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出“粉红女郎”的他，不再继续画爱情

“相比之下，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会谈爱情，似乎也更懂爱情，可大家对于爱情好像更不纯粹了，在谈婚论嫁时，人们会把所有物质的东西摆上台面，和比价一样。可是，我们要知道，爱情也许以后也会消失，而这些所谓财富，只会比爱消失得更快。”

漫画家朱德庸很少使用电子设备，2024年11月，他来大陆做新书宣传时，被媒体的阵仗吓了一跳。“几乎所有采访都要求视频化。访谈的过程中，灯光和机器对着我，我没办法像过去那样，喝着茶、跷着腿，瘫在沙发上与人聊天，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变成表演了。”

稍感欣喜的是，他见到了许多读者。在出版商眼里，这是图书市场中的受众。“其实没有人知道市场在哪里，大家永远都是瞎摸索，瞎猫碰到了死老鼠，火爆之后就会有人想要复制，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知道，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与数据。

返程时，朱德庸略显疲惫。在“以玩的心态度过了几天”后，他再次回归更习惯的生活之中。他不应酬，不交际，几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只是每天窝在家里，和太太与猫相处，想创作时画上一会儿，感到疲累就出门散散步。几十年如一日，比起抛头露面，他更爱“偏安一隅”。

听闻这次采访会以文字的形式呈现，朱德庸说自己很开心。在电话的那头，我也能明显感到，他的语气松弛而和缓。我们从他的新书《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开始讲起，聊了聊他眼中的爱情、童年往事以及这些年累积下来的情绪。

他很明白，时代终究是变了，人们关注的那些事物也是如此。交谈时，他常会提到一个关键词“大背景”。他说自己始终徘徊在“大背景”的边缘——以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似乎更容易发掘某些恒常存在的命题。

“爱情就像鬼，人人都谈论它，

却从来没人真正见过”

25岁那年，朱德庸画出成名作《双响炮》。年轻的他并不能完全厘清动机，在彼时的他眼中，那不过是一次专栏约稿，一份正常的工作而已。如今，他业已成熟，突然有一刻，他明白过来，他想要做的是“把中国人婚姻的那一床棉被掀起来，让所有人看看棉被之下，到底在发生什么”。

从幼时起，他见过“无数人的婚姻状态，父母的、亲戚的、邻居的……他们都拥有婚姻，却用最荒谬的方式来呈现婚姻”。这是朱德庸所不解的，他没有花费太多时间，一股脑儿地画完了一幅幅作品。

《双响炮》迅速走红。这位尚未被更多人知晓的作者，被大家想象成一个老人。人们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老头儿，受尽了婚姻之苦，才能把这些画出来呢？”朱德庸鲜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只是躲在画的背后，继续观察着社会里的爱情新动向。

在《双响炮》走红六年后，《涩女郎》问世了。据朱德庸回忆，那是台湾地区女性主义高涨之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发现，“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时髦、先锋的事情，她们懂得要解开枷锁，可发觉钥匙不对，或者解锁方式不匹配，真正想形成成熟的观念，距离还非常遥远”。

他画了四位女性——“结婚狂”“万人迷”“女强人”“天真妹 ”，从名字上就已经反映出每个人不同的个性。朱德庸借她们的生活，表达了对工作与爱情的种种思考，但外界对此仍有误读，认为作者一定是个深谙恋爱之道的情场老手。

事实恰恰相反，朱德庸说他当时根本不在乎爱情。我问他，多年过去，对爱的看法是否有所变化。他很笃定地回答：“爱情就像鬼，每一个人都会谈论它，却从来没有人真正见过它。其实，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思考、谈论它，真正用心感受，就会遇见合适的人。”

在他眼中，爱情是不能掺杂质的，“家世、财富、背景、外表，都不应该成为判断标准，当理解了这一切，也许大家会少走许多冤枉路”。他向我举了自己的例子。看到太太的第一眼时，他心底便传来一个声音，“就是她了”——爱情，如此简单。

朱德庸记得格外清楚，那一天，是太太主动约他吃饭的。他的太太当时是台湾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联合报》的缤纷版创刊主编，向他约稿时，顺带宴请他。不喜社交的朱德庸，本打算“放鸽子”，可父亲看不惯，对他说“人无信而不立”。这一席话驱使他最终前往餐厅，才有了一见钟情的故事，两个人一直相爱至今。

朱德庸说：“相比之下，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会谈爱情，似乎也更懂爱情，可大家对于爱情好像更不纯粹了，在谈婚论嫁时，人们会把所有物质的东西摆上台面，和比价一样。可是，我们要知道，爱情也许以后也会消失，而这些所谓财富，只会比爱消失得更快。”

“绝对小孩”

2007年，朱德庸的视线渐渐从爱情题材移走，40多岁的他，画出了《绝对小孩》。这个孩童视角下的世界，让很多人沉浸其中，倍感治愈。可对他来说，创作初衷并非疗愈自己，而是他发现了在“大背景”下，新的社会问题产生了。

