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三千的我们,却看不得日进斗金主播的苦难,或是为其疯狂刷礼物,或是以购买廉价商品的方式,为其‘捐款’”。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然而,这样的赛博故事,却每分每秒都在网络上发生着……
开篇:流水线上的人血馒头
某地深夜的直播基地,22岁的农村女孩小英(化名)正对着手机镜头抽泣。她在剧本上标注着:"此处需哽咽30秒,重点强调父亲重病、弟弟辍学"。这是她今晚第三场以"XX贫困少女"的形象直播,手机屏幕上不断飞过"加油""已下单"的弹幕——然而,没人知道她背后的提词器正在滚动播放商品链接,更无人察觉她镜头之外的名牌旗舰款手机和奢侈品牌包包。
这样的场景正在无数个"乡村振兴直播示范基地"同步上演。当一个个“父母双亡,自己只能辍学在家照顾弟弟妹妹”、“遭受老公和婆婆的冷嘲热讽与打骂”的妇女们,变成了屏幕里一个个自我物化的主播,当一个个可怜兮兮的空巢老人,成为短视频中的流量密码,我们不得不追问:是什么力量,那些曾经在田埂上守望的身影,沦为了互联网工厂的情感劳工?
01 苦难的工业化:卖惨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
情感装配线上的新农具
贵州某MCN机构的标准化操作手册显示:农民人设需满足"三件套"(破旧瓦房、患病家人、留守儿童),城市务工者必须配备"两痛点"(拖欠工资、妻离子散)。这种将苦难模块化生产的模式,与富士康的iPhone组装线形成诡异互文。
布迪厄的"象征暴力"理论在此显影:当贫穷本身成为生产资料,底层群体被迫将创伤体验兑换为流量货币,完成了从"被剥削者"到"自我剥削者"的异化蜕变。
所谓的象征暴力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指在社会生活中,统治阶级通过文化、语言、符号等象征手段,在被统治阶级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对其施加的一种隐蔽的、温和的暴力形式。它不是通过直接的强制或武力手段来实现统治,而是借助于社会公认的符号、观念和文化实践,使被统治阶级自愿地接受并内化统治阶级所设定的秩序和规则,从而实现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支配。
比如说资本通过审美的定义权,不断通过媒体广告和各自时尚走秀将“白、瘦、幼”定义为女性的审美标准。再比如往深了点儿说,西方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通过电影、音乐、时尚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己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其他弱势文化造成冲击和压制。
这便成为了一种不平等的再生产:象征暴力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使得不平等结构得以延续和强化。被剥削的群体由于受到象征暴力的影响,往往难以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而是将其视为自身能力或命运的结果,从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意识。这样,社会的阶级差距和不平等便可以在代际之间不断传递和再生产。
对于被统治阶级的个体来说,象征暴力会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内在的自我压抑和自我否定。他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等与剥削阶级的标准不符而感到自卑,甚至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观念,去迎合剥削阶级的要求。这种个体意识的改变进一步削弱了被剥削阶级的反抗能力,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剥削阶级的控制。
赛博宗祠里的代际绞杀
调研数据显示:72%的卖惨主播来自农村留守家庭,他们的父辈正是往日新闻了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或独居的空巢老人。互联网平台正在成为新型家族祠堂——年轻人通过消费父辈的苦难获取打赏,老人则在子女的镜头前配合表演贫穷。
这便解构了费孝通笔下的"反馈模式":
费孝通笔下的 “反馈模式” 是他在分析中西方社会继替模式差异时提出的概念,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家庭抚育和赡养关系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反馈模式中,家中长辈承担着抚育后代的义务,将子女抚养成人,帮助他们实现社会性断乳。当子女成年独立后,需要反过来赡养长辈,形成一种 “抚养 — 赡养” 的双向反馈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父母养了我的‘小’,待我长大了,我就要反过来养他们的‘老’”。这种模式体现了代际之间的互惠和责任传递,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反哺义务,是一种双向的、循环的关系。
反馈模式通过认祖归宗、祭拜祖先等形式得以延续,不仅满足了农耕文明下 “人多力量大” 的实际需求,也有助于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延续,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还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它从家庭和个人层面到国家层面,都起到了维护社会继替、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然而,当赡养责任被异化为直播剧本,传统代际关系变成了流量经济的共谋,孝道伦理在打赏礼物的特效光中支离破碎。
02 社会结构的次生灾害
城乡二元结构的镜像折叠
对上百个卖惨账号的抽样显示:声称"滞销助农"的产品中,83%实际采购自城市批发市场。这制造了新型城乡掠夺:城市消费者购买虚构的乡村悲情,真实农民反而被挤出供应链。
正如《乡土中国》预言的"文化堕距":当物理空间的城乡差距尚未弥合,互联网又制造出认知鸿沟——城市中产在直播间完成道德赎买,农村主播在打赏中固化底层认知。
失范社会的创伤循环
某封禁的卖惨MCN主策划承认:"我们专找真正贫困的家庭合作,他们的痛苦最真实"。这暴露了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社会的吞噬效应":当传统道德崩解而新秩序未立,真诚反而成为最易被资本收割的资源。
更值得警惕的是,一种综合了"集体冷漠和麻木、道德与法律盲区、恶性循环与固化、认知偏差”的群体效应正在蔓延:曾经伤痕文学中的村民集体作恶,对应着直播间里刷屏的"家人们";刚进城的一代那小布尔乔亚式的同情心,则被异化成了观众对虚假苦难的沉迷——这一刻,集体无意识正在平台算法的催化下,完成代际传递。
03 解构与重构:在废墟上重建连接
新时代的社会问题既然产生了,那就要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呢?
