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拥军：“硬控”卒中四十年（中华名医）

本报记者 熊 建

当地时间2月5日，在美国洛杉矶开幕的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上，中国临床科学家王拥军被授予“威廉·M·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卒中领域的科研和临床方面做出的全球性贡献。

这个奖项由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卒中协会发起设立，由该领域内知名专家、学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提名，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被认为是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的最高奖。

这是该奖项设立34年以来，亚洲科学家第一次获奖。

十二分之五

在大会开幕式上，2025年国际卒中大会主席、美国卒中学会主席劳伦·桑辛宣布王拥军获奖。她在颁奖词中说：“王教授的研究重点是缺血性卒中的再灌注治疗和二级预防策略。作为首席科学家，他主导了具有深远影响的CHANCE和TRACE系列临床试验，学术成果丰硕。”

按照惯例，王拥军在颁奖结束后进行了15分钟的主题发言。“我很荣幸，代表中国科学家站在这里。”他发言的主题是《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30年治疗：证据的力量》，“在过去30年里，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尤其是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的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和我的团队非常幸运能够见证并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变革。”

王拥军的发言很客观。在过去30年里，全球的临床科学家一共产生了12项在卒中再灌注治疗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证据。其中，王拥军和他的团队贡献了5项。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卒中学会的创始人和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首席科学家，王拥军还是国家重大研究计划脑血管病和重大慢病防治研究的首席科学家，负责推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针对卒中等疾病的“五年规划”项目。自打他上世纪80年代成为一名医生至今，从事卒中临床和科研已经超过40年了。

在王拥军看来，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还缺乏卓越的医学科学家。“卓越的医生一定是对科研创新有贡献的人。科研和临床不是两相对抗的关系，而是1+1>2。”他说，“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病例资源，然而中国的科研产出还不尽如人意。尤其作为国家级医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主要责任应该是通过基于临床的科研创新，给其他医院贡献方法和经验，而不是把患者都虹吸到这家医院来。一所医院不是说看的患者多就是水平高，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在国际指南中，要看哪些研究数据、哪些治疗方案是由该医院贡献的。”

说到科研，王拥军的贡献清单很长。

变禁区为机会

中国是世界上卒中疾病负担最沉重的国家之一。近些年来，王拥军带领团队针对卒中防治的一系列世界性难题开展了突破性研究。

就拿劳伦·桑辛提到的CHANCE临床试验来说，那是2009年，在国家启动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的契机下，王拥军选定了“双抗”这个卒中研究领域的禁区。为什么说是禁区呢？在卒中治疗中，两种抗血小板药联用无法实现“1+1=2”的效果，是困扰世界各国数十年的难题。

其中有这样一项研究，叫作“氯吡格雷用于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疗效研究”，英文缩写是CHANCE，恰好与中文的“机会”一样。王拥军和团队希望通过该研究把禁区变成卒中患者的机会。为达此目的，王拥军敏锐地捕捉到当时还是新生事物的大数据，选用这种全新的理念和范式，挑战卒中领域的世界难题。

“过去我们的传统科学，叫知识驱动的科学。就是我知道道理，知道下一步怎么弄。这个方式有效，但是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非常大。”王拥军说，“我们改成了数据驱动，从而能知道哪个行为会影响结局，哪个行为会影响复发，哪个行为会影响生存。”

就这样，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CHANCE系列研究，王拥军找到了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两种抗血小板药联用的“甜蜜点”，即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比较，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联合治疗21天，随后氯吡格雷单药治疗至第90天，可使轻型缺血性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患者的卒中复发风险显著降低32%，并且不增加出血事件风险。

这一研究成果受到美国、韩国等专家的挑战，但重复试验后，最终还是认为王拥军的研究最为科学。这一来，王拥军改写了全球诊疗指南，进而又找到了导致部分人群使用氯吡格雷效果不佳的“绕行基因”，并提出替代方案。

最终，这项研究将缺血性卒中患者复发率从11%下降到6%。来自中国的CHANCE方案，被多个医学权威机构和期刊评价为国际卒中领域的重大突破，推动全球缺血性卒中治疗进入了“双抗时代”。

扩展时间窗口

在药物研发方面，王拥军和团队也是收获颇丰。

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来说，静脉溶栓是治疗的第一选择，传统静脉溶栓药物阿替普酶由于生产工艺复杂、产能有限，导致药物缺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王拥军与团队对新型溶栓药物替奈普酶、瑞替普酶、尿激酶原进行临床研发，证实这3种药物在卒中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这3种使用更便捷、价格更低的药物已经陆续通过中国和欧美国家药物监管部门的批准，正在逐步应用于临床。这一突破彻底解决了脑血管病溶栓治疗的药物短缺问题，解决了溶栓药物的“卡脖子”难题，从而支撑中国贡献了全球溶栓药物50%以上产能，打破了卒中领域溶栓药物的国际垄断。

有了药，还要有时间。对于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来说，“时间就是大脑”。多年以来，传统静脉溶栓时间窗，始终被“锁定”在4.5小时。但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国家而言，很多患者无法在这个时间窗内接受溶栓治疗。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王拥军和团队综合应用影像学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际上第一次设计并证实了扩大静脉溶栓时间窗至24小时的溶栓治疗新方案。这就意味着，90%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在不增加颅内出血风险的同时，患者致残率能够降低8.8%。这被权威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认为“对全球临床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此外，传统急性卒中诊疗模式中，患者从进入医院到接受溶栓治疗，平均时间大约60分钟。王拥军和团队整合国产自主产权低场强核磁、人工智能系统和新一代溶栓药物等技术，将传统模式的各环节高度组织化，创新设计“急诊卒中单元”，将这一时间缩短到20分钟以内，为更多患者争取到治疗机会。

这一系列研究，也被认为是推动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进入“新再灌注治疗时代”。

故事仍在继续

“几乎没有其他个人的研究能够像王医生那样，引领全世界血管神经病学实践的改变。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极具影响力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卒中治疗的某一领域，而是涵盖了包括急性期治疗(静脉和血管内再灌注)、影像学等多个方面。”国际卒中大会前任主席、美国罗文大学库珀医学院神经病学及神经外科教授都铎·约文的评价很高，但还缺了一个方面，那就是在卒中研究诊疗体系建设上，王拥军同样不遗余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充分应用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王拥军依托全国唯一的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推动建立覆盖全国的“国家—省级—地方中心”三级国家卒中临床研究网络，以及“学术PI+方法学+管理学”的项目团队运营模式；通过打造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网络，实现全国神经系统疾病临床治疗标准的统一，以及临床研究成果的快速高效转化。

其次，他还首创了脑血管病药物研发逆向转化新范式，通过建立高质量的中国人群脑卒中多组学多模态数据库集STROMICS，筛选出多个与缺血性脑血管病相关的靶点，获得相关发明专利13项，推动传统新药研发模式从“知识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将新药靶点从发现到药物上市的时间，从传统模式的近20年缩短到3—7年。

通过一系列体系建设，王拥军团队有效打通了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最堵环节，形成了可复制的临床研究“天坛模式”，科研成果纷至沓来：过去10年，王拥军团队完成超过50项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其中14项研究为国际范围的卒中防治提供了“中国方案”；过去40年，王拥军在国际临床医学顶级期刊发表论文11篇；被世界卒中组织授予最高成就奖“主席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全国创新争先奖章、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和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荣誉。

“故事仍在继续，我们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王拥军说，“我们期待着更多试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