朱德庸有些讶异，很多人的经济状况一直在改善，生活正朝着向上的趋势发展，可为何挣到钱的人们，反而不快乐了？他留心观察，意识到“大部分人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们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只是追求财富，时间长了，人的心灵就会开始出现困惑”。

在他眼里，那些人过完童年，就匆匆离开了孩子的世界，不得不去适应成人社会的种种规则。“他们计算人生的得失，衡量一切的标准全是物质，丧失了本真的自我。我希望他们乖乖待在小孩的世界，想出去时，再选择离开。”

创作《绝对小孩》，还有另外一重原因。那一年，他和自己的孩子频繁地接触。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他有了新的思考：“童年是小朋友真正展现自我的阶段，他们像非洲草原上的动物，尽情释放着天性，可国人的教育却是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后，忘掉儿时的一切。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他常会联想到幼时的自己。此前的多次采访里，朱德庸都提过，他有一个很难算得上快乐的童年。小时候，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学业成绩差，不懂得待人接物，唯一能帮助我的是画画，可画画也不被人所接受，外人只会讲，‘小孩子不好好念书，做这个有什么用？’。”

对年少的他来说，这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好在，自认为“很笨、很自闭”的他，仍然对这个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十年来，我在过小老百姓式的生活，我一点也不光鲜，我散步、逛街、看电影，在这些活动里，我看到许多人，他们与我擦身而过，散发着各自的讯息。”

他从不刻意记录，而是把那些记忆存入脑海。他知道，在某些时刻、某个角落，那些素材能够被唤醒。“所以无论画什么，我（都）不需要参考任何所谓资料数据，它们会自然而然地浮现，那都属于曾经的我。”

53岁时，朱德庸平静的生活泛起了波澜。他被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障碍的一种，具有孤独症的典型表现，即社会交往与沟通能力低下、孤独少友、兴趣狭窄、动作和行为刻板等）。看到诊断结果，他不但没有沮丧，反而释然了。

他说：“我找到了一把钥匙，解开那些关于自我的谜团。我终于知道，那些缺点、那些困住我的点点滴滴，反而是我的天赋，让我不受干扰、污染，能够像一个旁观者那样看着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以及所有的人。”

正视情绪，拆掉“人生未爆弹”

时间一晃到了2020年，汹涌的疫情正侵袭整个世界。早已习惯“静默”生活的朱德庸，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可每次打开新闻，他还是会心中一紧。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检疫专家无法搞清疫情暴发的原委，所有人似乎都被推到死亡的边缘。“我看不到、闻不到，但面对生命的威胁，人与人的接触、日常生活的作息，全部都被改变了。”

他试着想象：如果外面的世界就此停止，会是什么样子？那段时间，他好像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停顿下来，反省自己的一生，“我没有任何包袱，如同做一个人生最后的总结，开玩笑讲，像咽气以前，用影片倒带的方式回忆过往”。

《涩女郎》与《双响炮》合体。（图/微博@朱德庸）

他将自我的感受、当代人共同的情绪放入画中。他像在整理日记，不同的是，他只是用了绘画的形式把脑海中的想法移至纸上。“因为从未想过要去出版，我绘画的过程更加自由。”他的笔下是黑白的人物，常常没有完整的躯体，朱德庸解释道：“这是一种情绪的传达。”

这种情绪，被他称为“人生未爆弹”。他说：“我们小的时候，一直被教导要控制情绪，但当一个人完全忽略它时，就很难成为自己了。因为情绪蕴藏着反省的力量，是极为重要的原动力。”

我问朱德庸他的“人生未爆弹”是什么，他条理极为清晰，对我讲了两件往事：一是确诊阿斯伯格综合征后，他坦然接受；另外一件事，则是他51岁那年，父亲溘然长逝，让他陷入深深的自省。

他用了很长时间才从沉重的心情中走出。他与妻子交谈，回溯自己的原生家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在对蛛丝马迹的拼凑中，他察觉，父母的爱好像并没有缺席，而自己与父母之间的隔阂也同样存在。“只是那时我不愿意接受，我花了好几年，才拆掉这颗炸弹。”

两颗人生炸弹，均未炸响。朱德庸很是庆幸，但他又看到，如今的年轻人从疫情暴发开始就深受情绪的困扰，“大家期待的生活并没有恢复，人们的压力比以往更甚”。

《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

由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出版商去朱德庸家拜访，在抽屉中发现了《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的手稿。看过之后，他们有人流着泪对他说：“这本书讲的全是人的情绪，不分年龄、性别，也不分阶层，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希望在疫情的尾声能出版它，送给那些陷入人生不可解也无法解的困局中的人。”

朱德庸说：“这本书能让大家看到，哪些情绪属于你，哪些属于别人，别人的未必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只是时间早晚。如果大家的情绪都没有办法处理，那它就会发展成社会事件，进而牵涉整个时代。”

从女性视角的爱情，到孩童时期的欢乐，再到所有人难以言说的那些情绪，朱德庸始终在描画着一个“大背景”。他说：“我无力改变，只能以切身之感去创作，并试着在这里和你逐一分析。在我画的过程中，一切也是模糊与混沌的，可它们之中，自有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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