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件被揭露，看待《洛丽塔》的视角应该改变了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初稿完成后，很多出版社因为内容的敏感避之不及。1955年经由法国一家较小出版公司发行后，三年后才在美国得以出版。在传播过程中，对人性的探索，对情感浓度的推崇逐渐取代了原先的道德争议，令禁忌之恋登堂入室，似乎成为可接受的一种形态。随着越来越多儿童性侵案犯罪者援引“洛丽塔”为己正名，重新审视《洛丽塔》成为必要。

2024年引进的《洛丽塔原型》（The Real Lolita）一书揭示了这本小说背后的故事。作者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是一位犯罪题材专栏作家，她花费数年调查采访和查阅大量资料后写成《洛丽塔原型》。她让读者意识到，在优美词藻与情感幻影之后，是一个女孩怎样被摧毁的人生。魏恩曼曾在采访中说：“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莉·霍纳的故事，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而这肯定不是。”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倩婷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萨拉·魏恩曼这本书，研究年长者对年轻者的性骚扰、性侵害，她意识到这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文化问题。文化上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恋童癖’，但事实上，这里面更重要的可能不是一种心理机制，而是一种权力。这也是为什么它要连接着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撰文 | 张晓琦

《洛丽塔原型》，[美]萨拉·魏恩曼 著，马雨禾 译，真故图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5月。

萨莉·霍纳绑架案

与《洛丽塔》

萨拉·魏恩曼认为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重要原型，来自1948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发生的一起女童绑架案。11岁的女孩萨莉·霍纳（Sally Horner），因为想参加学校女生的小团体要纳“投名状”，在小卖部偷了一个五分钱的笔记本，由此被一个四五十岁、自称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的男人盯上。

这个男人叫做弗兰克·拉萨尔，带着萨莉辗转大西洋城、巴尔的摩、达拉斯，对外宣称是萨莉的父亲，为免怀疑还会把她送去上学。在巴尔的摩，拉萨尔开始性侵萨莉，通过威胁、强奸、道歉和奖励的循环，控制了她的身心，以保证她不会说出去。邻居对他们的印象是和睦父女，萨莉成绩很好，会做家务；拉萨尔很舍得给萨莉花钱，给她买衣服、玩具，给零用钱。

单独相处时，萨莉也从未吐露实情或向周围人求助。直到他们来到圣何塞，一位叫露丝·杰尼施的女人觉察出两人关系的异常。1950年3月21日上午，萨莉在露丝的耐心劝导下说出实情，露丝帮她拨打了家人的电话。各路执法人员迅速赶到抓到了拉萨尔。

萨莉挂断电话后非常害怕被拉萨尔发现，获救后仍旧恐惧难消，也害怕家人不想要她了。在回答问讯时，她激动异常，不住喘息和哭喊。拉萨尔选择不接受律师辩护直接认罪，理由是不想让小姑娘再遭受对她的不利报道，后来又翻供上诉。

1948年8月，萨莉·霍纳失踪六周后，警方在大西洋城一家家庭旅馆找到的萨莉照片。（出版方供图）

从始至终，他都坚称萨莉是他的亲生女儿，萨莉的母亲埃拉完全知道他俩每天在哪，她不负责任，但自己一直在给女儿钱。听闻萨莉获救，埃拉陷入无边狂喜，再次向媒体重申：“无论她做了什么，我都能原谅她。”由于媒体的大肆报道，卡姆登以及费城都传得沸沸扬扬。埃拉仍处于失业状态，最终她折中让萨莉和姐姐、姐夫去往弗洛伦斯。

萨莉没有改名，也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她始终以坚韧随和示人，但偶尔会变得伤感忧郁。学校里的同学视萨莉为妓女荡妇，无论男女都觉得可以恶毒嘲讽她，虽然她成绩优异。即将升入高中的那个暑假，萨莉和她终于交到的好朋友卡罗尔·泰勒一起去怀尔德伍德玩。在那里，她认识了爱德华·约翰·贝克，和卡罗尔分道扬镳，坐上他的汽车去往他位于瓦恩兰的家，在高速公路上猝然遭遇车祸。贝克骨折，萨莉脏器破损、颅骨断裂，当场死亡。1952年8月18日，萨莉15岁，还想着进高中后多交几个朋友，谈一场恋爱，将来做医生。

