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和约后，德国在赔款问题上的斗争及其与苏联关系是怎样的？

引言

凡尔赛和约签署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因而，遗留下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特别是解除德国武装和德国赔款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本来凡尔赛和约规定只准德国保留包括军官在内的十万人的国防军，但是，德国迟迟不裁减武装力量。

一九二O年初，德国的武装力量达到四十万人（未包括各种军事性和半军事性的“自由团”）。四月，德国背和约条款，派遣二万国防军进入莱茵非军事区，镇压鲁尔工人的斗争。五月，德国政府借口“革命潮流日趋险恶”，设立各种形式警备机关，如武装极为完备的自卫警备团、地方保安队等。

六月，经协约国允许，德国警察人数从八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七月，德国延期裁减国防军到十万人的要求，得到了协约国的同意。直到年底，德国保留的武器计有：步枪二百万支、机枪六千挺、大炮比条款规定的数量多五倍。而且同时，德国已偷偷开始了武器生产，秘密建造潜水艇。关于审讯德皇和其他战犯问题，协约国几次要求德国履行和约，引渡战犯，但德皇逃往荷兰，一直逍遥法外。

一九二〇年二月七日，协约国要求引渡包括兴登堡，鲁登道夫、皇太子等人在内的八百九十五名德国战犯，但是魏玛政府借口“国内群情愤激，政府无力制裁”，没有同意。协约国对此作了让步，允许由德国地方法院负责传讯战犯，战胜国各国派人会审。德国地方法院的传讯，完全流于形式，真正的战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

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协约国围绕德国赔款问题争吵了多年，尽管它们在分赃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但都想趁德国战败而未恢复元气的时机，让德国服服帖帖地接受赔款委员会制定的方案。而德国政府和德国垄断资本集团打着反对凡尔赛和约的掠夺和奴役的旗号，又以“国内赤色革命”和“财源枯竭”为借口，向协约国还价讨价，图谋拖延赔款。凡尔赛和约生效后，协约国就赔款问题召开过多次会议，有的会议邀请德国列席，有的会议则把德国拒之门外。

一九二〇年七月五日至十六日，协约国在斯巴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解除德国武装外，主要是讨论赔款问题。德国国防部长格斯勒、外交部长西蒙斯、国防军陆军总司令泽克特等作为德国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协约国方面向德国提出：原和约规定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以前应缴付二百亿金马克赔款，为什么至今还只缴付八十亿金马克？赔款委员会坚持要求德国每月向协约国提供二百四十万吨煤，作为缴付现金的抵偿。

德国代表在会议上表示，德国财源困难，无力提供这样巨额的煤。作为专家参加德国代表团的“煤钢大王”斯梯内斯在会议上发表演说，坚决表示德国不会用煤炭或商品来缴付赔款。在斯梯内斯演说的第二天即七月十一日，德国外交部长西蒙斯向会议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到期的二百亿金马克赔款，事实上已经缴付完毕。对于德国代表团的辩解，协约国拒绝讨论。

德国政府深恐对抗下去会发生风险，便决定同协约国实行妥协。于是在七月十六日，德国代表团在协约国提出的协定上签了字，协定规定德国每月提供二百万吨煤，作为抵押现金缴付赔款。但是，会议对赔款总额和赔偿期限尚未达成协议。这次会议对赔款的分配比例达成了协议；法国得赔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二，英国得百分之一十二，意大利得百分之十。比利时得百分之八，日本和葡萄牙各得百分之O点七五，未参加会议的希腊、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共得百分之六点五。

德国政府和德国垄断资本集团实际上并不想履行在斯巴会议上所承担的协议，以斯梯内斯为代表的重工业垄断资本集团，在国内发起了一个反对协议的运动，要求政府修改协议。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协约国就德国赔款问题又在巴黎举行会议。会上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个缴付赔款的清单：规定德国赔款总额为二千二百六十亿金马克，四十二年付清。

每年缴付的数额规定为，头两年每年缴付二十亿金马克，后三年每年缴付三十亿金马克，再后三年每年缴付四十亿金马克，再往后三年每年缴付五十亿金马克，其余三十一年每年缴付六十亿金马克。协约国还宣布德国的全部财富，尤其是全部关税收入，将作为缴付赔款的保证；德国如果拒不履行保证，协约国赔偿委员会可以没收德国的关税收入，甚至接管德国海关。德国政府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这样一份苛刻的赔款清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外交部长西蒙斯代表政府提出抗议，再一次以德国国内财政困难和有爆发革命的危险相要挟，并且提出了一项提案，声称德国已经以煤和车辆等物作抵，偿清了协约国所要求偿付的二百亿金马克。西蒙斯在提案中把赔款总额定为五百亿金马克，其中包括已缴付的二百亿金马克，其余的三百亿金马克缴付问题，在提案中提出了一个保留条件，即只有在上西里西亚归属德国后和德国有可能恢复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德国才缴付这笔赔款。

