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为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为何会失败？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的銮驾冲进了紫禁城，跪在养心殿的光绪帝明白这场持续103天的戊戌变法已经失败。令人奇怪的是，为何撮尔小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地大物博的大清连废个八股文都能引发血雨腥风？当我们撕开变法中“改良派VS守旧派”的简单标签，看到的就将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之网。

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就像被撕开遮羞布的巨人，欧美列强都看到了大清外强中干的本质。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染指旅顺港，英国觊觎威海卫，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无法阻挡。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时便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形容时局，这份奏折后来被抄录成册，在京官中秘密传阅。但真正刺痛光绪的是日本《马关条约》那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大清三年的财政收入，可彼时清政府只能保持收支平衡，哪有余钱赔给日本呢。于是这记耳光彻底打醒了在深宫里的皇帝，他希望通过变法图强来改变中国的命运。

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此后的三个月变法诏书如雪片般飞出，这是大清最后的自救。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新设京师大学堂，裁撤詹事府等闲散衙门，这些政策单看都算对症下药。但改良派犯了个致命错误，他们以为改革是实验室里的化学实验，却忘了紫禁城是个活火山。当礼部六堂官因阻挠士民上书被集体革职时，京城官员人人自危，他们不是害怕改革，而是害怕桌子被改良派掀翻。

实际上支持变法的阵营脆弱得令人心疼。光绪帝空有皇帝的名号，康梁集团除了笔杆子和热血外既无军队又无财权，张之洞等地方督抚观望摇摆，袁世凯这种实力派更像是随时会倒戈的定时炸弹。反观反对派，慈禧太后掌控着京畿卫戍部队，荣禄握着新建陆军，刚毅、徐桐这些满蒙权贵背后是八旗百万寄生群体。两个阵营的势力差距如此悬殊，注定戊戌变法难以成功。

变法的死亡倒计时要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那晚开始。这位湖南汉子带着“围园劫后”的疯狂计划走进法华寺时，袁世凯正在写给荣禄的密信。后世总说是袁世凯背叛才导致变法失败，但换个角度看，当改良派不得不把赌注押在一个刚晋升三品的将领身上时，这场变法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可笑的是9月21日戊戌政变当天，护卫慈禧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的军队就是董福祥的甘军，他们的军饷正来自在变法中裁撤绿营省下的银子。

深扒变法的具体措施，更能看出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裁撤驿站本为节省开支，却让数十万驿卒变成流民；废除旗人特权听着解气，但将八旗子弟全逼成了反对派；就连看似进步的“准许民间办厂”政策，在实际操作中还要给各级衙门交“新政捐”。最要命的是维新派在103天里发了近三百道诏令，平均每天三道，这种改革速度别说农耕社会的大清，就是放在今天也能把公务员系统整崩溃。

国际势力的态度更是雪上加霜。伊藤博文来华访问时维新派竟想聘他当顾问，这直接踩了慈禧的红线。若真让维新派将甲午仇人奉为座上宾，那她老佛爷的面子往哪搁？而英国公使窦纳乐表面支持变法，但看到康有为想联日制英时就转头将情报卖给荣禄。当谭嗣同们在菜市口引颈就戮时，东交民巷的外交官们正举着香槟庆祝。毕竟一个虚弱的清政府显然要比改革成功后的大清更符合列强利益。

当康有为在逃亡日本的船上还在写《大同书》时，京城八大胡同的妓院依旧夜夜笙歌，颐和园的宫殿修缮费仍占着海军军费，可变法反对派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当1912年1月1日清帝退位时，这些反对变法的满洲亲贵才发现他们拼命维护的旧世界早已被时代的车轮碾成了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