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非洲遭遇恐怖的事：在酒吧里，有人抛硬币决定他人生死｜我在非洲当医生17

大家好，我是陈拙。

你遇到过那种“身边的恐怖故事”吗？

我小时候，有个新搬来的邻居小孩讲了个故事，他说自己对电扇好奇，就把手指伸进罩子里。

小区里的小伙伴都聚在一起，等他说后来咋样了。结果这小孩伸出右手，食指缺了一截手指。

后来有好几年，我一看见电扇，就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手指头。

故事就是这样，如果距离现实太近，就会让人脊背发凉。

我的朋友谢无界第一次做援非医生的时候，就听到了两个恐怖故事。当时他在一个高档酒吧，酒保和服务员都是持枪的军人，就为保护顾客的安全。

结果听完故事，他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其中一个恐怖故事，是百分百真实的，而且随时可能发生在他身边。

布隆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我曾被派遣到那里当援非医生。

我来此学会的第一个道理，就是贫穷与混乱是一对双生子，刚来第三个月，我就见识了恐怖袭击，三个公交车上的人死于恐怖袭击，烈焰焚尸，无法相救。

令人恐惧的生存环境，是医生无法治愈的存在。

除了在动荡中救人，我们也在这里生活——租房，交友，吃饭喝酒。但无论做什么，恐惧的氛围都如影随形般跟了上来。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布隆迪当地的高档酒吧，宣传说这里很安全，连上酒的服务员都是军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在此听到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关于民俗怪谈，非洲有一种传说中的怪物叫“依那普利”，它能够藏在影子里，以躺在篝火旁人的灵魂为食。

这怪物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个子很矮，所以只要睡到床上就能免受怪物所害。这个怪谈的大意是，四处很危险，谨慎才能带来安睡。

第二个故事，则是那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事儿，同样是在一处酒吧里。有一个叫红色巴塔的恐怖组织横行布隆迪。

这些人袭击酒吧时，喜欢把服务员和顾客聚到一边，随机挑选出一部分聚到另一边，投掷硬币决定谁死。剩下的那部分以为能逃过一劫，刚出门，衣服里就被塞了一枚手雷。

跟我讲第二个故事的，是一个富二代朋友，也是他带我出来喝酒。他讲完，酒吧里响彻非洲的流行音乐，射灯打在跳舞的人身上，到处都是欢笑的声音，仿佛那些不远处的饥荒、哭泣，与恐怖袭击下的凄惨画面，根本不存在。

我期待这位朋友能再跟我说些什么，但他什么都不再说了。

对话沉默里，我猛然想起有人告诫我的一句话，“布隆迪最珍贵的不是钱，也不是舒适，而是安全。”

没接到救援队伍的日子里，生活依然不平静，我们驻地就被偷过一回，我的衣服都被偷光了。

所以有天，一个20岁的黑人男孩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背，出现在院子里张望时，我们内心警铃大作，攥着棍子、拐棍、甘蔗，还有皮搋子，把他围得水泄不通。

驻地帮工老克，听到动静从小房间里跑出来，拼命拨开人群跑到男孩身边，着急想说话，又是推又是拉好半天，男孩才不情愿地开口：

“中国医生好，我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克拉维，我的父亲岁数大了，如果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请让我接替他服务你们。”

我们面面相觑，这下算是闹了一出误会。

抵达布隆迪一周左右，我们才发现老克住在院子里，等所有人上班了，他才出来打扫庭院。大家觉得别扭，就让老克离开。

后来前届队长说这个老人服务过十五届中国医疗队，老熟人了，于是大家又决定留下他。

我想让老克放下心来，于是每天偶遇他的时候，语言不通，但我会摆手傻笑。老克总是吓一跳，惊慌闪躲，到后面见到我就笑笑，主动说：“MAHAOLOU.”

我不懂这什么意思，后来向当地人说这词，他们先是一惊，很快露出微笑，回一句：“MAHAOLOU.”我还觉得，自己是迈出了融入布隆迪的第一步。

可是老克还是以为我们嫌他老，这次专门叫上儿子，接替自己。

此刻，克拉维打开背包，里面不是偷东西的工具，而是满满一背包的玉米。他板着脸，把玉米分发给我们，说是礼物。努力保持礼貌的样子，像过年被家长推着去拜年的小孩。

领队却拒绝了，说暂时没有更换帮工的打算，不过允许克拉维暂时和老克住在院里。

黄昏时分，我循着饭香味找到了老人的砖房。克拉维正和父亲一起坐在一个小土灶边，灶上炖煮着一锅番茄之类的东西。

我厚着脸皮坐过去，向两人打招呼：“MAHAOLOU！”