赔款委员会对德国提出的已缴清二百亿金马克的赔款问题，立即组织调查。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政府提出的数字是假的，德国只支付了应赔偿的百分之四十，尚有百分之六十没有支付。协约国同德国之间就此问题交换了很多文件，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德国向协约国提出的反提案，引起了协约国的不满。在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十四日的伦敦会议上，协约国拒绝讨论德国的提案，而于三月三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

在通牒中列举了德国违约的行为：凡尔赛和约签订已两年，德国拒绝交出战犯，拒不履行解除武装的条款，不履行和约和斯巴会议协定以现金和实物缴付二百亿金马克赔款的规定。通牒还指出德国国内组织了许多军事性团体，把应交出的武器转给这些团体。因此，通牒最后说，协约国再也不能容忍拒绝执行和约的现象继续下去了，如果在三月七日以前，德国不承认巴黎决议，协约国将占领莱茵河右岸的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洛尔特，并将在莱茵河上和协约国联军所占领的设防的各桥头堡边界上设立关税壁垒。

对于德国方面抗拒协约国的提案的态度，法国、英国等协约国表示了愤慨，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指责德国缴付赔偿简直是一种“侮辱和恶作剧”。在限定的日期结束时，德国仍无承认巴黎决议之意。于是，协约国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出兵占领了杜伊斯堡等三城市，并在莱茵地区设立了关税壁垒。凡属德国输入该区的货物均要加抽重税。三月二十二日，赔款委员会正式宣布，“由于德国违背和约”，将对德国予以严惩。

德国政府援引国际联盟盟约条款，对协约国的制裁提出了抗议，同时请求美国出面调停。美国建议德国提出一个新的赔款方案，重新恢复谈判。德国政府通过德·阿庞隆勋爵了解到，英国不反对重新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便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宣称德国准备照市价缴付五百亿金马克的赔款，并建议发行国际公债，将全部收入移交给协约国。

德国政府的新方案提出后，协约国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五日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德国的新方案。会议拒绝了德国的方案，而研究了赔款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四月二十八日，赔款委员会宣布德国应缴付的赔款总额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六十六年内付清，从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起，德国每年必须偿付二十亿金马克，第一次偿付十亿金马克必须在五月三十一日以前交清。协约国还要求德国发行三种公债：甲种公债为一百二十亿金马克，乙种公债为三百八十亿金马克，丙种公债为八百二十亿金马克。

德国还必须向协约国交付输出品价值的百分之二十六。五月五日，协约国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德国提出了这个方案，要求德国政府接受赔款委员会的建议，并履行凡尔赛和约关于解除武装和交出战犯等条款。协约国还威胁德国，如果不接受上述要求，协约国就要出兵占领鲁尔。最后通牒中限定德国在六天内答复，同时，法、比、意三国加强了对德国的压力。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引起了德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的进一步混乱。

费伦巴赫总理因无法应付赔偿而辞职，刚成立的维尔特新政府在最后通牒期满前两小时，即五月十一日通知协约国，德国接受最后通牒的全部条件。德国政府通知协约国接受最后通牒条件时，仍然提出了占领整个上西里西亚的要求。维尔特政府接受最后通牒后，便筹措偿付赔款的金额。一九二一年十月，德国同法国在威斯巴登商订偿付协定，德国向法国交付货物和原料以抵作赔偿的数额。

由于德国财政瞬即陷入崩溃境地，德国政府于是向协约国提出延期缴付赔款的请求。德国的请求，使德国同协约国之间，特别是同法国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同时，也使协约国内部首先是英国同法国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法国宣称德国要求延期偿付赔款是故意制造了财政危机，如果德国答应拿出“有效担保品”作为切实保证，可以同意延期偿付，否则，将采取断然的强制手段。而英国为了重新打开德国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商品，便立刻答应了德国的延期偿付的请求。

协约国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立场，对德国采取一致措施，于是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在伦敦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赔偿问题。由于与会国各怀鬼胎，会议毫无成效，在未通过任何决议的情况下收场。与此同时，巴黎、伦敦同柏林之间，连续不断地交换文书，但也毫无效果。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协约国在巴黎续会，讨论德国延期偿付赔款的请求。与会各国都阐明了各自的态度和看法。法国的普恩加赉同意德国部分延期偿付赔款，期限为二年。

法国所强调的是，如果德国不履行和约所规定的义务，协约国有权对埃森、波鸿地区以及鲁尔河流域的其他部分，实行军事占领和在占领地区设立关税壁垒。英国新任首相鲍纳·劳则建议延期缴付赔款的期限为四年，免除赔偿义务，不必提交任何担保品，并建议成立个由协约国、美国、德国和一中立国代表组成的国际财政专家委员会，以对德国财政实行监督，同时，还建议法国所得赔款的分配比例由百分之五十二减少到百分之四十二。

英国的建议，取消了法国在赔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也使法国所得赔款大大减少。因此，法国以及意大利和比利时强烈反对这个建议。法国决定铤而走险，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法国为了占领鲁尔，便制造了一个德国违约的借口，赔款委员会主席、法国代表巴图建议赔款委员会查明德国未全部履行规定的供货义务情况，以便从中找出漏洞惩处德国。在清查中，发现德国欠交十四万根电线杆，交付的煤和牲口也有短缺。

