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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一份天价订单的取消,将中国海工制造的巨擘——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大船海工)推向了风口浪尖。
挪威Seadrill公司以“逾期交付”为由,撤销了一份总价值13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原本光鲜亮丽的商业合作,转眼间变成了吞噬资金和信誉的深渊。
更令人愤慨的是,这一事件不仅让大船海工一度濒临破产,也揭露了西方在国际商业博弈中对中国的不公平对待。
难道我们当时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吗?毁约的挪威公司,下场如何?
巨额订单背后的隐患
时间回到2013年,大船海工与挪威Seadrill公司签订了一份金额高达13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根据合同,大船海工需建造8座海上自升式钻井平台,每座造价约2.3亿美元。
这份订单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机遇,不仅能为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还标志着中国在高端海工装备制造领域的实力得到了国际认可。
然而,成功的表面掩盖了潜藏的危机。这份合同中存在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Seadrill支付的预付款比例仅为10%,远低于国际惯例30%-50%的标准。低预付款意味着大船海工必须投入大量自有资金支持建造,而这对资金链本就紧张的企业无异于掐住命门。
其二,合同规定纠纷需在挪威进行仲裁。这一条款让大船海工在后续法律博弈中处于完全劣势,等同于将刀柄交给对方。
这样的条款设计,放眼全球制造业并非孤例。
2016年,韩国一家船厂也曾与欧洲某企业签订类似合同,因对方单方面毁约,最终陷入破产。对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而言,这种规则操作或许是冷酷但精明的商业手段,但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制造业企业而言,却是一场难以抵御的灾难。
这只是商业竞争的冰山一角
2018年,当大船海工完成了5座钻井平台的主体建造,并准备进行最后的调试时,Seadrill突然宣布因“逾期交付”取消订单。这一决定犹如晴天霹雳,直接让大船海工陷入资金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Seadrill毁约的时机并非巧合。2014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开始大幅下跌,从每桶100多美元跌至每桶30多美元。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也对海上钻井平台的需求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大量石油公司削减投资,钻井平台市场需求骤减,Seadrill公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取消了六座钻井平台的订单,并声称这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
Seadrill公司表示,“不可抗力”是指“由于政治、社会、经济或自然事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成本过高的情况”。在解释取消订单的原因时,援引油价暴跌、市场萎缩、环境管制等因素,认为这些都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因此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大船海工退还已支付的款项。
此时,大船海工已经为八座钻井平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订单取消不仅导致巨额损失,还对大船海工的信誉与市场地位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面对Seadrill的强硬态度,大船海工表示拒绝接受,并依据合同条款和国际惯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律纠纷成为大船海工的巨大负担。Seadrill坚持要求退还预付款及利息,双方陷入长期的仲裁和诉讼中。由于合同规定仲裁地在挪威,大船海工在法律程序中处于劣势,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更是让其雪上加霜。
截至2019年底,案件持续两年未果,大船海工已支付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相关费用。面对重重困境,大船海工选择通过破产重组寻找新生。
事实上,这种商业操作早已被一些国际企业熟练掌握。通过设置复杂的合同条款,最终以“未达质量标准”为由毁约,导致对方企业损失惨重。
类似的事件提醒我们,国际商业博弈不仅是技术和资源的较量,更是一场规则的游戏,而掌握规则的一方总能占据主动。
大船海工的内外交困
Seadrill的毁约只是压倒大船海工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早已为这场危机埋下了伏笔。2019年,中央巡视组在对中船重工集团的审查中指出,其高层存在廉洁风险、违规用人等问题。
尤其是在重大项目的决策上,企业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与应对方案。例如,在签订合同时,未对Seadrill的信用风险和市场周期波动进行深入分析,导致企业在危机面前毫无准备。
除此之外,大船海工还面临着行业共性问题:资金结构单一、研发投入不足以及缺乏国际化运营经验。
这些问题并非孤例,而是许多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共同短板。企业因盲目扩张海外市场,最终导致数十亿元亏损并宣布破产。无数这样的教训提醒我们,企业在追求市场份额的同时,必须在内部治理和战略规划上保持清醒。
尽管经历了重大挫折,大船海工并未在危机中倒下。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企业于2023年9月完成破产重组,重新站上了市场的舞台。重组后的大船海工接到了首个国际订单,为英国联合航运公司建造4艘24,200载重吨的成品油轮,合同总金额达1.2亿美元。
这一订单不仅帮助企业缓解了资金压力,也重新证明了其技术和信誉。
深刻反思
大船海工事件不仅是一次商业纠纷,更是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化的一次深刻教育。它让我们看到,在国际市场上,规则往往被强者掌控,而新兴市场的企业必须学会在不平等的环境中保护自己。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合同谈判中的经验逐步增加。以华为为例,其在与欧洲客户的多次合作中,通过强有力的法律团队和严密的合同设计,有效规避了许多潜在风险。这样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企业借鉴。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国家政策在推动制造业国际化中的作用。例如,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大幅增加。政府通过提供金融支持、设立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等方式,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大船海工的故事,是一部关于中国制造业的奋斗史。从辉煌到低谷,再到涅槃重生,这段经历既让人感到痛惜,也带来了希望。它向我们展示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企业尽管会遇到挫折,但只要坚持技术创新和规范管理,就能在风浪中稳步前行。
今天的中国造船业,已从当年的“代工角色”成长为全球制造的重要力量。据统计,截至2024年,中国造船业市场份额占全球42%,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的技术突破尤为显著。未来,随着更多自主技术的突破和国际合作的深化,中国制造业必将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风浪之中,未来可期。无论国际市场如何变化,中国制造将以更加坚韧的姿态,驶向更加广阔的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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