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灵魂伴侣”离婚了

小河和陆扬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接近“灵魂伴侣”的人。十多年前，他们在文学研究生的课堂上认识。那堂课是讲世界各国的文学文本和经典影片的，不是他俩的专业课。他们纯粹喜欢汲取知识。小河研究艺术史，后来一路读博士、做教职。陆扬是文学青年，毕业后在出版业和新闻界干了一阵子，有许多知识界的朋友。

他们关系的开始，有点像两个人成为彼此的脚手架，一起搭建彼此的精神世界。小河求知欲旺盛，研究的课题也冷门，需要找很多偏门文献和电影。陆扬在她眼里算是“IT男”，很擅长找冷门资源，“他无论什么都能找到，然后喂给我，我花很大力气看完以后，跟他分享我的理解。现在想起来，好像是这么一种‘养成系’的过程”。到了后来，有的文献不是她要求的，只是他感兴趣，也先给她看，再兴奋地听她谈论。

他们有灵魂撞击的时刻。看完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从电影院出来，陆扬第一句话是：“那四个女孩不都是你吗？”小河觉得不可思议，那简直不叫契合，而是精神上的重合。“我很熟悉我自己，我非常确定这四个女孩身上各有75%和我相似的地方，但这是非常个人的感受。他能这么说出来，说明他对我的熟悉程度不亚于我自己。”

人们向往灵魂伴侣，因为极度精准的共鸣可遇而不可求。图为电影《海街日记》（2015）剧照

小河的博士论文题目要研究中国书法字体的起源，比如研究中国书法怎么从篆书、隶书、楷书一步步走过来，这些字体是怎么从无到有产生的。“我会寻找一些关键性的证据，去证明它在某个时间点出现了端倪。”她愿意钻进去，找一种字体的起源，而这个瞬间起初只是某位书法家脑中的灵光一现，研究者能做的只是从笔迹中寻找端倪，连点成线，串成字体演变的逻辑。

我在小河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跟她碰过一次面。我们坐在公交车站等人，她在呼呼的寒风里给我展示手机里的文献，那些来自石碑、摩崖石刻或者古书的文字，大小不一、模糊不清，看得我两眼发花。我不大听得进去她在给我讲什么，只觉得那些字放得极大，变成了抽象的图案。她告诉我，这些文献多半是陆扬给她弄的，很多没有电子版，需要从图书馆里搜罗出来、扫描、排版，方便她来整理和分析。

不得不同意，你会由衷羡慕这样一种关系。尽管他们两人关心的事情，旁人可能听不懂，但恰恰是那种狭窄的共鸣格外珍贵。在小河心里，这世上只有陆扬才能有耐心听她讲述书法里的一个笔画为何让她感动。当她讲给陆扬听的时候，他真的全神贯注去观察，同意她的发现，而且不是假意附和，“他会真的因为我发现的这个想法而哭起来，他哭的那个点恰恰就是我觉得最应该哭的点。这么一说，仔细想想，这个世界上我不一定能再找到一个人了”。

陆扬对我复述了相似的片段，只不过没有那么久以前。小河最近半年在访学，周末特地去邻市听了书法研究的讲座。回来以后跟他讲赵孟頫的书法，和当时的朝代更替、个人命运的关联，这些复杂的背景又如何和其字体勾连起来。陆扬给我复述了一大段：“我听到她谈这些，就会有种感慨，这对我来说属于人类共同的困惑。我觉得有些普遍性的问题是人类能共同感知到的，而你总会被这些东西打动。”他说得没错，她身边很难找到别的人分享，我就没听进去。

不过，他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她那种持续至今的、过于充沛的求知欲已经让他难以忍受，“如果没有工作动机，我不会去这种场合，学术交流我已经不感兴趣。上次我去那位作家的新书发布会，只是因为我想见见老朋友，不是因为我真的对某地的国际形势有兴趣。”

这段话是接在一段关于家务和育儿的牢骚后面的。他们已经离婚一年了，陆扬仍然花很多时间围绕着她和孩子打转，他把这归于自己的“懦弱”。他给我讲另一件事，在我看起来有点学究气的可爱——他们有一只装衣架的箱子，不用的衣架都扔在里面，小河要晾衣服的时候发现衣架堆叠在一起，很难解开，她愤怒地写了一张纸条放在上面。陆扬看见，气得把纸条扔了。他们没有为此吵架，他知道她会把这归为他的“懒惰”，接下来他们会进入一段关于什么是“懒惰”的概念辨析。

