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历史（1）：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与元代前回族的雏形

回族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漫长又复杂的历史变迁，最早能追溯到唐代，到了元朝不断发展，最终在明朝形成了特定的族群。和其他民族不一样，回族不是从中国古代某个氏族部落发展而来。

“回回”一词原是“回纥”、“回鹘”的音转，最早出现于北宋官员沈括的《梦溪笔谈》。到了元代之后，“回回”这个词才被大量使用，泛指来自中亚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这一概念比较模糊，所以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来华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吉普赛人。从某种角度来看，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回族形成的过程。

第一章：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回族雏形。

唐宋时期的对外交流

唐宋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繁荣发展，对外的开放程度也相当高。阿拉伯世界以伊斯兰教为核心，建立了横跨大西洋到中国西部的庞大帝国——“大食国”。

中国和阿拉伯帝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有着频繁的互动。

阿拉伯与波斯使者的来华

根据唐代史籍《西域传》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派遣使者来华，自此中阿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那以后，大食国的使者和“贡使”常常往返中国，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唐代官方有记载的大食国使臣来华就有37次，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记载的民间商贸交往次数就更多了。

公元654年，波斯王子卑路斯也开始多次派遣使者来华。由于波斯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国，双方的关系也因此比阿拉伯的联系更加紧密。如今，回族的经堂语中有许多词汇源自波斯语，这也说明在当时以及后来的长时间里，波斯人在中国的数量并不逊色于阿拉伯人。

穆斯林商人在中国的活动

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开始向东扩张，与唐朝在葱岭以西接壤。随着阿拉伯帝国征服中亚各国并消灭波斯，波斯人和中亚的九姓胡人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所谓的九姓胡人，也叫“昭武九姓”，他们原本来自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的九个小王国。因此，八九世纪来华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年间，广州的港口有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的船只，数量不计其数。船上满载香料、药材、珍宝等，货物堆积如山，船的深度可达六七丈。商人们来到中国后，一部分聚集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还有一部分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和开封，他们贩卖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商品，同时还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特产带回去，堪称古代“带货达人”。

由于当时阿拉伯和波斯人大多都是商人，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或“胡商”。由于商业往来频繁、利润可观，再加上唐宋政府对商业贸易的支持，许多“蕃客”最终选择了留在中国，长期居住在长安、洛阳等地，他们的这种行为被称为“住唐”。自玄宗天宝年间起，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为这些外国商人服务的“西市”，街道上有很多他们经营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

阿拉伯士兵的留华

除商人和宗教职业者外，还有部分来自阿拉伯的士兵。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曾向大食国求助。大食阿拔斯朝哈里发在757年派遣了一支穆斯林军队协助唐军平定叛乱。

为了表示感谢，唐朝皇帝没有将这支伊斯兰部队遣回，允许他们滞居于现在陕西省大荔县南洛渭两河一带的沙苑地区，并为他们建造清真寺。

安史之乱期间的穆斯林军队

第二章：宋代回族的发展

宋代商业政策的延续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政治、经济虽远不如唐代兴盛，但政府继续鼓励通商的政策，商业贸易规模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华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也不断增加。据史书记载，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多达数十万人。

南宋词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描述道：“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

“蕃坊”与“蕃长”制度

政府将他们的居住地称为“蕃坊”，并允许他们与汉族人通婚，为尊重其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政府任命蕃坊中最有德望的人为“蕃长”，负责管理“蕃坊”内的居民和宗教事务。

唐代来华的阿拉伯商人苏来曼在他的游记中提到过广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

他写道：“……这里有回族牧师一人，教堂一座……

……各地的回教商人纷纷聚集到广州，皇帝还特意任命回教判官一位，依照回教风俗来管理回民。判官每周都会与回民一起祈祷，朗读先圣的教义……

……判官为人正直，审判公正，一切事务都依照《可兰经》、《圣训》及回教习俗来处理。”

他口中的回族牧师就是教长，回教判官就是“蕃长”。

广州“蕃坊”遗址图

这些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定居，最终成为回族的一部分。

第四章：穆斯林后代的文化融合

回族文化名人

这些人除了经商、学习汉文化外，也有一些人投身官场、著书立传。

例如783年，波斯裔的骆元光因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赐姓李，改名李元谅，官至陇右节度使。

武康郡王李元谅

阿拉伯人后裔李彦升考中进士，成为当时的焦点人物。唐末五代的诗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被人称作“李波斯”。

南宋末年，阿拉伯人后裔蒲寿庚曾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使长达30年，之后又在元朝初期担任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他的兄长蒲寿宬撰写的《小心泉学诗稿》深受后人推崇。

后人创作的蒲寿庚形象

回族的文化认同感

这些长期定居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在各自的蕃坊内建立了礼拜寺，并拥有了专门的公共墓地。

南宋官员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提到广州的穆斯林后裔：“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

今天，东南沿海一些清真寺的遗址，以及广州郊外的“回回冢”和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

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穆斯林后代逐渐淡化了对自己原有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北宋大观至政和年间，广州、泉州等地设立了蕃学，专门为“蕃客”和“胡商”的子弟提供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及相关文化知识，类似今天回族地区的阿语学校。

由于这些穆斯林后代大多有了汉族血统，他们开始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将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当作故乡或祖先的祖国。这种心态类似于今天定居在中亚的陕甘回族后裔东干族，他们认为中原是他们的故国，而自己所居住的国家才是自己的祖国。

陕甘回族后裔东干族

所以说唐宋以来长期定居在中国的穆斯林后代已经具备了回族的核心特征，他们就是回族的早期代表。

第五章：宋元交替时期的回族记载

回族的雏形在唐宋时期已初具规模，但回族的主体始于元代，在元代以后才迎来了大量中亚各族穆斯林东迁的潮流。

在宋元交替时期有很多关于回族的文献记载，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说到，1236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襄阳的宋军中就有回回兵的身影。

他在《癸辛杂识》中也提到，1274年，蒙古军渡江南下时，宋军中的回回兵通常潜渡至江北，盗取蒙古军的战马，有时盗马的数量多达三四百匹。从这些盗马事件的规模来看，回回兵的数量显然不容小觑。

另据宋代无名氏的《昭忠录》记载，1235年，蒙古太子阔瑞率领五十万大军进攻大散关时。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一带进行防守，其中就有一部分回回兵。这些回回兵来自于西夏及投降蒙古的金国部队。

第六章：总结

综上所述，回族的雏形始于唐宋，在宋末元初逐步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然而中国回族的全面形成，是在蒙古贵族的西征和回回人东迁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这一过程为回族的最终框架和分布提供了基础。

今天回族的祖先不仅包括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商人后裔，还包括大量在蒙古西征时期被迫东迁的穆斯林后裔。关于这段历史，我们下期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