克拉维的脸色变了，瞪着我，问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被他的表情吓到了，呆呆地问，这不是“你好”的意思吗？克拉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没有恶意”，是布隆迪内战期间两个陌生人见面时，表示和平友好，甚至是求饶的用语。

我们抵达布隆迪时，正逢这个国家多事之秋。民众对领导人不满，频繁抗议，平日躲在暗处的恐怖分子屡屡出动，在各地制造袭击事件。

整个国家内忧外患，好像炎热夏日里的一把干柴，距离熊熊燃烧，只差一粒微弱的火星。

怪不得他的表情那么严肃，这句话我一个外族人说，实在有些讽刺。老克用这样一句话和我打招呼，还是从来没有放下心中的警惕和恐惧。

我有些丧气，向克拉维解释这么说的原因。克拉维敷衍地点了点头，似乎也不是真的相信我。

我有点尴尬，也不想解开误会了，起身刚想走，克拉维却主动说话了：“医生，我不想接父亲的工作，你可以帮帮我吗？”

其实克拉维下午来的时候，我就看出他不情愿。

我就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工作，没想到他反问我一句，有人喜欢当仆人吗？

见我一脸懵，克拉维拿勺子搅动着锅里的食物，平静地说：

“我家从祖先开始，就是富人家的仆人。爷爷死在矿山上，所以父亲受到优待，得到这份在看他来，光荣、赚钱的工作。那有什么区别呢？还是仆人。我不想再做仆人了，不想住在佣人房，不想被呵斥，不想去教堂礼拜，不想和家人分离。”

我一时竟说不出话，这些对我来说太陌生了。

克拉维看我为难，主动笑了笑，说他已经在备考布隆迪大学，还拿出学习资料给我看。

他说，他想考医学或者金融学，“像你们一样，挣大钱，改变命运。”

提起这事，他兴致勃勃，问我中国是什么样的、大学是什么样，我一一回答。但是我们身处不同国家，这些回答对他有多少参考价值，难说得很。

临走前，克拉维说：“读大学的学费很贵，我需要挣钱，但是不知道什么方法。你来自强大的国家，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建议。”

他没容我追问，拿着一本习题册，趁太阳没落山，坐在房子侧面复习。

有这样的梦想，我心里挺敬佩他，只是在这地方，梦想是奢望，安全才是必需品。

刚抵达布隆迪时，我们根本没留意安全这事有多珍贵。

因为疫情，我们赶到首都基特加时，没有上一届医疗队成员的接应，只有一位黑人司机，把我们送到一套破破烂烂、年久失修的院子前。再三询问后，他向我们确认，这就是“中国医生驻地”。

院里的房子晴天漏风，雨天漏雨，没有热水，还三天两头断电。入驻的第一天，我是坐在板凳上睡的，因为床垫是蟑螂窝，衣柜是老鼠窝。

我们唯一能找的，只有一个叫“蒙托”的房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布隆迪，中国医疗队是一棵行走的摇钱树，能把这棵摇钱树揽在自己院子里的这个蒙托，绝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人。

出发那天下着大雨，我们乘坐医疗队的通勤车前往蒙托的宅邸。起初，路上净是灰扑扑的土房子和泥巴路，满大街都是光着屁股、芦柴杆一样瘦的小孩。

随着车子驶入富人区，道路渐渐平整宽阔，甚至出现双向四车道。沿途景色越来越养眼，到处都是豪宅，花坛里栽满叫不上名的艳丽植物。

打开车窗，我听见泳池里传出嬉戏声，草坪上摆着帐篷，好像在开派对，烤肉的香味传进鼻腔。

这一切让我怀疑，我是否真的身处世界最贫穷的国家。

在一道站着持枪守卫的卡哨前，我们的车被拦住，怎么说都不让车子进。领队递支烟，得知卡哨是前天刚立的，因为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我们只能把车撂在这里，步行前往。

按着门牌，我们找到蒙托的别墅。我俩鞋子上沾红泥，裤腿往下滴着污渍。推开门，屋里铺满乳白色的地板砖，一尘不染。

面前跪着两个女孩，一个拿抹布擦着地面，一个试图脱下我的鞋子。“不用不用！”我被吓得中国话都出来了，但那女孩还是跪在地上，试图抓我的鞋子，我只能抓她的手腕，重新用英语喊着“停住”，仍然没有效果。

领队的窘境比我好不到哪去，他蹲在地上帮女孩擦着地，而女孩在抢他手里的抹布。不管我俩怎么躲，女孩都用膝盖重新跪至身前，膝盖与地板碰得闷响，我听得难受。

混乱中，屋里传来一个男人的笑声：“直接走进来吧，我的朋友！”