我提到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一对年轻人在餐厅偶遇，发现彼此在文学、漫画和电影上的爱好如出一辙，一头扎进爱情，最后在生活的琐碎里分道扬镳。那个故事引起了广泛的、关于灵魂伴侣之爱的讨论。

陆扬立刻反驳，他说他们的精神共鸣比喜欢同一本小说、同一个导演或者同一部漫画深刻得多。小河干脆没有听说过这部电影，她把他们的精神互动形容为“喂养和刺激”，互为精神发电机。这就是他们关系的核心，剧烈的、深刻的、一个推着一个往精神艰深处走的共鸣。

世上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关系吗？我想。但是，他们分别从电话那头告诉我，还是算了吧。

“进步主义者”

“进步主义者。”小河说这是陆扬用来批评她的词，“你觉得他说进步主义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真的不懂。”

我试着揣测，“进步”是不是说她在学术生涯里的追求，比如读博士、找教职，使得整个家庭其实要随着她的工作移动？或者是我们现在很重视的“女性独立”，她强调女性在家庭生活里的平等权利，甚至更占主导地位，而他感到有点委屈？

客观上来说，他们的关系是相当平等的，甚至一定程度上以小河的求学和求职为中心。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祖国西南的省份，最近一年，小河在杭州访学，带着孩子到杭州，陆扬半年里仍然有四分之三时间从上海跑到杭州照看孩子。要说人可以为了一个精神契合的伴侣，付出多少体力和金钱上的成本，我想不出更好的例子了。

小河对“进步”有自己的理解。“他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要比前一天有个翻天覆地的进步，我的生命是后一天比前一天要有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我觉得我是这样活着的，你可以去描述我的状态，但我不应该被批评。”他们离婚的理由也和这个词相关，“我不能忍受他不进步，他的人生没有向前发展。”

她一直很有主意，充满生命力。尽管有些决定在他人看来可能有点冲动，但这都算是她为生命的进步所做的努力。她在博士第一年快结束时结了婚，第二年决定生孩子。这不是因为想给自己找一条退路，放弃学业，或者想干脆依赖别人把日子过下去，是因为当时学术上的停滞，让她觉得生活过于贫瘠枯槁，而她需要一点“生命上的撞击，让生活抖一抖，往前挪一挪”。

“我是生活的体验派。”她身体力行地贯彻自己的这套理解，如果要用当下流行的话来概括，就是有极强的“主体性”。哪怕一般女性视为个人事业发展拦路虎的生育，她也觉得是极其有益的碰撞。比如孩子哭的时候会分泌乳汁，手臂肌肉的力量随着孩子的体重曲线精密增长，“这种真实的经验对你的生活是很大的推进”。结婚这事儿虽然失败了，但是没有结婚就没有离婚，而离婚让她意识到她原来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的生命需要外力的撞击，结婚、生孩子都是这种撞击的一种。”

“我说进步主义者，完全是中性的。”陆扬说，但是他忍不住又嘲讽了一句，“她适合加入‘影视飓风’，他们的口号是‘无限进步’。”

深刻，共同进步，一种过去让他们产生联系的东西，现在成了阻碍。过去的一两年里，小河见到最多的场景是，当她写书法到两三点钟，回到家里，会看见电脑屏幕的光照在陆扬乐呵呵的脸上。“他看喜剧节目或者球赛，或者享受他快乐的人生。我一进门，他就摘下耳机，关掉电脑，睡下了。他说他不想要任何深刻的思想，不想读任何一本书，只想快乐度过每一天。”她发自内心地不明白。

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从小河的角度看，是一个人在自我发展的路上落下了，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放低了，或者像陆扬理解的那样，他太软弱。