虽然纳博科夫多次否认《洛丽塔》与真实事件的关系，但小说本身留下了线索。小说男主角亨伯特·亨伯特对多洛蕾丝（洛丽塔）母亲夏洛特·黑兹的最初印象，与埃拉当时的照片相似，都像是“经过冲淡的”好莱坞女星玛琳·黛德丽。亨伯特和拉萨尔都和被拐骗的女孩以“父女”相称，只不过亨伯特是真的和多洛蕾丝的母亲结婚以达到目的；而拉萨尔是幻想，以此来掩盖罪行和脱罪。

小说还让亨伯特把自己的行为与拉萨尔做了对比，让他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一个中年道德犯的文章，说他违反《曼恩法案》，把一个9岁姑娘运送到州界外并供认有罪。他对多洛蕾丝说，他们的情况不同，她快13岁了，她不是他横越全国的奴隶，他是爱她的父亲。小说中的环美旅行比萨莉被绑架早一年，当时萨莉不到10岁，正与亨伯特的话吻合。他用的这些词汇，显然来自1950年的真实报道，同时暗指他与多洛蕾丝的关系。

亨伯特威胁多洛蕾丝与拉萨尔威胁萨莉的方式也一样，如果向外透露真实情况，就会被送往感化院或少年拘留所。萨莉曾将她与拉萨尔的关系告诉学校的朋友并受到劝诫，后又告诉露丝，并因此给家里打了长途电话获救。

多洛蕾丝也可能像亨伯特所担心的那样，向同学莫纳吐露了实情，也在和亨伯特大吵后打过一个神秘电话做出重大决定，虽然逃走是一个月后。萨莉总共被劫持了21个月，亨伯特劫持多洛蕾丝21个月后，发觉她越来越不受控。他认为如果给自己量刑，应该以强奸罪判处至少35年徒刑，这与拉萨尔的刑期完全一致。

研究者们还找到了纳博科夫写作《洛丽塔》时的便笺卡，共有94张保存下来，包括对新闻的解读。有几处用横线划掉的部分都出现在了小说中。他甚至化用了便笺卡上记录的另一桩罪案，即纽约35岁的办事处经理格拉默棒杀妻子后伪装成交通事故一案。这与萨莉的车祸相映衬，也映衬了小说中夏洛特的死。得知亨伯特觊觎自己女儿后，夏洛特与他大吵一架，出门后被车撞死，而此前亨伯特已对她动了杀心。

《洛丽塔原型》中的

女性群像

围绕这一案件，《洛丽塔原型》中还记录了许多女性的处境与不幸，呈现出更为深广的女性生存状况。萨莉的母亲埃拉，在19岁时与一名已婚男性生下大女儿苏珊后独自抚养。后来又和一名有妇之夫交往，生下萨莉。萨莉的生父嗜酒、家暴，埃拉在萨莉3岁时离开了他，此人不到三年后自杀。

埃拉在裁缝店工作，早出晚归非常疲惫；大女儿苏珊结婚刚怀孕，家里没人有余力给予萨莉太多关心照顾。拉萨尔让萨莉骗母亲，自己是她同学的父亲，请她暑假和他们一起到海边玩，否则就告知家长她的违法行径。埃拉没听说过这两位同学和他们父亲的名字，但想到萨莉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虽然疑惑还是同意了。

拉萨尔的一位前妻多萝西·戴尔比他小得多，也是没有得到过太多家庭关爱的女孩。她认识拉萨尔时刚高中毕业，还不到18岁，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大，常与严厉的父亲吵架。与拉萨尔私奔后，她父亲称拉萨尔用了假名、她只有15岁，促使警方追捕拉萨尔。但他们已经领了结婚证，多萝西也不是未成年人，控告被驳回。面对警察，多萝西紧张地拨弄婚戒哭喊：“他没有骗我！”

被送回家后，多萝西又从父母身边逃走。拉萨尔后来因为重婚在内的其他罪名入狱，多萝西一直等着他，还跟他生了女儿马德琳。直到她有一次发现拉萨尔和其他未成年女孩在一起，以遗弃和拒绝抚养费把他告上法庭。

