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姊妹》何家丽:长女，是一种处境

「母亲被要求成为完美的照顾者，而长女则被期待成为母亲的完美继承人。在这个闭环里，每个女性都在重复上一代的宿命。」

新年伊始,年代剧《六姊妹》以其细腻绵密的生活质感悄然涌入观众的视野。在皖北小城淮南,何家六个女儿的命运沉浮,勾勒出半个世纪的家国记忆。

剧中，由梅婷饰演的大姐何家丽的故事在大家心中泛起层层涟漪：八岁前与奶奶在淮南乡间相依为命，重返父母身边时面对的却是六个妹妹的啼哭与母亲刘美心的疏离；父亲何常胜因车祸猝然离世后，她扛起了看顾全家的重担。

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并不罕见，社交媒体上，“长女综合征”“做长女就是一辈子的无薪实习”等话题频频引发共鸣。许多长女在成年后回望自己的人生时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被孩子过”。

（“长女综合征”话题引发共鸣）

在东亚家庭中，“长女”不仅仅是出生顺序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标签：她 们是父母的好助手，是弟妹的保护伞，是承担最多、牺牲最多、却最少被看见的人。

长女，是一个身份，还是一场命运？长女的责任究竟是如何被塑造的？她们的付出与牺牲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自主选择？在家庭期待与个人成长之间，她们是否有另一种可能？

01

隐形劳动者：权力的虚位与责任的实存

“你是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你是姐姐，让着点妹妹”

这些话，我们听过太多次，以至于习以为常。但问题是，为什么姐姐“天生”就该让步？为什么长女的付出被视为本能，而不是选择？

长女的责任，不是一夜之间降临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理所当然”中被塑造的。

文学作品中,这种命运一再重现：《半生缘》中为了家庭生计而不得不委身富商的顾曼璐；毕飞宇笔下因父亲失势而被迫扛起家庭重担的玉米。现实生活中,郭碧婷曾在访谈中坦言自己从小就被要求“一定要养家”，大S徐熙媛也长期扮演着“出面为徐家解决一切问题”的角色。荧幕内外，“长女责任”已经成为一种跨越时代的文化期待。

（郭碧婷在访谈中谈“长女”）

何家丽的成 长历程展示了这种潜移默化的 过程：当母亲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小妹时,她自然而然地成为“帮手”；当家里经济拮据时,她会不动声色地让出好东西；当父亲说“丫头不如小子”时,她选择剪掉长辫，试图通过改变自己来获得认可。

（何家丽两次主动剪短发）

但她的努力从未换来相应的话语权。父亲在世时,她的婚姻由父母做主；在父亲离世后,她出面调解四妹五妹的矛盾,却被质疑“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在拆迁问题上，她甚至在母亲支持六妹的情况下，被赶出老宅。

何家丽获得的，始终不是实权，而是拟态权力——她被赋予“管理家庭”的责任，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种无形的责任，往往被包装成“姐姐的爱”——一种被美化的情感劳动。社会学家阿利·拉塞尔·霍斯柴尔德提出，“情感劳动”指的是那些维系家庭关系、照顾他人情感需求的无形工作。长女往往成为家庭中最主要的情感劳动者，她们安抚、体谅、让步、调解，却很少有人问她们：你自己呢？

（杰玛·哈特莉《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

长女的困境不仅存在于家庭，更是整个社会性别秩序的缩影。在职场中，女性常被期待成为“照料者”，她们被安排在更“有亲和力”的岗位上，被要求承担团队的情绪劳动，调节矛盾、安抚成员，在晋升时却常常被忽略。在公共话语中，女性被塑造成“包容、奉献”的形象。

（小红书@普鲁斯特的书）

于是，在这个逻辑里，一个女性如果不能为家庭、为职场、为社会“贡献自己”，她的存在就变得“无价值”。“女性的价值，在于她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而不是她想成为什么。”

长女困境的本质在于，她们的努力与责任，不仅没有被看见，甚至成了一种“被剥夺的自由”。这种困境之所以如此顽固，正是因为它借着“美德”的外衣，将性别偏见合理化为“天性使然”。

但长女的责任，并不仅仅是身份的产物。如果将时间轴拉长，追溯这些“长女责任”的源头，我们总能找到另一个关键的角色——母亲。 某种程度上，长女所承担的，正是母职的预演。

