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央多年的山东抗日根据地问题到底是如何解决的？

1942年3月，奉命返回延安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突然接到教员急电：山东局势甚忧，你经山东时请务必详加考察，并予以解决。

见中央这样急迫，刘少奇一行人不得不加快了行程，往中共山东分局所在地东海县赶去。

那么山东根据地到底出了什么让中央忧虑的问题？山东根据地的问题最终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从1938年开始，为了创建和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央向山东派去了大批精兵良将，1938年4月教员挑选出160多名干部随同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返回山东，支援山东抗日武装建设，这160多人便是后来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骨干。

1938年9月，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又派肖华率领一批干部作为先锋挺进冀鲁边区，成立八路军抗日挺进纵队。

1939年初又派115师代师长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及精锐部队8000多人挺进山东支援八路军山东纵队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

为了统一山东的党政军领导，1939年6月中央又派出名帅徐向前、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朱瑞以及一批八路军悍将罗舜初、王建安等挺进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一时间中央向山东投入了大量资源，山东根据地是人才济济，猛将如云，谋士如雨，人民群起相应，赢粮而影从，形势一片大好，到1940年山东八路军猛烈发展，山东纵队发展到5万多人，而115师则发展到7万多人。

先后建立了鲁西、清河2个行政主任公署、12个专员公署、7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人口1200万，土地3.6万平方千米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但是1940年却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的转折点，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的停滞甚至是倒退，1940年以来，日军为了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战略后方，加剧了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接下来的1941～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期，仅仅在1941年，山东根据地就承受日伪军29次大规模扫荡。

可能是前几年发展得太过顺利了，山东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本该紧密团结应对大扫荡，但是在外部压力下，领导人之间却产生了裂痕，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的主要领导人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了分歧，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对115师很不满意，多次提出批评，1940年9、10月间的桃峪会议上，115师与山东分局，甚至是115师内部对战略方针，部队纪律、干部教育等方面都爆发了激烈的争论，由于部队纪律工作没做好，115师还受到了八路军总部的批评，在强大的压力下甚至连罗大帅都想离开山东，干不下去了。

他们先后各自向中央申述自己的意见，面对这种情况，教员多次来电，苦口婆心，劝说大家要团结，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山东纵队要相互靠拢，统一领导，精简机构。但是教员的话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山东根据地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反而形势越来越差，比如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山东纵队长期无法统一指挥，导致机构重叠，三个机关的人员加起来竟然有一万多人，这样庞大的机关面对日军的大扫荡机动性肯定是非常差的，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后果，这还是只是一个方面，再比如有的领导人想打运动战、有的坚持分散的游击战，思想不统一，经常扯皮。

1941年11月开始，日军集中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加上伪军，共5万多人的兵力，发动对鲁中沂蒙山区的大扫荡，这是抗战时期日军对山东根据地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在近两个月的反扫荡斗争中，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共歼敌2000多人，但是由于存在以上说的那些问题，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部队伤亡1400多人，一批高级干部和将领如山东纵队政治宣传部部长、115师敌工部部长、鲁中军区司令员等牺牲，群众被杀害和抓走的达到14000多人，被抢走粮食160余万斤，损失惨重，军民士气大受打击。

到了1942年日军又开始对山东根据地采取蚕食政策，加之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配合日伪军夹击八路军，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至1942年底，根据地人口减少到730万人，面积缩小到2.5万平方千米。除滨海、胶东、鲁中有成块的根据地外，其他各区均被分割成小块分散的游击区。

除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山东根据地又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41年春天，鲁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赤地千里，颗粒不收。广大群众没有饭吃，饿殍遍地。

天灾人祸，山东根据地已经到了极度危急的时刻。

山东分局和115师领导人自己也在反思问题所在，检讨自己领导上的不民主，作风上的机会主义，太平麻痹，英雄主义，工作上粗枝大叶等等，但是这些检讨也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源，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从何破局，如何扭转山东根据地的颓势。

远在千里之外的教员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他除了发出一封封电报也别无他法，党的政策在各大根据地都行之有效，各个根据地都在发展壮大，唯独山东在走下坡路，一定是没有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此时他需要一个有威望，能力全面的人去山东整顿干部、扭转局面。