马德琳结婚生子后得知了父亲的事，带着孩子到监狱探望。拉萨尔送了他们自己亲手做的模型船和皮质手包。马德琳还准备让拉萨尔假释后住进自己家，但他没能等到提前出狱。她对父亲编造的各种故事都深信不疑。拉萨尔是诱骗幼女的惯犯。书中也披露了被他侵害的其他女孩的情况。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女性的糟糕境遇当时非常普遍。那位救助萨莉的女性露丝·杰尼施的经历也很复杂。她迫切想逃离原生家庭，16岁就草草结婚，后来陆续经历过十次婚姻。露丝的生活是生养孩子的无限循环，家庭在贫困中越陷越深。而她也成为了和自己父母同样刻薄的人，孩子们都疏远她。

露丝的一个女儿蕾切尔又重复了她的命运，而且5岁时被拉萨尔猥亵。露丝为了留住一个情人，甚至不惜允许那个男人接近女儿蕾切尔。露丝救助了萨莉，但她却会放任丈夫、情人在包括性的各方面虐待孩子，相信男人而不是自己的女儿，助长他们的行径。

书中提及的案件还有亲生父亲杀女骗保案、女性约会后拒绝亲密接触被溺死案等。萨拉·魏恩曼以萨莉案件辐射出女性的生存图景。陌生人虎视眈眈，有些亲人甚至禽兽不如。女孩们在爱与生存资源的双重匮乏下，带着巨大憧憬投入婚恋，遭受更大打击。但惯性令她们执着于此，甚至六亲不认不惜出卖自己的女儿，伤害在代际间不断轮回。

《洛丽塔》的大众传播

小说《洛丽塔》问世以后，销量不断增高，成为热点话题和演员的素材，登上时尚杂志和银幕，电影中不时出现一些夸张的金发尤物假扮年轻女孩的形象。最露骨的演绎出现在电影《让我们相爱吧》中，梦露的角色说：“我叫洛丽塔，我不能……跟男孩子们玩”，然后演唱了科尔·波特的《我的心属于爸爸！》。

最有名的电影改编有两版，一版是1962年由库布里克导演的《洛丽塔》，兼具滑稽和惊悚两种风格。片中多洛蕾丝满口谎言，非常叛逆，一出场就戴着太阳帽和墨镜、穿着三点式，斜卧在自家花园的草地上，充满性挑逗意味，看起来并不像女孩。夏洛特则是个聒噪、饥渴又愚蠢的中年女人。电影还不时出现母女两个人雌竞的情节。

1962版《洛丽塔》剧照。

库布里克在电影中投注了他对“外来者反抗社会秩序”的一贯关注，不管是进行一次完美的抢劫、拯救被处以极刑的无辜者，还是维持与一个12岁女孩的爱情都是反抗，“外来者”包括罪犯、疯子、诗人、革命者和情侣。因为审查导致的情色元素缺失，以及典型的男性视角与厌女气息，观众更多看到的，是亨伯特一个人的悲情。由詹姆斯·梅森饰演的亨伯特在片中看起来像个守旧懦弱的老实人，观众对他被嘲讽更觉于心不忍。

另外一版是1997年由阿德里安·莱恩执导的《洛丽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爱情悲剧。花园初见一幕更加充满男性凝视意味，多洛蕾丝是融合了孩子的天真无邪与少妇情欲的淫荡客体。饰演亨伯特的杰瑞米·艾恩斯忧郁斯文，电影不断挖掘亨伯特内心的声音，更彰显了他的无奈和痴情。

1997版《洛丽塔》剧照。

结尾浓缩了小说的台词，将这种痴情推上顶峰：“她可以褪色、可以枯萎……但我只望她一眼，万般柔情，便涌上心头。” 在这种表述下，亨伯特引起了许多怜惜与诗意的绮思，他对多洛蕾丝的爱，被认为是超越生理意义与普通情侣相处的灵魂狂热、爱情本身，而他成了被惊鸿一瞥困住的可怜人。