两个少女同时停住手上的动作，恭顺地垂下头，跪着退后，让出走向客厅的路。

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身穿黑背心，肌肉和蒙托一样健硕的年轻人。见到我们进屋，他立刻起身，挺直腰背站在蒙托斜后方，直视着我们。

客厅的中央，坐着一个男人，他就是我们的房东，也是克拉维家侍奉的人，蒙托。

他四五十岁，留着英式八字胡，体格很大，肌肉健硕，举着整瓶红酒吞饮，酒液从嘴边流出，被他满不在乎地抹去。

和他对视的瞬间，我脑袋里闪过好几个想法：这个人很难沟通，甚至有暴力倾向、我好想赶紧逃、最好一句话都不用我说。

结果和预料中一样，蒙托简单搪塞住我们，要么约不到工人，要么等雨季过去，连日期都懒得给我们说一个。领队只能说，要是房子不修理，我们就不租了。

蒙托听到这话眉毛一挑，像是被这句话逗笑了，他说：“布隆迪最珍贵的不是钱，也不是舒适，而是安全。”

我们挺生气，借口也得找个像样的吧？说这话，分明是在挑衅。

蒙托见我们面露不满，话锋一转说：“中国医疗队是我的朋友，既然你们有需求，我可以为你们的院子换一位帮工。”

他拿眼神示意我们，我们沿着他的目光望去，是两个在擦地的女孩。

领队的脸涨得通红：“我们不需要帮工！”

“那可不行！房子里的花卉、草地得有人打理，你们只是租用，不是买下。”

蒙托拿起一个苹果，狠狠地咬一口，边嚼边说：“房子里必须有帮工，换不换则是你们来决定，毕竟他们的工资是你们出。”

他不满地把刚咬进嘴里的苹果吐到了地上，喊了一个名字。一个上了岁数的男人不知道从哪里出现，面带笑容小跑着来到他身边，跪在地上，用手扫干净他吐出的残渣，然后倒退着消失。

接着，蒙托招招手，其中一个擦地的女孩恭顺地走过去，被他一把拉到怀里。女孩没有反抗，脸上依然挂着僵硬的微笑。

再谈下去不过是自取其辱，领队说了句“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拉起我就往外走。

这趟下来，没有搞定修缮驻地的任务，还被耍得团团转。愤怒、愧疚和失落的感觉揉杂在一起，我嘭地一声摔上门——

下一个瞬间我就傻了。蒙托背后那个黑背心打手，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我心里慌得不行，暗骂自己不该冲动，摔门得罪这地头蛇，我们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刚在屋里我就观察过，蒙托虽然壮，个头有点矮，还有些肚腩。这个黑背心，是绝对的健硕身材，站在蒙托背后，比他更高，像铁塔一样，表情严肃，绝对不是好惹的。

然而回过神我才发现，黑背心不像刚才那样严肃，而是表情诚恳地说：“我是托托，这栋房子主人的儿子。不好意思，我为我父亲的行为道歉。我向两位医生保证，维修房屋的人很快就到，但是需要更换部件的，我没法做主。”

他突然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说：“其实我很建议你们看看别家的房子，不像我父亲说得那么可怕。”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用法语写着几条地址和联系方式。

我实在摸不着头脑，这对父子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他到底想干嘛？

托托没再多说什么，向我们鞠了一躬，跑回屋里。

后来，我们找遍这座城市待租的房子，也没管是不是纸条上的。要么租金昂贵，要么挨着垃圾场或者臭水沟，门口净是录像厅和酒吧，每晚都聚集着流浪汉和酒鬼。

好不容易找到一栋合适的房子，房东是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医生们分批看房子时，她总是微笑着给大家煮咖啡，吃姜糖饼干。

就在我们即将决定时，老太太突然翻脸，说我们看房次数太多，影响她出租，要么付出二十倍房租，要么赔偿她10万布法郎（200人民币）损失费才能离开。

当时，七八个黑人打手挡在门口，我们只能吃哑巴亏，掏了那笔损失费。

没过多久，维修队真的应约前来。虽然施工效果只是凑活，但总算是能住人了。重新审视蒙托的院子，好像也没那么糟糕了。

对面住着世界粮食组织，街头是日本的援助组织，附近多是退休议员。我终于明白蒙托的话：“布隆迪最珍贵的是安全。”

