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叫停《反海外腐败法》：美利坚的“反腐卫士”形象崩塌？

1977年，美国通过《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FCPA），表面上是为了打击美国企业在海外行贿的腐败行为。法案核心只有两条：禁止美国企业或个人向外国官员行贿；要求企业保留清晰的财务记录。

然而，这部法律的威力远不止于此——它像一张巨网，将触角伸向全球。

无论是德国西门子、瑞典爱立信，还是总部远在马来西亚的高盛子公司，只要与美国市场有一丝关联（比如股票在美上市、使用美元交易），美国司法部就能以 "违反FCPA" 为由开刀。

FCPA 法案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

某巴西建筑公司CEO在圣保罗机场转机时被FBI逮捕。

CEO说你们抓我干嘛？

FBI出示证据说：“你公司为获得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港口建设合同，向项目负责人行贿了10万美元，这是腐败，我们要反腐，就要抓你。”

CEO说这是巴西国内事务，和你们美国有啥关系？

FBI回应：“你的公司在美国纽交所上市，且贿赂款经美国银行流转。根据FCPA，即使贿赂发生在巴西，只要涉及美国金融系统，我们就有权管辖。”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美国司法部认定10w美元为“有价值之物”，且行贿目的是获取商业合同，符合“业务目的测试”。

处罚结果是公司需支付2亿美元刑事罚款（基于获利金额的两倍），CEO面临5年监禁（FCPA个人刑期上限）。

公司最终选择与司法部达成延期起诉协议：

- 承认贿赂事实并支付1.5亿美元罚款（因配合调查减免25%）；

- 实施合规整改：聘请独立监察员、重建第三方代理商审查制度、全员接受FCPA培训；

- 司法部承诺三年后撤销起诉，前提是公司不再违规；

而 CEO 在认罪协议中获刑3年。

通过“最小联系”原则扩展管辖权，即使行贿行为与美国无直接关联，这就是《反海外腐败法》，也叫做美国的长臂管辖。

例如，西门子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7年因在阿根廷、俄罗斯等多国行贿，被美国罚没16亿美元；

高盛为承销马来西亚1MDB基金债券，向官员行贿超10亿美元，最终支付50亿美元天价罚单，创下FCPA最高罚款纪录。

甚至连德国软件巨头SAP也因在南非、印尼等国的贿赂行为，被美国司法部连续十年“收割”罚款。

FCPA的执法逻辑看似正义，实则充满利益算计。

美国政府通过罚款直接获利，仅2010年至2020年，FCPA相关罚金累计超过300亿美元。更关键的是，它让美国掌握了全球商业的“道德裁判权”。

例如，美国司法部对爱立信的调查中，不仅要求其支付2.06亿美元罚款，还强制企业建立昂贵的合规体系，甚至指派“独立监督员”入驻公司——这些监督员多为美国律所和咨询机构，进一步将法律业务转化为美国产业链的利润。

一名中国律师在自述中坦言：“FCPA项目是律所的‘印钞机’，律师按小时计费，查流水、翻邮件，一个案子动辄耗资数百万美元。”

这部法律是美利坚以灯塔自居，主持全世界公义的法律。实际上则变成了美国威胁外国的主要手段，内事不决查税，外事不决反腐。

2025年2月1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暂停执行FCPA，并要求司法部停止相关起诉。

这一决定看似突然，实则早有伏笔。

特朗普曾公开抨击FCPA是“糟糕的法律”，认为它让美国企业“自缚手脚”。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通过行贿轻松拿下项目，而美国企业因合规成本高昂被迫退出市场。

白宫更直言：“FCPA的过度执行损害了美国企业竞争力。”

现在特朗普终于把这个扯淡的东西给废掉了。

特朗普这一决定，肯定也少不了政治因素的考量。他需要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而那些跨国企业背后可代表着不少利益集团和选票。

给这些企业“减负”，说不定能换来更多的支持和好感。再者，特朗普政府一直想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这种打破常规的举动，也是想向世界展示美国在经济政策上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不再受传统法律框架的过多束缚。

生意没有对错，只有利益。

FCPA的兴衰，恰似一面镜子：当反腐有利可图时，美国高举“正义火炬”；当反腐成为负担时，便果断弃如敝履。

在国际博弈的棋盘上，规则永远服务于利益。而对于曾被FCPA“收割”的企业，此刻或许五味杂陈。

如今，选择权交还给了美利坚，但世界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合法腐败”的新时代？

答案，或许早已写在华尔街的账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