于是，对亨伯特的指责停留在纵欲过度，而对多洛蕾丝的态度分化为两种：一种认为她空虚粗俗，精神变态，配不上任何正经男人；一种痴迷她的性感和孩子气，能把年长男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小说中亨伯特的一面之词，被电影以全知视角做实、加强了。观众甚至无暇怀疑：为什么洛丽塔宁愿和一个生计困难的技工在一起，也不愿重回痴情的亨伯特怀抱？

纳博科夫的写作动机

关于小说人物是否有原型，纳博科夫给出过自相矛盾的回答，只是极力否认亨伯特和他的好友、斯坦福大学教授亨利·兰茨的关系。兰茨在30岁时曾有一位14岁的妻子，有恋童癖。“中年男子对小女孩的迷恋”贯穿了纳博科夫的创作生涯。研究者认为他对这个题材有癖好，与恋童癖那种难以消解的冲动类似，只是发生在文学领域。

写作时的纳博科夫。

1926年，纳博科夫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一则童话》中，就写了成年男子对一名身穿成人小礼服、露出乳沟的14岁小姑娘的隐秘欲望。1928年，他在诗歌《莉莉丝》中着重描绘了一个小女孩所谓恶魔般的力量，令成年男子神魂颠倒。《黑暗中的笑声》中，年长而富有的艺术评论家盯上了一位16岁的姑娘玛戈，觉得她喜怒无常、异想天开、擅长操纵人心。后来纳博科夫又写了《天赋》，其中一段概括了《洛丽塔》的基本故事。之后他又写了中篇小说《魔法师》，在结构上最接近《洛丽塔》，但没有《洛丽塔》混淆视听的能力，只是以“去浪漫化”的手法描述了一种偏常的欲求与悲剧后果。学者和传记作家们一直在寻找纳博科夫与未成年人直接接触的证据，但至今一无所获。

但纳博科夫有另一段经历。在他的自传《说吧，记忆》中，记述了自己9岁时，叔叔卢卡把他放在膝盖上反复抚弄，并伴以“柔声呢喃的甜言蜜语”。这与《洛丽塔》中一幕非常相似。小说中也多次引入过各种“叔叔”的形象。

纳博科夫说过《洛丽塔》毫无道德寓意，他反对道德说教，也不关心社会公德，一部虚构的作品主要是提供审美价值。他也没有把多洛蕾丝写成受害后堕落沉沦，而是艰难求活，展现了非凡的勇敢。他还说洛丽塔是他第二喜欢的笔下人物。

许多评论者，包括本书的作者魏恩曼，都不断强调《洛丽塔》小说的叙事策略，叙事人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的巨大缝隙，乃至洛丽塔才是小说背后的真正主角。但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的描述太多，太细致入微，而对多洛蕾丝忽视得太多。这就如同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效果。这种不吝赘述本身就是一种态度。1962年的电影初始剧本也是纳博科夫写的，虽然后来库布里克做了大幅改动，但署名仍旧是他。他还赞扬库布里克拍出了一流的电影。

这种话语的背后，反映出无论亨伯特多么糟糕，他都是一个人，而多洛蕾丝只是个模糊的影子。此后几十年，“少女诱惑”文化不断滋长，恋童癖得以登堂入室，被庸俗化为“畸恋”。随便搜索一下“洛丽塔”，相关词条不是“不伦之恋”就是“致命诱惑”。调教开发出幼稚女孩的魅力，被归结为男人的“洛丽塔情结”，“萝莉”则成了清纯诱惑的代名词。这种“畸恋”被开发出各种美感，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小女孩的悲惨遭遇，而是“一个堕落儿童对一个软弱成人的剥削”。女孩是否真的是受害者？“恋童癖”是否有问题？少女为什么不能有进行成人游戏的自由？到底什么是“恶”？种种质疑甚嚣尘上。

这种论调在一次又一次的儿童性侵案引发的舆论中被看到，甚至出现在一些媒体报道的潜意识中。而从多起类似案件的报道中会发现，“爱情”也是女孩们被欺骗的原因之一，她们会带着浪漫滤镜来看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伤害，把性看作爱的确认。这些女孩大多和萨莉一样，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关爱，在犯罪者的施暴和宠爱之间陷入认知混乱。萨莉的身世和心态的普遍性甚至超越了种族与国别。