那天回程路上，我脑袋里都是女孩跪下擦地，男人徒手清理食物残渣的画面，算是明白了老帮工的儿子克拉维为什么说，不想再做仆人，想改变命运。

可是直到一起偷窃事件发生，我才意识到，克拉维的身份可不是“仆人的儿子”那么简单。

克拉维抵达第二天，送给我们一份礼物。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有点像释迦果的水果（后来知道学名叫刺果番荔枝），放在餐桌上。

我们倒是想收下，可是不会剥皮，围着果子团团转，反而把探头探脑的克拉维等着急了。

他没忍住窜过来拿走果子，一边撕着厚厚的皮，一边笑着对我说：“除了皮都能吃，就是籽多皮厚，能吃的部分少……”

话没说完，院门口传来一阵争吵的声音，一个瘦高个黑人推推搡搡地冲进院子。他嘴上骂骂咧咧的，一进门目光就锁定我们手中的果子，大骂我们是小偷，偷他家的果子。

克拉维被吓住了，结结巴巴地解释：“不是医生们干的，这是我从院子里捡的……”

瘦高个像是没听见，转眼冲到我们跟前。仿佛是下意识的，身边的老克张开手护住我们。落单的克拉维瞬间挨了瘦高个重重一巴掌，接着又是一巴掌，鼻血飙出来。

克拉维被打蒙了，捂着脸，看看瘦高个，又望向我们这边。

砰地一声响，院门被踹开，领队冲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夹克的黑人，是房东家的儿子，托托。

我突然想起，前天晚上领队提了一嘴，房东和他儿子，可能近些天过来，说是要验收房屋维修的质量，没想到来得这样及时。

托托痞里痞气地冲我点了一下头，接着，大踏步走向克拉维。

克拉维正捂着自己的鼻子。他向托托摆摆手，可是托托蛮横地喊了句：“不要动！”

克拉维像是听到命令，本能地立正站好。托托皱着眉，伸手摸摸克拉维被打歪的鼻子，接着随手抄起桌上的笔，插进克拉维的鼻孔，猛地一按。

克拉维惨叫一声，却没敢动。我这才意识到，托托是在做鼻骨复位。这套手法堪称凶猛，在医院绝不可能出现，我只在电视上的拳击比赛见过。

做完复位的托托，眯着眼睛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作品”，确认没问题了，拍了拍克拉维的肩膀。

接着他一转身，走到打人的瘦高个面前，以大家都没反应过来的速度，一把按住瘦高个的肩膀，腰一勾——砰地一记头槌，听得我脑门都一阵嗡鸣。

瘦高个也明显被激怒了，猛地一记左勾拳，打在托托脸上。

托托却像没感觉一样，坚定地、用力压住对方的胳膊，再次擒住肩膀，又是一头槌。这次头槌的位置靠下，正中鼻梁，瘦高个的鼻子也飙出鲜血，整个人歪倒在地上。

全场鸦雀无声。托托摇摇晃晃，走到瘦高个对面，第三次伸出手，抓住瘦高个肩膀，把他提了起来站稳——“砰！”

等他松开手，瘦高个彻底躺倒在地上，整个人成了一滩烂泥。

托托走到一边，潇洒地点了一根烟。

我们惊魂未定，门口又传来不疾不徐的脚步声。我抬头望去，是房东蒙托。

蒙托估计早已在门外等着了，只是选择在这个时刻闪亮登场。

他优哉游哉地欣赏了一会儿瘦高个的惨状，回身对儿子竖起大拇指，接着摆出一副要主持公道的样子，让克拉维解释一下挨打的原因。

克拉维解释说，自己是从院子的地上捡起果子，不是到邻居的院子偷果子。原来这位躺在地上的瘦高个，是我们的邻居，他的果树伸过院墙，果子掉落在我们院子里。

克拉维说，他父亲已经和对方抗议过多次，说果树遮挡住院子的阳光，这回明显是邻居蓄意报复。

房东点点头，向自己儿子托托说了两句。托托弯下腰，一下子把瘦高个扛到肩上离开了。

我们听见砍树的声音，没过多久，轰地一声，果树倒塌，院里瞬间变得明亮了。

托托独自回来，站在蒙托斜后方的位置，父子俩彬彬有礼地向我们鞠躬道别。

临走前，托托还转过头，担忧地望了克拉维一眼。

没过多久的迎新晚宴上，我即便知道，克拉维是房东家的仆人，他被欺负了，也属于房东家财产被“侵犯”。但我还是对托托说：“谢谢你那天救克拉维。”

托托耸耸肩说：“我、我亲弟，和克拉维是一起长大的，我最痛恨别人欺负弟弟们。”