她要求的那种进步并不是什么很高难度的事情，也没有特定的标准，不是要求他和自己一样去读一个博士学位或者当教授，而是能够从哪怕很微小的自我更新中获得满足感。她遗憾地对我回忆，在孩子还小的时候，陆扬每天晚上给孩子讲一段自己编的故事，她觉得他讲得棒极了，鼓励他把故事写下来，可以出版。陆扬一直拖着没有做，甚至说“我把这个IP给你，你来写”。她试过，写不下来，因为她没有他的叙事天赋，“我是诗人，他是小说家”，继而更对他感到生气。

陆扬对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太累了，而且“我的自我定位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从北京搬到上海以后，为了兼顾养娃和工作的需要，他在小河亲戚家的公司谋了一个职位，搞起了外贸，负责管理供应商，代理产品销售。选择这份工作有很多无奈的成分，但他一路做到了现在。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这份工作改变了他的思维模式，“这些事务是非常务实的，我要处理很多事情，但要找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背后的真理”。他干过出版业，见过小说家的生活，能清楚算出一个如今还算混出名堂的小说家，卖出一万本书算是进入畅销行列，但如果卖不出影视改编权，也只能挣几万块版税。不计成本的体验，极耗精力的进步，那种人生日日更丰盈的体验，他觉得都没有必要强求，除了觉得累，也有祛魅的成分在里面。

真理固然好，但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十年前，陆扬可能也想把拉康或者德勒兹读明白，现在，他觉得读不明白也无妨。他过去想读明白维特根斯坦，现在觉得读读传记也行。有一部纪录片，小河推荐他看，他好几年都没有看。那是一部关于细菌世界的片子，起因是她告诉他洗完澡要把脚擦干，否则真菌会蔓延到整条毛巾，而话题进行到这里是不够的，她觉得他有必要了解真菌的蔓延机制。“她非常愿意将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和你分享，让你了解事情的缘由。但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了解这些。”总之，他觉得生活让他明白了一件事，“不想弄明白真理也没什么不好的。”

他接受生活对自己精神世界的改造。前不久，他们和大学认识的朋友吃饭，那位朋友也是学者，他们在饭桌上讨论了许久《红楼梦》。聊完以后，小河感觉自己对《红楼梦》的了解不足，回来后又去找视频学习。陆扬说：“你能不能不要再讲了，我现在脑子里不想装下这些东西。”可小河依然孜孜不倦地追问：‘你不会为不了解这些而感到羞愧吗？’”

陆扬有点抱怨，小河就是在访学期间学学书法，也一定不能比别人写得差，每天练到晚上十一二点。陆扬劝她去睡觉，“不然孩子早上起来你什么时候送走？”她说不行，因为她是特地来到杭州，在专业院校学习书法。同学们都练了很多年，写得比她好，她必须练习。“她真的会为此感到羞愧。”陆扬说。

陆扬更多地对我谈到他私下的精神生活。之所以“私下”是因为他仍然很难摆脱小河的影响，羞于在小河面前享受“肤浅的东西”。不过他很肯定自己的精神爱好不是“退步”。陆扬现在听一些金融知识、商业播客，研究期货的原理、商业伟人的传奇，或者中国基层治理结构。那里面也有让他震撼的知识，比如宜家的运营方式、如何与程序员相处，或者百年企业是如何生存的。他在开车的时候听，在晾衣服的时候听，尤其是开高速的时候，最好是偷偷听，“因为你内心还是有些羞耻，你担心旁边有个人会点评说，你在浪费时间”。

《过往人生》剧照

“对和对的争执”

和我通话的时候，小河正带着学生去广州看展，她保持着随时享受和分享浪漫生活的习惯，给我拍了一张宾馆天台的照片，“你下次来一定要住这里，能看见珠江”。

五天前我跟陆扬通电话的时候，他显然是坐在一个很嘈杂的地方。他只有周一有空聊聊，因为上个周末和这个周末一样，小河要去另一个城市听讲座，而他带着孩子爬了一天山，晚上小河回来，负责陪孩子玩积木、看看书。

他们的工作决定了各自的时间表。小河保持着学者的作息，夜里两三点的时候最精神，中午起床是常事，下午开始工作。陆扬负责的客户多在海外，晚上10点以后才是他集中回邮件的时间，不过，他得确保自己早上能爬得起来送孩子上幼儿园。

两个人对婚姻里的现实困难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从自己的角度看，都有道理，从对方的角度看，简直有点冷漠。