《同意》是

《洛丽塔》的补充

2019年出版的《同意》是法国出版人瓦内莎·斯普林格拉基于自身经历所写的一本书，近年来也受到诸多讨论。这本书讲述了瓦内莎13岁时，被法国当代著名作家马茨涅夫诱骗进的一段畸形关系。这里面既有亲情的缺失，又有文化建构的塑造。瓦内莎父母离婚，父亲性情暴躁、不付抚养费，甚至在得知女儿恋情时骂她婊子荡妇。瓦内莎说，马茨涅夫的凝视令她感觉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这种性唤醒机制，正是文化塑造的一部分。

看了太多小说的女孩从5岁起就憧憬爱情，在接受这份关系之前，已经被各种浪漫爱的故事驯化调教好了。她被他控制，和其他女孩雌竞，甚至和母亲雌竞。世俗眼光激发了她的反叛心理，死也不愿离开马茨涅夫，甚至幻想在法庭大喊“爱他胜过一切”，把自己假想成爱情悲剧里的女主角。

《同意》，[法]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著，李溪月 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3年2月。

做编辑的母亲反对无效后接受现实。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刚经历过“五月风暴”的知识分子正在呼吁性解放，反对对欲望和身体的束缚。许多媒体和知识分子公开支持过那些被指控与未成年发生关系的人。

在瓦内莎母亲成长的年代，身体和欲望仍是一种禁忌，所以当她年满18岁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自己从严苛的性教育中解放出来，像戈达尔的女主角那样随心所欲。不管是禁止青少年性行为，还是将性局限于同年龄阶层的人之间，都成了社会压迫和不平等。即便是到了瓦内莎出版这本书的时间，还要面对害怕道德秩序“后退”的人的阻力。

马茨涅夫的朋友、哲学家齐奥朗告诉瓦内莎，艺术家的妻子，理应牺牲和奉献自我。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女儿，瓦内莎也认为一个14岁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她想爱的任何人，何况还能成就艺术。艺术至高无上，爱情与自由成了一切的理由，妇德在反禁欲的文化中进行了升级建构。

瓦内莎不认为《洛丽塔》是对恋童癖的保护，而是这个主题下最深刻有力的批判。尽管洛丽塔任性、勾引、献媚，但纳博科夫没有将亨伯特塑造成好人，相反将他无法遏制的病态激情表现得一清二楚。亨伯特最后在精神病院写下的供认书明确承认了罪行，洛丽塔何其幸运获得了这样的补偿，而马茨涅夫在作品中没有任何反省和歉意。

但瓦内莎也知道，性掠食者要么把自己塑造成施恩者，要么是受害者。而《洛丽塔》中的亨伯特，有着受害者的样子，不仅在于“一个痴情男人被一个庸俗女孩诱惑”，还在于他反复提及13岁就死去的恋人安娜贝尔，这种“童年创伤”成为他捕获洛丽塔的最好借口。甚至马茨涅夫13岁时也被性侵过，比纳博科夫所遭受的骚扰更甚。

不管是反复论证纳博科夫在叙事中显露出的缝隙与空间，还是强调他“自由主义反讽者”特质，说他是为了指出世间的种种残酷并讨论如何避免，都无法否认他的精力集中于亨伯特的事实。《洛丽塔》的书写是男本位的。

而真实案件中的萨莉是三重意义上的受害者。拉萨尔强奸、禁锢了她；媒体将她的事情广而告之；纳博科夫把她的经历拆散打碎，成为完成《洛丽塔》的肥料。大众传媒与受众进一步将亨伯特的立场简化为客观立场，将性侵/受害的关系篡改为爱情。

如果将萨莉的真实遭遇与小说，以及瓦内莎的认知做对比，就会发现这中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误解。她只是要说，洛丽塔虽然不是完美受害者，但问题不在她。瓦内莎是按照《洛丽塔》及其所依赖的文化成长的，反思和纠偏也在这个框架内，《同意》是《洛丽塔》的补充。文艺作品里的美好高于现实，丑陋却远逊于现实。没有温情，没有孜孜以求的模糊地带，而是赤裸裸的残忍。也许因为女性的苦难经常超过了“人“的范畴，以至于需要蒙上一层文艺面纱才能被人接受。

