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有声历史 来“听”文物里的音乐成都

音乐是人类文明的有声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文化记忆。近日，来自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团来到成都博物馆，为蓉城观众带来古代音乐文物沉浸式展演。该展演作为“锦城丝管：和合共鸣的音乐成都”特展的配套活动，活态展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在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地音乐文化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展览文物为窗，数千年来，成都音乐艺术的起承转合，展现出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更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合共鸣的生动写照。

古代巴蜀 音乐萌芽与礼乐之音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西南边陲。这片丰饶的土地，不仅孕育了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更在音乐的天空绽放出独特的光芒。早在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的先民，便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劳作生息，孕育出了原始音乐的萌芽。

西汉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曾描绘古蜀人为“文字未识，礼乐未兴”，这一记载使得古蜀在2000多年的岁月里，被世人误解为一片远离文明的蛮荒之地。然而，随着近几十年考古学的深入探索，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铜铃与石磬，成为巴蜀之地礼乐文化萌芽的有力证明。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惊世发现，让43件铜铃重见天日。这些铜铃大致可分9种类型，有的铜铃音高清晰，有的则大小、宽窄、厚薄与音高都能有序排列，仿佛诉说着古蜀人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追求。而2021年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再次出土了一批铜铃，形制与中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铃相似，表明古蜀与中原文明之间的深厚联系。与此同时，碎成几块的石磬在8号坑中被发现，经拼接后展现出其完整的形态和敲击发音的功能，成为古蜀礼乐文化的重要物证。

小巧精致的铜铃，仿佛能穿越时空，回响在古老的祭祀仪式上；而看似平凡的石磬，其上精心钻制的小孔，则透露出它曾是悬挂敲击的乐器。这些珍宝，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以前，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已经有礼乐相和的悠扬旋律。那时，古蜀祭祀之风兴盛，音乐成为“通天地、和神人、谐万物”的重要道具。在古蜀人的祭祀仪式中，音乐与舞蹈交织在一起，古蜀人通过音乐与舞蹈，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种独特的祭祀方式，不仅展现了古蜀人对于自然的敬畏与崇拜，更体现了他们对于音乐与舞蹈的深刻理解与运用。

西周时期，随着礼乐制度的形成，巴蜀地区深受中原礼仪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为华夏“礼乐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至战国时期，巴蜀地区成为秦楚必争之地，军旅之乐得以发展。在频繁的战争中，巴蜀地区的音乐文化逐渐融入了军事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军旅之乐。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句话不仅展现了巴蜀军队的勇猛与无畏，更揭示了巴蜀地区以乐舞震慑对手、鼓舞士气的文化传统。在战争中，巴蜀军队或许会以激昂的音乐和舞蹈来鼓舞士气，增强战斗力。这种独特的军事音乐文化，无疑为巴蜀地区的音乐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巴蜀地区还出现了如虎钮錞于、扁钟等特色乐器。虎钮錞于以其独特的造型和雄浑的音色，成为巴蜀军队在战场上指挥作战的重要工具。扁钟于战国时期巴地出土较多，故又称“巴钟”，一般是单件，其钟腔扁窄，音质清脆，常用于战争或祭祀。这些乐器不仅用于战争指挥，更成为巴蜀音乐文化的重要标志，展现了巴蜀人民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

汉唐盛世 文化融合与音乐繁荣

公元前316年，秦统一巴蜀，蜀文化自此融入中华文明的大一统蓝图。进入汉代，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深入开发，众多移民涌入巴蜀，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兼容并蓄的新格局。汉乐府的创立极大地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巴蜀音乐在汉文化基底上，吸纳了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绽放出绚烂多彩的音乐风貌。