法国通知赔偿委员会，要求德国对赔款的供货情况如实说明。一月九日，在巴图的压力下，赔款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巴图提出的决议，确认德国蓄意不履行供货义务。一月十日，法，比两国照会德国政府，为了对德国煤业辛迪加的活动进行监督和保证严格履行供货义务，将问每尔派遣一个技术为进存员会。为使技术专家委员会能够“完成所承担的任务”，法国将派出军队，以“保护”委员会的工作。于是，法国在“保护”专家的幌子下，派军队对鲁尔实行了军事占领。

处于战败国地位的德国统治集团，对于同苏维埃俄国关系的正常化处于矛盾状态之中。反动的垄断资本集团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具有强烈的反对苏维埃俄国的倾向，他们用“布尔什维克革命赤化全球危险”为借口，反对同苏维埃俄国关系正常化。在签署凡尔赛和约时，德国政府同意把德国军队留驻在苏维埃俄国领土上，德国政府还支持波兰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德国外交部长西蒙斯向协约国提出暂缓拆毁德国东部边境的军事设施。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西蒙斯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德国同苏维埃俄国签订条约。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在国际上极其孤立，如果实现同苏维埃俄国关系的正常化，会改善德国的国际地位，摆脱孤立。德国同苏维埃俄国有着传统的经济联系，苏维埃俄国的市场容量大，而且与德国距离近，贸易交往方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出口商品的八分之一输出到俄国，德国所需的进口粮食几乎全部来自俄国。因此，德国工商界部分人对同苏维埃俄国经济上发生联系很感兴趣。一九二0年夏天，在德国出现了“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与苏维埃俄国人民友好”的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一九二一年一月，蔡特金在国会的演说中，驳斥了那些反对同苏维埃俄国建立商务关系的陈词滥调和对苏维埃俄国的无耻诽谤。她在演说中还列举了德国巨商已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总数达三亿马克的商约。

三月十一日，德国共产党的《鲁尔回声报》的编辑人员，印刷发行了“为争取与苏维埃俄国联盟而斗争”的宣言。三月十七日，德国共产党人在国会再度要求德国政府改变对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该协定的内容远远超出贸易的范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协定中明文规定德国承认驻柏林的苏维埃代表机关为俄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机关，这就是在实际上承认了苏维埃俄国。这个临时通商协定，也为两国继续往来和谈判打开了渠道。

一九二一年冬天，德国政府和苏维埃政府签订一项新的条约，开始了非正式的谈判。由于德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的反对和破坏，这次谈判进展并不顺利。国际反动派以所谓“复兴欧洲计划”，掀起反对苏维埃俄国的逆流。德帝国的旧军阀戈福曼公然叫嚷“武装干涉俄国是有必要”的，“不恢复旧日的俄国，欧洲和全世界是不能生存的”。一九二一年，德国与协约国之间因赔款问题而产生的矛盾仍然十分尖锐，德国处于受蹂躏的地位。

因此，维尔特政府对苏维埃俄国不得不实行一种现实主义的政策，“用一些经济和外交进攻的方式来占领俄国市场”。到一九二一年年底，德国向苏维埃俄国提供了三十七台机车。列宁在评论苏维埃俄国开始得到包括德国提供的这批机车在内的国外帮助时指出：“这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但总算有了一个开端。”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二月间，德国同苏维埃俄国在柏林开始了关于双方协议的谈判，并拟就了德苏协议的草约。

在苏维埃俄国代表团赴热那亚会议的途中停留柏林时，两国又进行了签订协议的谈判。由于艾伯特总统等人的反对，德国没有在草拟好了的协议条款上签字，但是商定两国参加热那亚会议的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继续保持接触。以维尔特总理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出席了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开幕的热那亚会议。代表团除了总理维尔特外，有外交部长拉特瑙、财政部长赫尔梅斯等政府要员和一些经济专家。

德国代表团出席热那亚会议的目的是力图摆脱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为争取复兴德国经济创造更加有利条件，为恢复昔日的大国地位打下基础。因此，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德国代表团广泛地展开了外交活动，企图同协约国达成某种谅解，修改凡尔赛条约第一百一十六条所规定的各种要求，企求协约国在赔款问题上作出让步。

德国代表团在同协约国的有关国家代表进行广泛接触和商谈之时，得知苏维埃俄国代表团从四月十二日起，正在同英法等国代表在劳合－乔治的寓所亚尔培别墅进行非正式会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代表团深恐协约国方面同苏维埃俄国达成协议，德国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第一百一十六条等要求落空，便不得不同意同苏维埃俄国缔结条约。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德、苏两国代表团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巴洛小镇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间的协定，即拉巴洛条约。拉巴洛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德国国内后，全国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游行和群众大会，表示支持条约的签订。

结语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威廉·皮克在柏林有十五万工人参加的游行大会上说：“德国工人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来使这个条约所写的东西得到实现”。维尔特回国后，在国会演说中指出：“全世界工人都认为拉巴洛条约是浩劫之后第一桩真正的和平事业。”

参考资料：
《列宁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