林奕含的革命

打破这种闭环的，是林奕含所写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出版至今，“房思琪式的强暴”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现象，照亮并刺痛文学内外的性侵阴影。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林奕含 著，磨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1月。

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戳穿了“洛丽塔”这一符号的幻象，写出了少女的情感、欲望与伤痕。林奕含在小说中几次提到“洛丽塔之岛”，显露了反诘的自觉与野心。在亨伯特眼中，性爱都是美好的，只有洛丽塔偶尔的微词。但林奕含笔下的性爱是恐怖的，像溺水、像海哭，女孩像被吹熄的蜡烛。她夜夜噩梦，无数次灵肉分离，经历了一次次性虐待后开始尝试自杀，住进疗养院。小说再现了强奸现场与少女的痛苦无助，戳破了男人构建的粉红梦境。

如果说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受害者的控诉与思考，那么林奕含所做的最具突破性的事情，是用自己的语言，解构了男性话语。她用“笋”“冰花”“苹果肉”来描述自己的身体，用“暖红如洞房”“串珠门帘”来形容老师李国华的口腔和牙齿。用男性的物化语言，呈现出女孩在这场关系中的实际处境，用惯性美好梦幻的词汇来形容其实恐怖的、正在施暴的对方，这会造成阅读感受的错位，即你感受到的，和原来被塑造的语感是相反的。还有更直接的错位展示：思琪的唇语是“不要，不要，不要”，在李国华看来就是“婊，婊，婊”。林奕含说，你在阅读时感受到的痛是真实的，感受到的美也是真实的。这是因为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将痛苦注入了原先“美”的词汇，这是一种夺回话语权的抗争。

她嘲讽“温良恭俭让”；当李国华用双胞胎姐姐十岁时自杀为自己辩护时（这次不是初恋对象），嘲笑弗洛伊德理论。她反用睡美人的典故，说小女生才是王子，吻醒了老师们的年轻。林奕含指涉了权力，李国华形容房思琪的脸颊是只有帝王可用的“明黄色”，像他搜集的龙袍；房思琪意识到“肉食者”在古文里的意思是上位者，“上位”是完美的双关。她们相信一个可以整篇背《长恨歌》的人。人们沉浸于白居易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歌颂，却从来没想过去问杨玉环的感受。

她用语言无限逼近暴力现场，也展示了这种暴力得以发生的原因，用大量修辞手段让房思琪沉浸在男性话语中，又解构了这一话语。于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沉沦与挣扎的矛盾，美与痛苦纠缠。这一切并非清晰思路下的揭示，而是混乱中的直觉。与之相对应的是林奕含接受采访时的态度。一方面她已经描摹出结构，说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另一方面又不愿与结构连接，认为自己被摧毁来自现实中李国华原型的打断。她恨自己写得堕落不雅，感到屈辱，无法对施暴者有所制裁，最终以生命为书写做注。

电影《嘉年华》（2017）剧照。

因为力量与心智的巨大悬殊，成年男人与小女孩之间的关系没有浪漫可言，是赤裸裸的掠夺与暴力，核心是权力压榨与精神操纵。从萨莉的真实案件，她周围女性的遭遇，以她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洛丽塔》，到小说的电影改编与大众传播，清晰展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现实是如何被改写的，以及这种改写又是如何再作用于现实的。

女性对性缘关系的滤镜与偏执，源于习俗与历史文化惯性，伴随着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权力丧失。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文学。在漫长的两性关系书写中，女性都被塑造为欲望客体；在所有的接受与阐释学中，女性又成为审美与意义的工具与祭品。在男性中心的话语里，不管是性禁忌还是性开放，最终都指向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而随着《洛丽塔原型》这类探寻文字与现实关系书籍的出现，以及越来越多女性基于自身经历的书写，男性语言中心正在逐渐被打破，失声太久的女性在逐渐找回对真实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各种可能性的想象。

作者/张晓琦

编辑/荷花

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