我听着弟弟们这句话，心里确认，房东家的儿子和仆人的儿子，关系不一般。

也是在那场迎新晚宴上，我发现托托这个富二代也有和克拉维一样的梦想，但成功的机会也一样渺茫。

晚宴是在我们抵达布隆迪一个月后，房东这个土皇帝邀请大家参加的，地点在富豪区一座酒吧。

尽管谁都对他没有好印象，可是每年签完合同后，房东都会例行请医疗队赴宴，大家也趁着这次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原来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家普通的高档酒吧，可是一进门发现不对劲。从服务生到酒保，通通穿着军装。整个酒吧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兵的。

宴会在酒吧深处，一座奢华的金色大厅里。蒙托坐在主座，和我们吹嘘着家族的荣耀。

他说两个儿子一个能文一个能武，能武的托托已经见过面，能文的，是他的小儿子，据说现在中国留学，非常有出息。

我不想听蒙托吹嘘，决定独自出去抽烟。刚点上烟，身边忽然闪出一个人，是托托。他毫不客气地接过我的烟，向我打听最近克拉维在忙什么。我说，克拉维在备考布隆迪大学。

托托愣住了，接着狂笑：“他还在做那个日本人给他的梦！”

我不解地看他，托托说：“克拉维这小子，自幼就对你们这些外国人感兴趣，他觉得你们能改变他的命运。

“上次他家附近的路要翻修，来了一个中国工程队，他就跑去给别人帮忙，钱没挣到多少就买了个手机，你知道他买手机要做什么吗？”

他抽着烟，点开手机上的视频网站，给我看了一个账号。是克拉维导演拍摄的，视频内容基本都是些突然抽掉椅子、掉到坑里之类的尴尬笑料，点击量很低，基本不超过二十。

原来想读大学，不是克拉维第一次尝试改变命运了。

托托解释：“克拉维高中都没读过，怎么考？即使是成人高考，他连电脑都没见过，部分考试已经改成机试很久了。况且，读大学很贵的。”

我心想，即使这样，他就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人生，只能世代给你家当仆从？

托托盯着我，像是预判了我的心里话，斩钉截铁般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弟弟根本没有读大学，语言不过关，去了一所美容美发的技校，还被劝退，在埃塞俄比亚混日子。

“我父亲知道他被退学，但是他让我们所有人都维持这个谎言，因此我弟弟也不能回家。”

还有一件事情，他当时没有说出口，我是后来才得知的。其实成绩优越，拥有留学中国资格的是托托，而不是他弟弟。

但是蒙托不允许，说蒙托是长子，必须留下照看家业，就让二儿子顶替了托托的留学名额。

原来上不了大学的，不仅是克拉维。

托托说：“我、我弟弟还有克拉维，都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力。任何一个这国家的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力，甚至连这个国家也一样。”

酒吧里光线昏暗，音乐声吵闹，无数人在笑、在唱歌、在狂欢，托托说出这句话，却每个字都砸进我的脑袋。我看见他脸上挂满笑，眼睛里却跳动着火焰一样的愤怒。

厅堂的门敞开，传来蒙托呼唤托托的声音，他扔掉手里的烟，轻轻吐出一口气，最后说：“帮帮克拉维吧，医生，他真的很痛苦。”

说罢，转身回到金色大厅。

我望着他的背影，不知道这兄弟俩到底谁更痛苦。

在布隆迪，穷人的孩子看不到危险，富人的孩子看不到希望。

在不久后的一场泳池派对上，我再次见到托托和克拉维这两兄弟。两人外表看起来，好像只是主仆，没人会联想到他们拥有同样的梦想，却挣扎着难以实现。

就是在这场派对上，托托讲述了横行布隆迪的红色巴塔恐怖组织，冲进另一家酒吧，用投硬币方式决定普通人生死的传闻。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聊这个，听到半截，在场的人走得差不多了。

克拉维说：“他们是客人，你不该拿这些吓唬他们。”

托托的脸上仍然挂着笑：“是啊，大家害怕恐怖袭击，所以诞生了最安全的酒吧、最安全的酒店、最安全的高尔夫球场。

“没有人从根源上解决袭击，没有人和恐怖分子对话，也没有人去剿灭他们，却出现了这种安全的酒吧。医生，你知道为什么这里最安全吗？”

“因为这个酒吧服务生都是军人？有武装力量。”我回答。

“哪里的军人可以当服务生呢？”托托笑着摇摇头。

“这里安全，绝不是因为有枪，而是因为有官员的股份，恐怖分子只会袭击村落，和那些没有官员入股的地方。他们闹得越凶，官员的权力就越大，大到让扛枪的士兵倒酒、上菜。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托托盯着我，长出了一口气。