恰在此时，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出色的完成了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回延安途中会经过山东，刘少奇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曾经就是他的下属，要威望有威望，要业绩有业绩，派他去再合适不过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刘少奇临危受命赶赴山东。

一到山东，刘少奇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其实早在1939年12月，中央就指出，山东根据地的严重弱点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使得群众运动基础知道今日还很薄弱”，刘少奇到了山东之后经过调查就发现，这又过了两年多了，你们这个缺点还是没改过来。

他毫不客气，直截了当的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被放到了第四位，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最薄弱的一项工作。

刘少奇一来就抓住了山东根据地所有问题的关键，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到底该如何发动群众？那就要靠中共的一项法宝-减租减息。

接下来，山东的中心工作就是减租减息，可是山东分局领导人说我们也搞过减租减息了呀，没啥效果。少奇微微一笑，我都已经调查过了，你们确实宣传过减租减息，但是仅仅把他当做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没有认真执行，有的地区虽然前两年搞过，但是收获不大，后来鬼子大扫荡就半途而废了。

山东一定要将减租减息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工作，要全党来抓，党政军民各方都来抓，所有的干部都要投入到减租减息的工作上来，只有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才能使我们得到群众完全的支持，刘少奇为何这么有底气？为何要这么大力的推行减租减息？并不仅仅因为减租减息是中央明令的政策，还因为它早在华中根据地就推行过了，事实证明确实是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的法宝。

刘少奇指出了山东问题的关键，也指明了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在山东分局领导层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说干就干，4月底开的会，5月4日山东分局就发布《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立即将减租减息工作布置了下去，这效率也太高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就这样在山东根据地全面展开了。

到1942年底，减租减息工作取得初步成果，一方面深入干部到最基层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打牢了中共政权在山东的根基，另一方面也确实改变了群众对共产党的态度，以前群众会排斥干部，甚至出现送礼贿赂的事情，现在不一样了，群众对干部非常亲热，对伤病员也很爱护，对民兵的信任和支持也是空前的，军民关系得到显著改善。

除了帮山东明确工作重点之外，刘少奇还帮山东根据地整顿了军事组织，将115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山东分局机关合并，终于使得庞大的机关队伍得到精简，从一万多人锐减到3500多人，充实了一线作战部队，提高机关的灵活性，这对于需要频繁转移的机关来说太重要了，山东纵队也与115师成功合编。

除此之外，刘少奇又趁此机会加强了对山东干部的教育，将自己这几年以来积累的治党治军发展根据地的经验倾囊相授，终于解决了干部的思想问题，使得山东的领导干部又重新团结到一起。

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帮山东分局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之前的湖西肃托，300多名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被自己人杀害，连后来万岁军军长梁新初都差点丧命，由于山东根据地发展太快，干部又缺，新提拔起来的干部素质又不高，山东分局领导力薄弱，导致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乱抓乱杀也极大了削弱了山东根据地的实力，这也让中央感到忧心忡忡。

为此中央也明令刘少奇纠正此严重问题，经过深入调查，他亲自审查相关案例，纠正冤假错案，在他的指导下，山东分局也及时发出《关于总结全山东锄奸工作的决定》，完善锄奸工作的制度，要求任何地区或军队逮捕任何一名党员，必须经过山东分局、115师政治部、山东纵队政治部的批准，罗荣桓也亲自指挥复查案件，发现冤假错案立即平反。经过刘少奇的努力，山东肃反扩大化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刘少奇在山东工作了四个月，解决了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终于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颓势，迅速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艰苦的1942年。

刘少奇返回延安之后，向中央详细汇报了山东根据地的情况，而这次汇报也坚定了中央的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那就是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任命罗荣桓成为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一把手，朱瑞被调回延安学习，这样能够坚决贯彻中央政策的罗荣桓全面负责山东根据地的工作，再加上刘少奇之前在山东的工作打下的基础，山东根据地终于从1943年开始步入正轨，并且最终发展得欣欣向荣。

到1945年，山东八路军部队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发展为一个拥有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千米土地。

山东解放区面积占全国解放区的13%；人口占全国解放区的24%；八路军占比1/4，民兵占比1/5，在各大解放区中首屈一指，为后来四野和三野的建立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