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作家拉斯普京逝世10周年：他的道德探索，牵动着俄罗斯人不变的“乡愁”

2006年5月22日，时逢“中国俄罗斯年”，瓦连京·拉斯普京应邀来中国访问，参加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中俄作家论坛”。当与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发言结束后，把一束红色鲜花献给他，以示对他发表于2003年，并获当年度第三届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小说《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的激赏，并表示对他的敬意时，拉斯普京不无幽默地答谢道，尽管他是男人，尽管很少有人给他献花，但他也是爱花的，他说，这是他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一束鲜花，恐怕也是得到的最后一束鲜花。

这诚然是拉斯普京的幽默之叹，却道出了他对自己来日无多的感慨。近年来，拉斯普京罹患疾病，一直在苦苦与病魔斗争。2015年3月14日，在距离其78岁生日还有一天之际，这位“俄罗斯灵魂的守护者”永远搁下了手中的笔。

3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拉斯普京去世向其亲属表达深切和诚挚的慰问。普京称，他十分欣赏拉斯普京的创作才华，并将永远铭记与他的长谈。普京还于18日参加了在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举行的拉斯普京遗体告别仪式，并献花致哀。

作为贯穿俄语文学的苏维埃时期和后苏维埃时期的作家，拉斯普京的创作，折射了近50年俄语文学的发展进程。虽然，在“换了人间”的当今俄罗斯文坛，苏联时期的走红作家大多风光不再，一些新的文学弄潮儿应运而生，而拉斯普京却岿然不动，他始终是俄语文学的中心人物之一。这或许是因为，在索尔仁尼琴去世后，拉斯普京替代他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灵魂人物，也或许是因为，作为一位纯粹的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创作延续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的道德思索和俄式性格，饱含“俄罗斯情愫”，牵动着俄罗斯人不变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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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去世前几年，拉斯普京就立下遗嘱，死后将归葬故乡伊尔库茨克，并与2006年死于空难的女儿玛丽娅和2012年病逝的妻子斯维特兰娜合葬在一处。他的家乡于19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作为俄罗斯乡村小说的领军人物，这位地道的西伯利亚人一生都在写西伯利亚农村的风土人情和世态变迁。

1937年，拉斯普京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安卡拉河畔的阿塔兰卡村度过，后入伊尔库茨克大学文史系学习，1959年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61年发表处女作《我忘了问廖什卡》。此后，他陆续写出以西伯利亚为背景的《最后的期限》（1970）、《法语课》（1973）、《活着，并且要记住》（1974）和《火灾》（1985）等有着广泛影响的小说。

正是凭借这些小说，作为西伯利亚的“文化原住民”，20世纪80年代，拉斯普京与万比洛夫和阿斯塔菲耶夫构成“西伯利亚文学的三驾马车”，为最早形成于沙皇时期，以十二月党人诗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萨哈林旅行记》等为代表的西伯利亚文学赋予了崭新含义，并将生态意识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的精神生态保护问题凸显了出来。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拉斯普京发表于1976年，带有浓厚“寻根”意味的中篇小说《告别马焦拉》。小说着重描写了一群在马焦拉岛上世代居住的村民因为修建水电站而被迫离开故乡的心路历程。以达利娅为代表的一群老人们说什么也不想搬离他们世代居住的这片土地，而以克拉芙卡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年们却热切盼望着去新的城镇享受现代化的生活。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是人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守护与放弃、怀念与忘却、回望与前瞻等诸种矛盾对立的具体体现。然而达利娅最终妥协了，她不得不同意搬迁，不得不自己点燃了世代居住的老宅。老人们竭力想保全的并未留存下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好的生活却成了阻碍发展的累赘，因此它必须被毁灭，被撕破，呈在人们面前，令人唏嘘不已。

小说里挽歌式的叙述，反映在拉斯普京的生活中，则是他决绝地对传统价值的捍卫。拉斯普京的家乡邻近贝加尔湖，他对其有着天然的感情。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积极支持肖洛霍夫保护贝加尔湖。当报社拒绝刊登他控诉冷酷无情的工业给农民和环境带来严重危害的文章时，他便放弃了新闻工作，改用小说的形式来鞭笞破坏自然的思想。他那直言不讳的批评，也为他招来了极端的报复。1980年冬，在住所伊尔库茨克公寓的外面，他被五个人用凶器捶打，几近死去，侥幸活过来后，他的眼睛几乎失明了一年，脸部经过多次的整容手术。虽然如此，他依然没有改变大胆直言的个性，更没有因受到威胁而离开自己的国家。

或许，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正义与热情，以及卓绝的艺术天分，拉斯普京，恰如俄罗斯作家扎雷金所说，几乎没有起跑，一下子就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大师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版图。他的小说语言朴实清新，心理刻画细腻传神，他在俄罗斯农村散文中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时至今日，不谈拉斯普京，就不能真正地议论今天俄罗斯的，以及苏联的散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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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普京擅长描写西伯利亚的农村生活，却并不局限于描写和展示农村的日常生活。在任何意义上，他首先是个进行精神和道德探索的作家。恰如有评论所言，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通过其所描绘的农村生活，提出当代社会生活中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思考人类生活中一些永恒的命题。