托托是我抵达布隆迪以来，第一个谈起政治的人。我想不到是他，也想不到在这种场合。

我扭过脸望向克拉维，期待着他也能说点什么，因为相比托托，他才是生活在恐怖袭击中，被时代浪潮裹夹着的平民。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好像对这个话题完全无感。

或许这样才是对的，生活在战乱里的平民，早已经视若无睹，习惯了这种生活。

托托话锋一转，故作神秘地说：“我参加了个秘密组织，以法国图书角为根据地。要想入会就得在图书角偷一本书，把它送给下一个你认为有资格入会的人。”

就在我想问这个组织能做什么的时候，克拉维突然开口：“你彻底改变入会准则了？你们这简直是盗版、乱改。”

克拉维向我解释，读书会原本的入会准则是，在图书馆租借一本书，读完并附上自己的见解，送给一个你认为有资格入会的人，接书的人则要买一本书，或向图书角给与相应赔偿，“人家是个文明组织，和偷盗、暴力没有半点关系。”

兄弟俩都是读书会的最初成员。法国读书角资助他们，让他们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成员发展越多，两人得到的报酬越多。

据托托后来说，克拉维甚至被许诺更多，不清楚是什么，猜是资助他读大学，甚至帮助他到法国留学。

这是克拉维梦想改变命运的第二回尝试。他觉得，读书会的目的就是让更多人可以读书，爱上读书。可是加入的人很少，读书会面临解散，很多书传递一次，书和人都没了。

可是托托并不这样想。他觉得资助读书会的法国人别有用心，表面是鼓励读书，实际上是组织年轻人上街游行。

整个读书会的核心不是知识，而是政治。克拉维不懂这些，只能被外国人利用。

于是，他改变入会准则，找来一帮目不识丁的家伙加入读书会。原有的读书活动也变为吃吃喝喝。他要把读书会变成自己的团队，而不是听法国人的指挥。

现在，整个读书会的人，多数都是托托招募来的，他真的打算上街游行了。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托托为什么要讲这些。恐怖袭击事件和读书会，在他眼里，是一回事，都是关于政治，关于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

但是这样一来，读书会也就偏离了克拉维的初衷，即使人数确实增加，克拉维却失去改变命运的机遇——法国人也不是傻子，看到一个不听话的组织，不会再给任何资助了。

克拉维厌恶托托破坏读书会，也担心他上街游行遭遇可怕的事。托托认为克拉维幼稚愚蠢，听信外国人的话，两兄弟渐渐用本地语吵起来，我听不懂，只能象征性劝架。

托托愤怒地拽着克拉维的领子。克拉维冲上去，一把将托托推进泳池。

托托在泳池里游起来，向池边的克拉维竖起拇指，克拉维却回了中指。

好好的一次聚会，就以这两人不欢而散告终。

我和克拉维一起回到驻地，半夜时我出门倒垃圾，克拉维坐在砖房的门口发呆，看见我，他笑了笑，说要跟我道歉，抱歉今天吵架影响了我的心情。我说不怪他。

我瞥见克拉维捧着一本书，看封面上的骑士和风车，就知道是《堂吉诃德》，一问才知道这本书就是托托入会以后，送给克拉维的。

克拉维翻开《堂吉诃德》说：“我和托托一起长大，很早以前我们就说，他是堂吉诃德，我是桑丘，可是我现在不想做桑丘了，我想做自己的事情，不想被他安排了。”

说着，他将那本书扔进炉子，骑士与风车在烈火中燃烧。

托托把读书会变成自己的，想着上街游行，可是他没有如愿以偿。

泳池派对两个月后，新一波疫情席卷布隆迪，政治活动，游行示威，恐怖袭击都没了。

老克也感染新冠，克拉维不得不暂时接替他，每天打扫庭院，整理那些花花草草。

我们都能感觉到，不管是老克，还是蒙托，都希望这次替班变成永久的，然而这也正是克拉维最不愿意做的，他想读大学，而不是继续做蒙托家的仆从。

克拉维又问了我好几回，请我想想方法，帮助他摆脱困境。

之前托托提过一句“读大学很贵”，我隐约猜想，克拉维是想让我帮他出主意，有什么能挣到学费的方法。

我绞尽脑汁，可是作为一名科班医生，这辈子唯一一次挣外快的经历，也就是大学时复印四级单词书，在学校里卖。

我把这段经历告诉克拉维，他的眼睛亮了，问我，具体赚了多少钱？

我脱口而出：“差不多四千块。”