《我的前半生》剧照

小河跟我讲陆扬在工作上不思进取。因为在小河亲戚家的公司干活儿，他可以弹性上下班，也没人会认真计较，她觉得他就这么得过且过地工作，在任何方面都不思进取。而陆扬跟我说了两遍，他去年是公司的销冠，他耗费了巨大的努力才和自己和解，即使离婚后仍在那里工作有点尴尬，他也不肯放弃自己打拼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走，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我绝对不会主动离开”。

其实小河的工作也是在陆扬的帮助下找到的。他没有抱怨她继续留在那里，因为“她这个人，确实也很难适应别的生活”。这份教职虽然挣不了太多钱，也不算很有发展空间，至少能让她自由地探索深刻的知识，“那里除了她也没别人干得来”。离婚后，小河也想过要离开，后来她决定专注于自己，“我之前觉得这里是他的主场，后来想想，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就是地球上的一个地方，是我的主场”。

当我用小河的口气，问陆扬为什么不“进步”，为什么不写小说了，为什么不换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再读一个学位，他都会回到“拮据”的问题上。他提到幼儿园的费用。因为小河带着孩子暂居杭州，他们在杭州没有房子，上不了公立幼儿园，只能上私立。幼儿园倒闭潮过后，生存下来的只有最昂贵的私立幼儿园。他们想找一间五六千元一个月的幼儿园，周围的三家价格合适的全部歇业了。最后咬牙上了一家，4个月将近5万元。

小河对育儿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无论工作如何变化，她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孩子，也表示愿意承担单独育儿的责任。他们签好了协议，“如果有一天陆扬不再愿意付出体力，那么他可以付出大概3500元一个月的抚养费”。如果钱或者人不够，可以找父母帮忙。不过，她至今为止还是更愿意让陆扬来帮忙照顾，反正他也没有反对。她最近在和几个朋友装修一个工作室，希望将来能做一个育儿共享空间。“譬如四五个人，大家轮流照顾一次，有一两个人负责照顾就可以了。不然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浪费。”

陆扬对我说，他读了学者陈朗的悼词。陈朗和徐宏，这对学者夫妻充满爱。遗憾和矛盾的婚姻，在2024年初引起了一波关于才华横溢的女性，如何在家庭中仍然不得不牺牲自我的讨论。陆扬觉得他就是婚姻里的陈朗，有句话让他深感震撼，他特地要把原文翻出来，一字一句念给我听：“我想起小孩因为新冠停学在家的时候，我在家里疲惫不堪，他在网上挥斥方遒。国家、革命、现代性，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和他的朋友们聊女性主义的时候，我心中冷笑。”

《凡人歌》剧照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后面那段话：“嫁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怎么可能幸福。你们想要的是同一个东西，但是总得有人管孩子、报税、理财、做饭，于是这就成了一个零和博弈。……在资本主义社会混下去需要效率，而效率需要劳动分工。”

按照现代独立女性的价值体系，小河的心理状态可以打满分。我问她：“你承认他在家庭中分担的事情，支撑了你现在的生活吗？”小河不愿意承认。如果说她的生活建立在他的贡献或者说牺牲上面，那他的“不进步”不就变得高尚了？她觉得他完全可以去追求他想要的生活，如果他不愿意为了养家糊口而放弃写小说、放弃读书，他完全可以提出来。她会更高兴看见他去追求自我。只是他没有选择那条路罢了。陆扬也听过她跟我讲的那些建议，他的评价是，“她总在过一种想象的生活”。

两个人对“谁变了”这件事各执一词。她不能容忍他的变化，而他觉得是他的变化才能维持她的不变。他们一起看过一位法国作家写给妻子的信，里面说感谢妻子一直让他成为他自己，“陆扬觉得他的变化是我没有变的保证。但是我不承认这一点，是他变了，或者他回到了他本来有的那个样子。如果他没有变，我们反而不会分开。”这本书是陆扬拿出来讨论的，他记得动机是想说明“每个成功女人背后都有个男人”，但他懒得去回想那是本什么书，“太累了”。我到底也没能知道这本书的名字。

