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程颢思想疏析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 河南洛阳嵩县田湖镇程村，距洛阳近70公里处，有“两程故里”石坊立于程村东。明英宗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敕立，上题“圣旨”及“两程故里”。

程颢与其胞弟程颐合称“二程”，与周敦颐等同为理学奠基者，又为“洛学”代表。二程学问予朱熹影响最大，朱熹继承发展前学，而成“程朱理学”。

程颢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鄠县主簿、太子中允、镇宁军节度判官等，政治上与王安石新政背离。程颢自撰《定性书》《识仁篇》等，《遗书》《文集》等为后人集程颢平时言论编成，载入《二程全书》。嘉定十三年，朝廷赐谥曰纯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从祀孔子庙庭。[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 ]

程颢于宋代学风，揭其弊病而多有不满。认为学者“厌卑近而骛高远，卒无成焉”，是乃"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 程颢把学问分成“正统”与异端，孔孟儒学为“正统”，而流风正盛的释、老之学则为异端。

循正统将促华夏行尧、舜之道，取异端则使九州沦“浅陋固滞”。邪说横流，无以复加，究其缘由，是因为儒生的“道统”意识不强，未将辟异立统视为己责，其结果“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妄之说竞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他激励孔孟之徒，务必振笔有为，除“正路之蓁芜”，开“圣门之蔽塞”，而后可以传孔孟之学，入圣人之道。

程颢指出：有数种学术影响学者，蛊惑人心，此为杨墨、申韩、佛老。战国时杨朱与墨翟合称“杨墨”。杨朱力主“为我”，墨翟主张兼爱，均与儒家学派对立。又有“申韩”，这是战国时申不害与韩非子的合称。申不害属法家，主张君主制御臣民当用“术”治，且加强考核，论功行赏，因能授官。韩非子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揉合一体，为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佛老即佛教、老子道家及道教。北宋有佛教复兴之势，其中台、贤、净、律四宗尤甚，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亦生重大影响。宋帝王崇信道教，有似唐代。史载苏澄善养生,为道士,居隆兴观。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召苏澄入见谓曰:“朕作建隆观，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师岂有意乎？”对曰:“京师浩穰，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居，谓曰:“师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养生之术教朕？”对曰:“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帝听其言“悦，厚赐之。”[《资治通鉴》卷五《宋纪·太祖》]

宋太平兴国时道士陈抟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上益加礼重。”曾赐号“希夷先生”，又“赐紫衣一袭，留抟阙下，令有司增葺所止云台观。上屡与之属和诗赋，数月放还山。” [ 《宋史·列传》卷二一六］

对此形势，程颢立于崇儒“道统”立场提出己见：“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为害尤甚。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三《亥八月见先生于洛所闻》]

法家文理简陋，“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杨墨”。加之秦之亡，罪在法家之霸道暴政，秦亡之鉴，隔世不远，故唐宋之际法家影响较小，“惑世不深”。至于杨朱，也因孟子竭力批判，流弊大体廓清。唯佛、老“其言近理”“为害尤甚”，是冲击儒道，撼摇道统的大敌。程颢上谏君王，下劝儒生，远离佛、老，皈依孔、孟。排斥异学，确立道统。

程颢主张施王道而戒霸道，申明其捍卫的儒家道义，其本质即为王道。这从他于熙宁元年（1068年）上宋神宗《论王霸劄子》可以看出。程颢进言：“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

宇宙人世本有天理、人伦，因有天理之正，方具人伦之至。循天理而正人伦，此为尧舜之道，即为王道。王道与霸道，分界就在公私之间，用其公心为王道，用其私心为霸道。王道得仁义之正，霸道“依仁义之偏”。王道“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平坦通畅。

霸道违反人情，有悖礼义，“崎岖反侧”“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鉴别王道与霸道之不同，“审其初而已。”此为《易》所谓“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者，故“其初不可不审也。” 为此程颢慎重谏议：“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则万世幸甚。”[《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表疏·论王霸劄》]

吕与叔称程颢：“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

吕与叔认为，程颢“卫道”，贵在反身而诚，应事明理。世事万端，万事万“理”，然而汇之于心，诚意应之，方觉穷天下之物，只是一理，万物之理归一物之理。日日反省，明悟此理，由是心满意足。吕与叔赞云：程颢所处的时代虽佛、道繁兴，道统式微，但他坚守天理，专心一意。纵有权威压力，依然矢志不渝，始终如一。[ 《河南程氏遗书·附录·哀词》]

回顾程颢的学术人生，可见他作为“北宋五子”中的一位、“程朱理学”的重要奠基者，继韩愈之后将道统理念推向新的高度。他排除释、老，专崇儒道，主张儒家一“统”学坛，突显“道统”精神的核心理念。

他力斥霸道，主张王道，而此王道则为儒家“道统”的根本之道。由此，他与胞弟程颐共为朱熹理学体系的登场及程朱理学最终获取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因为此，程颢逝世后，“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哀伤焉。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曰明道先生。”[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

胞弟程颐撰《明道先生墓表》对程颢生前事业作了言简意赅的总结。他这样说道：周公创圣人之道，周公逝后其道不行。孟轲传圣人之学，孟轲死后其学不传。“道不行”，则政治纷乱，经百世而无妥善的治理。“学不传”，则异学淆乱，历千年而无纯真的儒生。无妥善的治理，犹可“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然无纯真的儒生，“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千四百年后，幸有先生出，以复兴道学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遂“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

为此，程颐予以崇高的礼赞：做出如此业绩，自孟子之后，唯先生“一人而已”。[ 《宋史·列传》卷一百八十六。程颐：《明道先生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