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骏：隐秘的上海|我们在上海写作

我回到了童年生活过的房子，近在咫尺的苏州河突然涨潮，汹涌的河水漫过堤坝，迅速淹没入侵到我的房间。我只能坐在一个陶瓷浴缸之中，漂浮在洪水肆虐的马路上，直到四川路桥下，方才渡过这场劫难……这是我很多年前做过的一个梦，当时我把这个梦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苏州河》。

那幢房子就在外滩背后，江西中路的一幢古老大楼，始建于红色起点的1921年，钢筋混凝土建筑，解放后收归房管所，改名江西大楼，搬进了“七十二家房客”。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妈妈从单位分配到三楼一间房子，灶披间在外面走廊公用，卫生间是不存在的，但有个沿街的铁栏杆阳台，虽然看不到黄浦江和苏州河，却能望到外滩那些大厦的屋顶背面。阳台两边各有一根粗壮的罗马柱——严格来说是多立克柱，曾经支撑和装饰过雅典卫城的巴特农神庙，其实比罗马更古老，但在以江西大楼为圆心的半径三公里内，这样的古典柱子比比皆是，不是多立克，就是爱奥尼亚，或者科林斯。

最近查到1949年前的上海百业指南，地图上标记着每一幢房子产权。当时的江西大楼，便是长江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和中央航空公司，还有律师事务所等等业主。根据地图上的位置判断，底楼应是银行大门，而我童年住过的楼上房间，大概属于中央航空公司。那么又是何人在此办公？那间房在三楼最佳位置，兴许当时阳台上的视野远胜于今，可以眺望到黄浦江上的轮船樯橹，难道是总经理办公室？中央航空公司原为中德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1943年由中国政府接管，改名中央航空公司，抗战后总部搬迁至上海。“央航”总经理陈倬林，旅美华侨之子，年少时在美国学习驾驶飞机，归国后加入广州国民政府，驾苏式战机参加过北伐。1945年（或者1946年）到1948年之间，后来我住过的这间房子，恐怕就是陈倬林的办公室。淮海战役时，中央航空已从上海迁到广州。1949年11月，陈倬林在香港率领中央航空，联合同属国民党的中国航空宣布起义，数架大型飞机从香港飞至北京和天津，史称“两航起义”，红色中国的民航事业自此起步。至于上海外滩背后江西中路的这幢大楼，想必在1949年的炽热春天之后，便已不再属于银行和航空公司，一间间高级职员们的办公室，成为了庶民们一家老小的安乐窝。

我在江西大楼住过的时间并不长，何年何月搬入已无记忆，必定在我记事之前。搬出去时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妈妈单位又分配了新房，沿着苏州河逆流而上，直达沪西曹家渡的一幢六层楼房，不但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底楼的小天井，相比建于古老破旧的江西大楼上的区区一间房，堪称换了人间。后来我又多次搬家，每次都在苏州河沿岸，至今推开窗户，仍能看见苏州河的波涛。

前年深秋，我筹办了香港路百空间画廊的“艺术迷宫”活动。拐过一个街角，我便见着江西大楼三层多利亚柱中间的阳台，至今晾晒着衣服和抹布，时间仿佛凝固了三十多年，除了一台空调室外机。我悄悄走进已换成绿色防盗门的底楼门洞，门廊上的装饰还是老底子的。门厅停放几辆电动车压着一面彩色地坪，层层叠叠的八角形，五六种颜色的地砖拼贴，还能在记忆深处觅着踪迹。电梯跟小时候不太一样，当时电梯里面是有专人操控的，容不得我们自己按钮。但妈妈通常带我走楼梯，沿着木头扶手经过几个转角，便到了三楼的走廊。油腻的墙壁上弥散着昨晚炒螺蛳或煎带鱼的味道，一道道紧闭的漆黑房门里仍然住满了人。废墟般幽暗寂静的世界里，记忆晦暗得像古代石碑上漶漫不清的刻字，让我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经住过的那扇房门。哪怕确认了那道房门，我也不敢用手指关节叩响，面对而今主人的陌生脸孔。因为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在此？更无法证明自己与这间房子的关系。现在我只是一个过客，从漫长的时间里旁逸斜出，回到迷宫的心脏地带。我必须选择落荒而逃，从录音机里退出一盘磁带似地退出记忆。

如果再一次写上海的小说，我会写这幢楼吗？我会写1949年之前的外滩背后，中央航空公司的那间三楼的办公室吗？我会写那位曾经在我家阳台上眺望黄浦江的男人的传奇一生吗？我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写起，穿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鲜血和泪水，直到1949年11月9日的香港启德机场告终吗？还是写1949年之后，搬进这幢大楼的庶民们的一生？他们自然不拥有写入历史书的辉煌名字，更不会有风云际会和谍影重重的幻想，但他们跟我童年时一样在三楼阳台的多利亚柱之间眺望过上海狭窄的天空，坐在房间角落的马桶上读汉语拼音课本，往木头脚盆里倒满热水悄咪咪地沐浴更衣，在走廊里摆开煤气灶炒青菜毛豆，灶台边的水龙头从未停止过涓涓细流……这是一个隐秘的上海，至今仍未被埋葬，偶尔活色生香，虽然只是浪奔浪流的黄浦江隔壁一条不起眼的下水道，却比衡山路悬铃木下的那杯咖啡更像一个真实的上海。

是的，我在这样的上海长大，我想写这样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