岁的莫蒂默和81岁的雷蒙德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

11月，普渡公司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招聘”，以反击政府正在进行的调查。伯特·罗森是一位制药业说客，熟悉华盛顿的权力核心，人脉四通八达。罗森在诺华制药担任高级副总裁，负责通信与政府关系。萨克勒兄弟把他挖了过来。和蔼可亲的罗森是在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法律的时候开始对政治产生兴趣的。在南卡罗来纳州，他是资深参议员弗里茨·霍林斯的助手。获得法律学位后，他成为辉瑞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政府关系主管。罗森在社交和交易决策方面很有天赋，可以驾驭华盛顿各个机构和立法者。离开辉瑞之后，他在百时美施贵宝负责了3年的政府关系，然后在史克必成公司做了8年的“政府事务”，最后加入了诺华。普渡公司为他设立了一个新职位：联邦政府事务副总裁。

罗森加入公司的时候，萨克勒家族正在增加他们对政客的捐款（自1996年以来，他们向300多名候选人和政治团体捐了230万美元。甚至亚瑟·萨克勒在死后也作为捐赠人出现在公共记录中，有时玛丽埃塔·萨克勒会以她已故丈夫的名义捐款。）随着普渡公司和其他阿片类药物制药商受到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这些公司纷纷掏出腰包，游说国会和州议会。十多年来，销售阿片类药物的制药公司在游说州和联邦政府官员上花了7.46亿美元。除此之外，他们还花了8000万美元拉拢州和联邦候选人。他们对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投入几乎相等。罗森指导普渡公司的游说策略。他领导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组织—疼痛治疗论坛。该组织由多个制药公司组成，在10年内花了7亿多美元，游说扩大阿片类药物的配售范围，并游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放松配药规定。

经过几个月的谈判，朱利安尼设法解决了佛罗里达的调查。佛罗里达州检察长同意放弃调查，作为交换，普渡公司同意支付高达200万美元的费用，用于一项“处方监测计划”。该计划允许佛罗里达州保留所有开麻醉药处方的医生和患者的数据记录。然而，普渡公司从来没有开发过这种软件。令人费解的是，佛罗里达州退还了普渡为该项目提供的资金。如此轻易地放过普渡公司是一个巨大错误。在接下来的8年里，执法部门给佛罗里达州布劳沃德县密集的黑药房起了个绰号，叫作“奥施速运”。1000多家诊所配售的奥施康定比美国任何一个县都要多（最高占全美总量的89%）。2011年《纽约时报》说：“处方药（尤其是羟考酮）的非法销售在佛罗里达州蓬勃发展，因为当地缺乏广泛使用的处方药监控系统。”这是普渡公司在2002年答应州检察长要交付的软件，但始终未能完成。

朱利安尼还帮助普渡公司顺利通过泰德·肯尼迪在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医生和患者敦促政府阻止“奥施康定的误用与滥用”。但是，该委员会并没有兴趣把奥施康定单拎出来。康涅狄格州是普渡公司的老家，当地参议员克里斯托夫·多德似乎每次都在质疑声高涨的时候帮了普渡公司一把。他坚持认为，奥施康定滥用程度最高的县长期存在此类问题。

由于参议院的调查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伯纳德·凯里克宣布对普渡公司位于新泽西州的奥施康定工厂进行严格的改革。劳拉·内格尔对普渡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该公司对管控物质制造态度傲慢。二年内，她发起了两个指控奥施康定滥用与转移的诉讼，只有这一次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普渡公司。但是，朱利安尼仍然设法使普渡公司逃过一劫，只需要应对民事指控。一旦联邦法院批准，普渡公司只会面临20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它存在安全过失，没能执行避免药物流入黑市的法规。

在那时，奥施康定的销量已增长了20倍，年销售额已达到20亿美元。200万美元虽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正如普渡高管吹嘘的那样，“还没有（奥施康定）一天的收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