02

“长女如母”：母职流转中的自我规训

长女的困境,往往始于一场无声的母职传承。她们不仅要承担起“第二个母亲”的角色,更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与母亲的形象对话、较劲、和解。

《六姊妹》中，母女间复杂的代际关系体现得格外鲜明：当退休后的刘美心开始追求起事业的“第二春”，靠着祖传秘方卖起了八宝酱菜时，何家丽不假思索地指责母亲“不该为了做生意而耽误照顾奶奶”。

（何家丽指责母亲）

为什么在母亲尝试找回自我时，女儿反而成为了最严厉的批评者？正如学者上野千鹤子所说，她们既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也是“代际创伤最深的承受者”。当母亲刘美心终于想要走出传统角色、开始为自己而活时，最强烈的阻力竟来自曾经最懂事的大女儿。

这背后，是长女们难以言说的身份焦虑：她们看到了母亲的牺牲，却又将这种牺牲内化为自我价值的标准。当母亲试图打破这个标准时，等于动摇了长女多年来苦心维护的身份认同——如果母亲可以追求个人发展，那么她们的付出是否就失去了意义？如果照顾家人不是天职，那么她们坚持的一切又该如何自圆其说？

（何家丽阻止六妹结婚）

这种母女关系构成了一个循环：女儿在批评母亲“不够好”的同时，也在给自己套上更紧的枷锁。当母亲被认为未能达到“好母亲”的标准时，长女在竭力证明自己能做得更好。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母女之间的较量，然而她们真正的对手是潜藏在每个人意识深处的“应该”——应该牺牲、应该付出、应该为他人而活。这些“应该”不是任何人刻意强加的枷锁，而是代代相传的无意识选择。

施压者与被压迫者的界限早已模糊，每个人都可能在不自知间成为陈规旧律的守护者，也都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 受困者。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谁在压迫谁，而在于我们如何不知不觉中认同并强化了这些桎梏。

解困的关键，不在于争做“更好的母亲”，而在于唤醒：究竟是谁在定义“好”？为什么牺牲被默认为美德，自我实现反而需要被辩护？这不仅是一个性别议题，更是一场关于人如何走出“无意识”困境的探索。真正的突破，始于对那些“理所当然”的觉醒，始于每个人对自己内心固有认知的审视与重构。

03

找回何家丽：从“如母”到“如己”

当我们说“长女如母”时，究竟在赞颂什么？是无私的付出，是默默的牺牲，还是那个被奉为圭臬的“照顾者”形象？赞美的表象下，实则暗含着对女性困境的双重钳制：母亲被要求成为完美的照顾者，而长女则被期待成为母亲的完美继承人。在这个闭环里，每个女性都在重复上一代的宿命。

“我们必须铭记，‘母性’只是一种选择。” 母职的神圣化，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是被建构的产物。

（小红书@她爱看）

重构长女身份，必须先从解放母亲开始。当母亲敢于说“我不必做一个完美的母亲”，当她们有勇气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时，长女才能真正摆脱“必须成为第二个母亲”的宿命。这不是对家庭责任的背离，而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收回。

在《六姊妹》中，何家丽不仅仅是一个“长女”。她是那个爱绑辫子的女孩，会为了心仪的男孩红了脸颊，会因偷吃厨房里的油渣而低头羞赧。这些鲜活的个人特质，不该在责任的重压下消失；这些属于“何家丽”的生命细节，不应该被“长女”的标签完全覆盖。

近年来的影视创作开始探索不一样的长女故事：《我的姐姐》中的安然敢于对弟弟说出“我的人生不只有你一个人啊”；《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在家庭期待与个人追求间找到平衡；《出走的决心》中的李红最终明白，爱家人的前提是要先学会爱自己。这些新的叙事提供了另 一种可能：责任与自我追求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关怀他人与成就自己可以并行不悖。

（电影《我的姐姐》）

也许有一天“长女”将只是一个单纯的年龄序列，而不是一个注定要背负期待与责任的标签。当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身份，或许会发现：真正的突破不在于如何做一个“好姐姐”，而在于如何做一个完整的自己。当“如己”成为一种稀松平常的选择，“长女”这个词才能真正回归它最简单的含义——那个恰好最早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母亲”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宿命。“姐姐”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枷锁。一个女性最重要的身份，不是母亲，不是长女，而是她自己。

（电影《出走的决心》李红）

（图片素材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