从成都出土的丰富陶俑中，我们得以一窥汉代巴蜀音乐文化的繁荣景象。说唱俑，造型独特，表情生动，展现了汉代说唱艺人的风采。他们头戴巾帻，身着长裤，姿态各异，或蹲或立，左臂环抱扁鼓，右臂持槌欲击，张口露齿，眉飞色舞，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引人入胜的说唱表演。舞俑则以曼妙的身姿和飘逸的长袖，演绎出汉代舞蹈的韵律美。长袖舞、盘鼓舞等舞蹈形式在汉代巴蜀广为流传，舞俑们身姿轻盈，长袖如风，每一个动作都洋溢着音乐的节奏与生命的活力。这些憨态可掬的陶俑，不仅反映了汉代巴蜀说唱艺术的广泛普及与高度成熟，更彰显了巴蜀人民乐观幽默、热爱生活的天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加剧，南北乐府相互影响，为唐代音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至唐代，成都已成为“天下繁侈”的经济文化中心，诗人杜甫在《成都府》中描绘了“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的繁华景象。

彼时，巴蜀地区的竹枝词经文人整理与润色，形成了独特的七言四句诗体，生动展现了巴蜀的风土人情。至唐末五代，成都以“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名扬四海，成为花间词派的发源地。后蜀赵崇祚编纂的《花间集》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曲子词，对宋代词调歌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作品不仅是唐代末年至五代十国时期词坛的璀璨明珠，更是蜀地音乐文化繁荣与雅致的生动展现。温庭筠、欧阳炯等文人以词为歌，将细腻情感与蜀地特有的音乐旋律巧妙融合，描绘出一幅幅动人心弦的音乐画卷。那些关于闺情、离别、相思的词句，在燕乐曲调的伴奏下更显婉转动人，穿越时空，让今人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来自蜀地的音乐魅力与文化底蕴。

市井繁华 多元风格与戏曲兴盛

宋元以降，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兴盛，音乐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元素，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面貌。成都，作为宋王朝西南的经济重镇与战略枢纽，城内勾栏瓦肆星罗棋布，宴乐之声不绝于耳，词曲创作蔚然风气。南宋学者王灼所著《碧鸡漫志》，详尽地追溯了曲名渊源及宋词的发展历程，凸显了巴蜀地区在词调音乐演进中的核心作用。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源自古老歌谣的采莲舞在宋代巴蜀大地重新焕发光彩，成为流传千古的文化佳话。其表演流程严谨而富有诗意，念白、吹曲、舞蹈与“采莲令”的吟唱紧密相连，每一环节都宛如精致诗篇，细腻描绘出采莲的欢愉与哀思。舞者们身披彩衣，手持莲花，犹如仙子翩然而至，乘坐于装饰精巧的彩船之上，在舞台上轻盈起舞，仿佛将人带入碧波荡漾的荷塘世界。

汉乐府中的《江南》篇章，以清新脱俗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劳动人民采莲的欢乐场景，为采莲舞的萌芽播下了灵感的种子。南北朝时期，采莲曲风靡一时，犹如春风拂面，激起层层文化涟漪。至唐代，采莲舞在大曲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艺术巅峰。前蜀宫廷的《折红莲》队舞，以其华丽繁复的道具、新颖独到的舞台设计、宏大壮观的场面，为宋代《采莲舞》的最终定型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泸县的高浮雕乐伎石刻，穿越时空的界限，生动再现了采莲舞的绝美风采。石刻中的舞者，手持莲花，身姿曼妙，歌者与乐队伴奏，和谐共融，生动传神。尽管静默无声，却仿佛能听见那悠扬旋律，看见那轻盈舞步，感受到那浓郁的蜀地文化韵味。这两件石刻作品，宛如一幅幅精美的历史画卷，将宋代采莲舞的精彩瞬间凝固为永恒。

进入明清，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多元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催生了诸如川剧、四川清音等独具地方特色的音乐艺术。川剧自明末至清初逐渐成形，吸纳了昆曲、弋阳腔、秦腔等多种声腔元素，最终构建了包含五大声腔的完整艺术体系。四川清音则承继明代小唱传统，以四川方言吟唱，曲调悠扬，音乐性强，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外，宋元时期流传甚广的“薅秧歌”，在明清时期得以延续传承。这种源自田间劳作的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独具川西民歌特色。至清代中期，随着移民政策的推行，薅秧歌在都江堰柳街镇等地广泛传唱，成为当地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茹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