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洁：由上海带动“面向世界”

本文刊载于2025年2月18日《解放日报》第12版：思想周刊/文史

与早于上海开放的广州、同时开放的厦门和福州等地相比，上海缘何更为快速地成长为近代中国最富活力的国际大都市？开放之外，还可从更长时段的历史变迁、更广区域的内在互动中来予以考量与把握。

上海的江南

近代以前，上海就已出现“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之繁盛情形。研究显示，鸦片战争之前，以上海港为中心，已形成北洋、南洋、长江、内河及国外五条固定航线。此后，五口通商条约缔结，中外贸易体制发生重要变更，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通商口岸。

上海成为新的江南中心城市，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上海周边地区的战事（19世纪50至60年代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战争）。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时封锁大运河交通，致使杭州失去了以京杭大运河为主干的商业网络中心地位，苏杭二城亦毁至残破。“东南完善者，独上海一隅”，故苏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

出版于1930年的《江苏人文地理》提到：在沪华商约有十三帮，宁波帮人数逾10万，多业洋货，绍兴帮人数约3万，多营钱业及酒店，杭州帮营丝绸之业，锡金帮营丝业，徽州帮营茶叶，镇江帮营钱业、银行、绸业，江南地区占半壁。

研究认为，“此时虽然仍有在运河沿岸和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从事商业的，但主要的资金都转到了上海”。江南移民从劳动力、资本、消费市场和社会分工等诸多方面，有力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与城市化。

世界的江南

与上海的国际化同步发生的，是整个江南的“走向世界”。江南地区在传统时代“面向全国”，之后则由上海带动，在许多方面转变为“面向世界”。

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素来为江南经济的两大支柱。苏州为区域市场体系的中心，组织整个江南区域的商品流通；南京、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则组织原料及手工产品的集散，并与苏州保持紧密联系。由此，江南地区得以构建出一个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区域经济网络。

上海崛起后，苏杭则作为其腹地，仍然保持了比其他地区更优越的集约化经济条件。在上海的出口商品中，占全国出口额50%至90%的茶、丝、猪鬃、面粉、土布、丝织品、陶瓷器等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尤其是太湖地区。作为腹地的江南，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它既作为上海的腹地，又与上海一同深入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网络之中。

近代以来，外商纷纷在沪开设缫丝厂，江南则随之成为原料产地。20世纪初，苏州地区“桑树一项，则遍地皆是，居民稍有隙地，虽三弓五弓，亦必栽桑”；吴县东西两山、横泾、木渎、光福、古华、香山、善人桥各市乡育成之蚕茧，岁可产三千五百余担。19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的洋商陆续在洞庭、西山、东山设立茧行收茧，继而转运至上海；“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

英国副领事阿连壁在1879年度上海贸易报告中称，上海是湖州、南浔等大产丝区的出口港，浙江省运来的中国商品数量比其他任何一省都要多些，因为产丝区位于该省境内；而上海所在的江苏省，其进口商品总值则比其他各省的总值都要大。20世纪上半叶，苏南及苏北沿江地区的鲜茧80%以上都是先集中在无锡，再由无锡销到上海。苏州的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

在与上海的区域性联动中，更多的分工与合作得以孕育，江南市镇的外部市场进一步扩大。这种辐射和带动，不仅是有形的、物质性的，还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结构性转型。

比如，丝绸大镇盛泽的绸商迅速向上海拓展业务，与洋行直接交易，新的技术与工具陆续引进。光绪以降，盛泽丝绸业正式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这一转型导致了对织工尤其是熟练工人的需求不断增加，“乃往杭湖各地召集织工来盛，约增四五百人，以后各处来的织工，日渐加多，迄今约千人”。

开放的江南

由上海带动而进入国际网络，也不是那么简单发生的，还与江南这个区域的历史习惯及其传统优势有关。明末清初始，江南地区便是中国接受西学东渐进程的先锋区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西学东渐”中影响巨大的徐光启（松江）、李之藻（杭州）、杨廷筠（杭州），均为江南人。他们对“格致穷理之学”有极大兴趣，希望将西来的图书择其“有益于世用者，渐次广译”，还呼吁“尽用西术”，学习西洋火器制造术。

有学者分析，晚明以来的西学，“江南接受的人最多，水平也最高”。徐光启讲“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强调的是对陌生的世界不排拒、因自足及自信而接纳会通、以会通而抬升自我，基本上解释了上海及江南在近代快速成就高度世界化的原因。

晚清以降，上海之外，宁波（1842年）、镇江（1858年）、温州（1876年）、杭州（1895年）、苏州（1895年）陆续开埠，加上自主开埠的吴淞（1896年）、南京（1897年）、海州（1905年）、浦口（1912年），江南地区可谓积极主动地“打世界牌”。以此为基石，上海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东亚第一大国际商港。

区位优势与交通条件紧密相关。利用长江与大运河水网是上海与江南腹地联通的传统途径，加之轮船招商局等近代中外轮运企业兴起，“轮船迅驶，北自京畿、南达海徼者又不在苏而在沪矣”，以致“丝货均至上海贸易”。上海还是沪杭甬线、沪宁线的连接枢纽。1933年，茅盾在《“现代化”的话》一文中写：跟着交通的发达，向来鄙塞，洋货和钞票不大进得去的地方也就流通无阻了；生活程度也慢慢地跟着高了；生活程度高，又是“现代化”的显著特征。

还有更鲜活的描述，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这样记载：“在沪宁路上，以三等车最为热闹，数亦最多，因沿路一带多乡村小市镇，出入往来频繁。近上海的几个小车站无论了，即过苏州到无锡，由无锡到常州，也还是乡镇密集之地。三等车以农人居多数，向来以肩挑背负上市场的，现在有了火车，省力得多了。车厢中塞满了蔬菜瓜果，还有鱼米鸡豚。”

（沈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