首先,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问题,当然得通过新技术来解决!
面对病毒,我们的身体是通过免疫系统来抵御威胁的,面对技术带来的社会新“病毒”,我们的算法社会也需要在互联网上建立一套免疫系统。
杭州某科技公司的"真实助农"项目证明:在直播间接入县域物联网,让消费者实时查看种植数据,可使退货率下降67%。这提示平台算法应从"情绪刺激"转向"事实连接"。
当然,忙着抽成的各大平台自然不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买卖,这就需要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监管部门来介入了。
这样的问题可以借鉴德国的"数字主权"理念,加强对数字领域的监管,成立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数据安全等问题。
建议要求超过百万粉丝的助农账号必须接入乡村振兴局数据中台,这样就可以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从田间到屏幕"的全流程溯源。
然后,我们在文化传播领域则需要进行一场底层叙事的范式革命。
将劳动者固化为被动承受创伤的客体的苦难叙述,已经大行其道了几十年,通过消费苦难换取道德豁免权,本质上其实是对劳动者主体性的二次剥夺。
那么,如何改变文化场域对农村劳动者的苦难叙事呢?
很简单,就是把代表着阐释权的记录笔,交还给那一双双布满裂痕的手,让劳动者们去书写自己的故事。
正如四川大凉山的"火塘直播"实验:彝族老人用传统歌谣讲解农耕智慧,年轻主播以民族服饰走秀展示非遗工艺。这种"去悲情化"传播使产品溢价达到300%,印证了萨义德"拒绝被表述"的理论力量。
这种以诗意解构苦难的主体性叙事劳动叙事的重构绝非单纯美学实验,而是劳动者争夺文化阐释权的政治实践。
知识分子们也想参与怎么办?那至少得参与到劳动实践中来吧!
正如梁鸿在《中国在梁庄》中发现父亲的账本比她携带的布迪厄理论更厚重,当打工诗人郭金牛不再被强制套上沃尔科特的隐喻枷锁,当矿工陈年喜的炸药箱里《活着》与《矿井操作规程》平等地落满煤灰——知识分子的符号解毒剂才开始真正生效。
那些习惯在舒适的办公室里,通过想象刻画劳动者形象的知识分子们,需要一场认知的"去离子化"工程,只有这样才能让矿灯下的哲学自动显影而非被暗室冲洗,使脚手架上的诗句保留钢筋摩擦产生的铁腥味。
另外,建议国家宣传部应该建立"创伤表达伦理审查委员会":由真实的弱势群体组成评议团,对涉及弱势群体的内容进行共情评估,切断苦难消费的传播链条。
结语:走出楚门的世界
真心希望当镜头再次对准“小英”们时,那些曾经的卖惨主播们,已经离开贩卖同情的直播机构,走向一个个新落成的乡村电商中心。这一次她们不再是去销售苦难,而是去耐心地培训农户:"真正的助农不需要眼泪,我们辛勤汗水结出的果实自己会说话"。在她们身后,电子屏实时显示着种植大棚的温度、花粉来源和物流信息——那些曾经在互联网暗处被精心设计的悲情剧本,终究敌不过阳光下真实闪耀的果实。
在这个万物皆可表演的时代,或许我们更需要一场"数字祛魅运动":不是用滤镜美化苦难,而是让每一滴汗水都能在阳光下结晶;不是用算法制造幻觉,而是让屏幕两端的人真正看见彼此。毕竟,真实的连接,从来不需要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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