说出来我就后悔了，四千块人民币在布隆迪是一笔巨款，在中国，甚至不能说明这门生意成功。况且我当时有学历背书、有朋友支持，诸多因素加起来才算挣到这笔钱。

可是为了不让克拉维绝望，我想了想，还是没说。

没过多久，老克康复上岗了，克拉维也回到家里。我不知道自己的建议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直到一个月后，托托来到驻地，进了院拼命敲我的窗户，第一句话就是：“克拉维的人生彻底完蛋了。”

托托面色凝重，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样的表情，可是我不敢回应，生怕他突然黑色幽默，翻脸嘲笑克拉维。

可是托托没有笑，而是叹了口气继续说：“克拉维不知道哪里来的馊主意，自己造一本书，内容是色瓦西里语、英语、法语，三个常用语的对照。不知谁给他的勇气，他印了一千本。

“为了造这本书，克拉维找我父亲借了一大笔钱，还欠着印刷厂一笔钱，他这辈子都还不清这笔钱。”

听到这话，我额头的汗都冒出来了，赶紧问：“那书卖得怎么样？”

“布隆迪的外国人挺多，克拉维想把书卖给外国人，但是因为疫情，外国游客很少，我叫上所有图书角的成员帮忙卖，还是没有卖出去几本。”

托托苦着脸说：“就算卖出去，也很难承担大学的学费。”

也就是说，克拉维本该成功的，但是因为疫情，这次机会又被抹杀掉了。

我嘀咕着，终于忍不住问：“在布隆迪读大学究竟要多少钱？”

托托的回答，吓了我一跳。

和国内不同，布隆迪读大学的成本极高。读完大学需要十到二十万美元，其中就数金融和医学最贵，即使攻读最便宜的农业，也需要五万美元。

普通人家的孩子想读大学，除非有一笔不菲的积蓄，或者一项安身立命的本领。说白了，国内读完大学找工作，布隆迪的孩子，得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能备考大学。

老克月薪大概600人民币，还是在普通人薪酬里较高的。就算克拉维继承这项工作，想要攒够读大学的钱，恐怕也得多年以后了，怪不得他那么急切地需要挣钱。

托托告诉我，克拉维把学费寄希望于教会基金或者社会基金，但这是很渺茫的，这些基金大多给了官员子弟，换句话说，考大学这个梦对克拉维来说，太遥不可及了。

托托一屁股坐在土堆上，随手抓了根草绕在手上，边把玩着边对我说：“他不肯听我的，我把他的门牙打下来了，还是没能阻止他。”

换句话说，克拉维宁可被打掉门牙，也要去印书、挣钱读大学。

克拉维为什么这么想考大学呢？他的执着让我暗暗惊讶，但是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执着显得鹤立鸡群。我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穷人家的孩子，这么与众不同。

托托看了我一眼，无奈地笑了，接着说：

“其实克拉维的成绩很好，我弟弟就是顶着克拉维的分数上了高中。那时候我觉得不公平，找父亲理论，去一次被打一次。

“父亲说他花钱供克拉维上学，就是为了能让我和弟弟上学。说到底，父亲拿克拉维当一个血包。

“但是当着克拉维的面，父亲却有另一番说辞，说多亏他才能让我弟弟上学，为了奖励克拉维，让他第二年继续考，父亲骗他，说他有前途，肯定可以凭努力摆脱仆人的身份。

“两个人都是我的弟弟，我实在不想让克拉维再受到同样不公的待遇，所以第二年他再打算中考的时候，考试前晚我把他灌醉，反锁在屋子里。

“接着我向父亲诬陷他，说他没去考试，却骗考试费用。父亲没有相信我，反而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回答上学时的一个真实想法：害怕克拉维超过我。

“自那以后，父亲就停止克拉维的学费。”

听到这里，我感觉托托即使是为克拉维好，却和蒙托没区别，都在插手克拉维的人生。可是兄弟俩那么多年，我也没法评判什么，想了半天只能问他，那现在克拉维怎么办。

托托皱起眉头，说运气好的话，他父亲会让克拉维接替老克的班，“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克拉维过得更好。我那样揍他了，他还是要去印书，还是不肯乖乖听我的安排。”

他看着我，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父亲也病得很重。”我当时根本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过了一段时间，不出托托预料，克拉维正式接替老克的工作，成为驻地帮工。等他再度回到驻地时，带上换洗衣服、许多园艺工具，唯独没有书本。

院子里有一堵矮墙，站在墙边，可以眺望外面，以前老克总是喜欢站在那里，朝固定的方向望去。现在克拉维也站在那里，望着相同的方向。我知道，那边是他家的方向。

他刚来的几天，我没敢去打扰他，后来有一天早晨，他给我开门时，我终于说出忍了很久没说的话：“对不起，我的主意给你惹这么大的麻烦。”