“我们不是对和错的争执，我们是对和对的争执。”陆扬说。

小河依然在“生命的前进”这件事上的理解既灵活，也严格。她觉得不一定坚持追求学术，如果将来有机会去做生意，或者换个国家生活也是可以的，只要获得那种向前走的感觉。她最近在观察孩子的乒乓球教练，二十几岁的大小伙子，一天一天地教孩子打乒乓球，不恋爱，也不考虑未来，“就这么教下去，好像也没什么成就。我很难抵抗那种没有前进的焦虑。读了硕士，读了博士，好像每个阶段会给我们一个承诺性的东西，结婚、生小孩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工作，没有孩子，没有爱情，那十年过后，不仍然一无所有？他们是怎么承受这种空虚的？”

《甜蜜的生活》剧照

陆扬觉得自己已经从小河规定的“进化论”里跳出来了。他让我去看看费里尼的电影《甜蜜的生活》，罗杰·埃伯特在他的书里写，隔了20年后重看这部电影，他发现“马赛罗注定要以徒劳的方式寻找幸福，永无休止。或许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甜蜜的生活，但这一点你必须亲自去发现。”

陆扬讲了自己版本的《甜蜜的生活》。十年前，他第一次看《出租车司机》（1976年的美国电影），那时还在上大学，影片中匡扶正义、快意恩仇的游侠生活让他向往。去年他又看了一次，“一个年轻人，白天开车累死了，晚上跟狐朋狗友在快餐店吃饭。如果你真的代入他的职业身份，你会觉得他的生活有问题，过于浪漫化了”。

他还是去了因为很多部电影爱上的纽约，去了两次。第一次去纽约的时候，他还囊中羞涩，一间一晚1000多元人民币的酒店对他来说已经很昂贵，房间只有十来平方米，但在中央公园旁边，早上、下午、晚上，他每天都要出去玩。去年他又去了一次，他以为自己想要住在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因为他喜欢伍迪·艾伦。但那里离市中心任何一个美术馆都很远，需要一小时路程。等他在曼哈顿住上一间3000元一晚的房间时，他承认从今以后他真正理想中的纽约是《继承之战》那样的，是豪华公寓、楼顶的停机坪和呼呼生风的直升机。

有意思的是，小河同样记得这间酒店，不过故事是另一个样子。房间是她在订房网站Booking上找的，对比过以后选了性价比最高的一间。当他们走进大堂，想要换一间窗景更好的房间时，她记得前台有些冷淡地说“one room only”，她猜测是因为他们定的是特价房，她的羞愧感又来了，“除了精神生活以外，我也确实想要更好更从容的物质生活，那我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呢？”

现代社会给我灌输了一种信念，当我们接受更高的教育，汲取更多知识，探索更广阔的精神世界，我们便会更清楚怎么做自己，也更应该坚持做自己。但更融洽的自我，不一定带我们进入一种更好的关系。做自己和爱他人，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花了很大力气承认这一点，也能算是一种通向幸福的途径。

“说白了，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不想跟我这样的人谈恋爱。一个女的，平时总是想法很多，也挺烦的，对吧？”小河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向真理更近一步”的冲动，哪怕是知道我先和陆扬聊过，她也完全敞开地倾诉，这让她愉快，“跟你聊完以后，我感觉更清楚，离真理更近一步了”。

《小舍得》剧照

灵魂共鸣、金钱支撑、情绪价值，我们对自己的需求看得越清楚，分割得越明白，越发觉它们难以同时满足。为了孩子，他们很多时候还是住在一起，不过各自都觉得松了口气。小河想得清楚，他们还是育儿伴侣，也是精神伴侣，但不能再继续婚姻了。陆扬难得地在这一点上与她达成了一致，“我们只是从法律意义上失去了一个伴侣，但还是保留了一些东西，目前各取所需”。小河不再为他是否进步而困扰自己，陆扬也可以少一些“被管理”的感觉，小河很喜欢一位朋友为他们做的总结，“你们进入了一段更灵活的关系”。

小河还是极度信任陆扬的电影品位，还是与他分享自己学到的知识。不过，她可能会找另外一种伴侣，能让她感觉和自己在一起往前走的人，哪怕不那么“懂”她也没关系，“或许从电影院走出来，他说不出我心里那句话，但是会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深刻的想法。这也挺好的，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