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史漫笔330】在永井荷风墓地感受反骨者的美学

◆《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可谓是寻寻觅觅。此前，我与小友曾在位于东京的杂司谷灵园，寻找过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的墓地。但是，阴错阳差，我们虽然在有日本“国民作家”之誉的夏目漱石墓前驻足仰望，却没有找到永井荷风的墓地。2025年2月10日，围绕着“日本作家与茶道”的话题，我陪同日本中国茶研究所所长杨多杰夫妇再次探访杂司谷灵园墓地，居然踏破铁鞋无觅处般地找到了永井荷风的墓地。
荷风的墓地位于杂司谷灵园“1-1-7-8”的区域，墓碑低矮简朴，唯有“永井荷风墓”四个字清晰可辨。一旁父亲永井久一郎的碑文已经风化难辨，仅余“禾原先生”的残迹——这位曾为儿子规划实业家道路的严父，终究没有能够阻挡荷风以笔为剑，剖开明治时代浮华表皮下的颓唐。生前疏离的父子，死后竟以墓地相邻的方式和解，倒像是命运对这位“叛逆者”的温柔嘲讽。
荷风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场病中的觉醒。少年时因肺疾休学，他在病榻上读《水浒传》、《东海道中膝栗毛》，汉诗的韵律与市井的诙谐，滋养了他对“荒废之美”的迷恋。十九岁发表《上海游记》，青涩笔触已显露出对异质文化的敏锐；而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地狱之花》，则以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笔法，撕开明治社会虚伪的道德面纱。书中富豪黑渊因通奸而遭社会唾弃的情节，实为荷风对封建伦理的凌厉控诉——他始终坚信，“完美的人生须直面人性的阴暗，正如法庭需细查罪证”。
那番留学美、法的经历，让他将西方颓废主义与江户情趣熔铸成独特的耽美风格。《美国物语》中，他借异国风物批判日本文明的肤浅；《法国物语》因“伤风败俗”遭禁，却以巴黎的浮世绘映照出明治现代化的荒诞。归国后，他创办《三田文学》，提携谷崎润一郎，在庆应大学的讲堂上高谈波德莱尔，下课便“泡”在新桥的艺伎屋——这种分裂，恰是他对时代的无声反抗。正如他自嘲：“若不能如左拉为德雷福斯案呐喊，便只能沉溺于戏作。”
我记得那是大正五年（1916年），辞去教职的荷风搬入新宿余丁町内一间六叠小屋，命名“断肠亭”。胃疾缠身的他，将庭院秋海棠的别名“断肠花”刻成印章，自此以“断肠亭主人”自居。这方狭小空间，成了他观察世界的棱镜：白日漫步隅田川，记录水灾后凋敝的江户遗迹；深夜伏案写《濹东绮谭》，让玉之井私娼街的悲欢在纸上游走。
昭和十二年（1937年），《濹东绮谭》连载时，日本已经笼罩在军国主义的阴云下。荷风以老年作家与娼妓阿雪的相遇为线，把战争前夕的压抑化作濹东河畔的氤氲水汽。政府部门痛斥他“违背国策”，他却淡然写道：“艺术若不能忠于人性的真实，便是谎言。”当然，其小说最终逃脱被禁命运，成为乱世中一抹倔强的萤火。
荷风一生向往与底层共鸣。他常去吉原的“净闲寺”，那里埋葬着众多无名妓女。昭和十二年（1937年）6月22日，他在日记中恳求：“若后人欲为我立碑，请选娼妓墓碑倾颓之处，石高勿超五尺，刻‘荷风散人墓’足矣。”然而1959年逝世后，他仍被葬入家族墓地，与父亲共享一方寂静。
还好，1952年的战后日本政府向荷风颁发了文化勋章。1954年，荷风被选入艺术院会员。这不妨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赔偿”。
1963年，谷崎润一郎等友人于净闲寺立碑，碑文镌刻荷风的诗句：“今世之年轻者，莫问我艺术何往。我非明治之子耶？”——这迟到的呼应，终让他的灵魂与那些“乱世野花”共舞于文字的风中。
我上前轻触荷风墓石，凉意渗入指尖。想起他曾说：“爱国者当守护乡土之美，净化国语。”如今，东京的高楼吞噬了隅田川的舟影，但荷风笔下的江户，仍在《断肠亭日乘》的泛黄纸页中呼吸。那些对艺伎、落语、旧书店的痴迷，何尝不是对现代性暴力的温柔抵抗？
归途中，我想起荷风总说自己是“时代的落伍者”。可是，谁又能否认，正是这些固执的守墓人，让文明的断章得以在时光的裂缝中，生生不息。（2025年2月1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