克拉维像是早就准备好了说辞：“谢医生，你的主意是我听过最好的主意了，不用自责，只是上帝不眷顾我罢了，我抓住不住任何一次机会。”

“谢医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考大学吗？”克拉维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

“托托说你从日本人那听来的。”

“不是的，谢医生。这是我偷听托托说给他弟弟的。当时我躲在门后，听见他对弟弟说，要想有希望，就必须读书、考大学。当时我成绩好，托托还让他弟弟以我为榜样。”

我感到一阵悲哀，“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当你们的帮工，先还钱、养家，再想后面怎么读大学，或者再想其他办法。”

听到这话，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克拉维做帮工没两天，开始咳嗽。他很担心新冠隔离让他失去这份工作。做核酸前，他偷偷问我，能不能把试剂换成水，来逃避检查。

我吓了一跳，赶紧警告他不行，同时向他保证即使阳了，回来工作也还在。

很幸运，检测显示克拉维只是单纯感冒。

可结果出来前后脚，托托就打来了电话，上来就是一句：“克拉维的检查结果是什么？”

我说是阴性，托托啧了一声，想了想说：“医生，你能不能帮我投诉一下克拉维，就说你们不想要他继续在这里工作了。”

我惊讶地问他为什么？他驴唇不对马嘴地回答：“我父亲生病了。”

和克拉维有什么关系？我还想追问，托托已经挂了电话。

我弄不清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当然没有配合。没过多久，帮工换回老克，克拉维再也没有出现在医疗队的驻地。老克说不清楚，我只能四处打听克拉维的消息。

最终听说，克拉维的一千本册子突然不知道被谁高价买下来。他不但还清蒙托和印刷厂的欠款，而且赚到一大笔钱。

他花钱读了技术学校，第二年到一家越南电信公司上班，再也不用做任何人的仆人了。

另一个消失的人是托托。收房租的换了一个人，自称是托托的弟弟，对父亲和哥哥的情况绝口不提。

大概一年后我们任务快结束时，我才从一个常年被耳石症困扰的华商那里，了解到托托身上发生的事情。

原来疫情肆虐时，蒙托性命垂危，家里的生意也差点崩盘，是托托站出来，扛过几乎破产的绝境，还进军木材行业，作为家族的目标。

木料生意危险大、利润也大，原始森林里环境艰苦，工人逃跑得很多。结果，托托买断了每个员工的时间，合同签五年，薪酬先发给伐木工和家里。

在布隆迪，几乎没有普通人见过这样一大笔钱，大家纷纷签下合同，被带进林场却都傻眼了。托托家的林场在森林最深处，产量很低。

这些人顶着艰苦的环境，每天累半死，可是合同已经签下，说什么都没用了。

有员工逃跑，托托带着人，到员工家里名正言顺地索要赔偿。即使员工已经工作两年，还是要还清五年的薪酬，这还不包含额外的违约金。

家里赔不起，就要拿东西抵债，甚至让他们的家人抵工。

这样的制度由托托发明，效果让当地华商瞋目结舌。

我不清楚，托托家里到底遭遇到怎样的困境，让他一下子成为如此铁腕的人物，比蒙托有过之无不及。

我常常回想起他，想起他说的那句话，任何一个在这国家的人，都没有选择的权力，甚至连这个国家也一样。

但我更常想起的，是他最后的那个电话。

在那通电话里，他想请我们投诉克拉维，这样就能辞退他，另作安排。

那句“父亲生病了”原来是在说，我终于掌权了。

掌权后的托托，第一件事就是买下克拉维所有的书，再安排他去读书。在彻底让自己变成铁腕人物前，他选择把最后的温柔，留给年少的挚友。

克拉维没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托托也没有完成出国留学的梦想，而是听从父亲的安排，继承家业。

在他所有的失意中，可能唯一欣慰的，就是帮助这个弟弟改变了一点人生吧。

最开始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挺期待这是一个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式的故事——穷人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加上微不足道的运气，成就了梦想。

然而现实是遗憾的。

如果克拉维没有托托这个经历过类似挫折，完全理解他的富家朋友，他可能终生不能再回到课堂。

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故事没有那么绝望，两人都算实现了一点点什么。

克拉维最终上了学校，不用听从父亲的话，穷其一生扔定仆人的命运不可改变，这就意味着在布隆迪，多了一个“既看得见危险，也看得见希望”的年轻人。回想一下，这不也是托托理想的一部分吗？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 迪恩

插图：大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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