成名作《为玛利娅借钱》（1967）即已表现出拉斯普京深刻的社会忧思，他从道德角度去发现和表现当下人们不断出现的精神危机，这部小说确立了他一生创作视角的定位。在继之而来的创作中，他的社会忧思一部胜似一部。在《最后的期限》中，拉斯普京着力刻画了一生辛劳、忍辱负重的老人安娜的形象。这个平凡而普通的女性，为了抚养众多的子女，无私地奉献了毕生精力。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她深明大义，献出了3个儿子，丈夫也在前线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然而，面对重重困难和一个个沉重打击，她没有退缩，没有消沉，没有抱怨，而是用她那孱弱的双肩，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她只知奉献，不思索取，即使到了体弱多病的晚年，也尽量不给子女添麻烦。她的子女们却没有继承她身上所体现的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变得感情贫乏，道德低下。拉斯普京由此怀着深深的忧虑谴责了背叛故土、抛弃传统的种种丑恶现象。

及至近年，拉斯普京依然执着于道德思考和灵魂拷问。《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有一定的代表性。老伊万的女儿和小伊万的母亲塔马拉·伊万诺夫娜的未成年女儿遭到强暴，在诉诸法律的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她在绝望之际铤而走险，潜入检察院开枪打死罪犯，自己也锒铛入狱，一个四口之家几近毁灭。伊万诺夫娜维护尊严的道德勇气，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拉斯普京通过伊万诺夫娜等俄罗斯妇女，传达自己一生追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如何和谐相处的思想，并充满道义地指出，人应对自己的精神和道德的堕落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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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拉斯普京的道德思索，并非无根的空想，而是牢牢扎根于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无论是苏联时代，还是后苏联时代，他的创作始终不曾偏离对俄罗斯社会的关切。为了表达这种关切，相比小说，政论文等其他体裁，无疑来得更为直接而有力，虽然这没有像小说那样，给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很高的声誉。

事实上，就拉斯普京的创作体裁而言，他的开山之作也并非小说，而是政论文章。1957年，拉斯普京在伊尔库茨克报纸《苏维埃青年》上发表《没有工夫苦恼》，有俄罗斯学者形象地把这篇文章比喻为安加拉河上发出的“第一声呐喊”，而其政论特征，即“苦恼”，始终隐含在他日后的中短篇小说中。

到了20世纪80年代，拉斯普京小说的政论特征越加明显，他的小说《火灾》被公认为“政论体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拉斯普京以政论家的激情描写了某仓库因管理无序引发的火灾，而各色人物面对这一灾祸所持的不同态度，再次揭示了日益迫近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危机，向全社会敲响了“火灾”的警钟。

进入90年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拉斯普京似乎意识到仅凭小说创作已很难写出“痛苦而又勇敢的真实”，他对社会现状和人的道德滑坡忧心如焚，这也促使他重拾特写与政论体裁，写下了一系列有关道德、生态、文学问题的特写和政论文章。在他看来，俄罗斯文学过去从来离不开政论文章，今后也不可能离开政论文章。

在近年出版的题为《这灾难绵绵的20年》的访谈集里，拉斯普京更是历数20年来俄罗斯绵延不断的悲剧，包括议会议员被枪杀、政权多次更迭、车臣战争、“库尔斯克号”沉没、百姓居所和地铁大爆炸，还有俄高层官员丑闻不断、土地被出卖、人口在锐减、犯罪率猛增、俄罗斯文化与道德沦丧，及至俄罗斯大小河流干涸、土地沙化，等等。对于拉斯普京而言，俄罗斯当下的生活，毕竟有很多尖锐的问题值得探讨。

虽然如此，拉斯普京依然钟情于小说创作。他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俄罗斯社会的巨变，以及人民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承受的苦难。这些作品或关注俄罗斯社会转型期弱肉强食，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如《下葬》《突如其来》；或关注道德信仰问题，如《女人间的谈话》《在医院里》；或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如《农家木屋》《傍晚》等。拉斯普京凭借这些作品，生动地展现出一幅当今俄罗斯社会全景图。

而就拉斯普京创作的艺术特质而言，其卓绝之处还在他的创作，如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刘文飞所言，具有某种综合性或是跨题材性。这在拉斯普京最具国际声誉的小说《活着，并且要记住》里，有着最为突出的体现。这部描写西伯利亚安卡拉河畔阿达曼诺夫卡村普通农民生活的小说，被视为典型的“乡村散文”；但因为男主人公安德烈·古西科夫是一位“逃兵”，又常被归为“战争文学”；而小说通过安德烈和其妻子纳斯焦娜这两个人物的悲剧，意欲探讨的家庭和祖国、幸福和责任等问题，则指向了更具超越性的“道德题材”。拉斯普京能在同一部作品里包容多样的文学诉求，使得他笔下的世界如此丰富、如此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