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体系对国家发展的悖论分析

〔求是经济学〕

中国法律体系对国家发展的悖论分析

周友刚1张立垭2

1.中国人民大学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2；2.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央集权制度，而实行法治却要求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又会使中国陷入四五分裂的乱局，所以中国法律体系必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增加行政支出和提高税收收入，导致中国法律体系走向“严刑重税”。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严刑重税”必然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使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关键词：悖论；囚徒困境；严刑重税；劣币驱逐良币

An Analysis of the Paradoxes inChina’s Legal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Yougang ZHOU, Liya ZHANG

1.Center for World Economy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Beijing,China; 2.Lanzhou Association forScience and Technology, 730030, Lanzhou, Gansu, China

Abstract: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determines that the country can onlyadopt a centralized system.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require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which, in turn,could lead China into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and turmoil. As a result, China’slegal system must continuously reinforce centralization. The definingcharacteristic of a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at most state power is concentrated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aces the challenge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necessitating increased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sand higher tax revenues, ultimately pushing China's legal system toward “harshpenalties and heavy tax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s fundamentally reflected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yet “harsh penalties and heavy taxation”inevitably lead to a survival-of-the-fittest scenario where bad money drivesout good, trapp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 vicious cycle.

Key words:Paradox; Prisoner’s Dilemma; Harsh Penalties and Heavy Taxation; Gresham’s Law(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来源：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2664-1720(online)
卷期：第7卷第2期
发表日期：2025年2月8日(online)
出版日期：2025年3月31日
DOIhttps://doi.org/10.6914/tpss.070204
进口备案编号：沪新出进备（2024）2493号
投稿信箱：wtocom@gmail.com

中国历史没有选择法家的治国方略。以商鞅变法为例，战国时期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前338年）在秦国进行了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变法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秦国的综合国力，为秦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商鞅变法的弊端也被后世广泛批评，商鞅本人在公元前338年被车裂而死，并在死前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而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却在公元前207年因农民起义迅速土崩瓦解。

但是，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却早已实行法治。以美国为例，国家权力少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权力又划分为三个部分，而不是由一个人或机构掌握，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平衡，保证了政府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工业经济时代以来，国家发展就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的生命活力来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特质又是创新，三权分立制度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言论自由，使政府决策更加公正和平衡，这非常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精神，使美国引领一次又一次全球科技革命，这也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何建立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呢？本文站在法律之上而不是法律之中，分析中国法律体系对国家发展的悖论，督促政府各部门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建立支持高质量发展的法律体系。

一、中国法律体系容易走向“严刑重税”

（一）是否加强中央集权的悖论

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政府拥有最高权力，能够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统一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有效管理国家事务，避免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干扰和破坏，保证国家的完全统一。在全国完全统一下又会形成大规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又能够创造巨额财富，在农业经济时代，世界范围内科技水平都没有明显进步，但中国却在文化、艺术、医学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中央集权制度能使国家繁荣富强。

但是，实行法治却要求法律体系分权制衡。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宪法》规定联邦政府只享有宪法明确列举的授予权力，比如货币发行权、对外宣战权等等，也有一些权力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享有，比如征税权，未列举的保留权力归各州所有，而各州高度自治。美国宪法将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为体现制约与平衡原则，法律需要国会通过，但总统有否决权；即使总统通过了，最高法院也可以指出里面的某个法律违反了宪法的某个基本原则；没有另一方的认可，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以完全做主。三权分立制度为国家稳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基础，确保了政府的制衡和公正，使美国能够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相对的政治稳定性。

中国却不能照搬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建立起以美国总统制为模式的、不完全的三权分立制度，先后实行过总统制、五院制、责任内阁制等各种政体，国家却没有走向繁荣富强，反而军阀割据、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国家积贫积弱，最终日本乘虚而入，开启妄图灭亡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边缘。“中央集权”制度使中国一次又一次走向繁荣富强，在历史运作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但“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更容易整合，广大民众的“大一统”观念也坚不可摧，整个社会能够形成合力解决这些问题，使国家可以长久保持统一，所以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能够绵延不绝。

中国法律体系必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商鞅变法采取很多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政治层面，全面推行郡县制，设立郡县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命和管理，中央政令可以直达地方，不再由各级贵族传达，使地方权力开始向中央全面集中；经济层面，“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下的土地国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制，承认百姓对土地的所有权，使百姓从贵族的土地上得到解脱，由中央对百姓实行直接经济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自称始皇帝，将经济、政治、司法、军事大权集中于自己手中，大小政事皆由皇帝裁定，同时制定“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政策措施，并颁布全国统一的《律令》，这种制度在明清之际发展到顶峰。

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会使国家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失去平衡。中华文明演化出一套适合中央集权的文化传统：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各自为战则无法进行社会分工，整个群体创造财富的能力会大打折扣，甚至子孙后代也必须保持合作，愚公移山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个人可以牺牲生命，个人发展依赖群体发展，中国人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国人的传统生命观；个人能够舍弃财产，土地只能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即使个人放弃土地，家庭或国家的土地数量也不会减少，所以中国人没有形成保护私有财产的强烈意识。国家权力来自个人权利的委托和转让，即分散的个人权利转化为集中的国家权力，而中央集权制度又使国家权力大部分集中于中央政府，所以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使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

总而言之，中国法律体系面临是否加强中央集权的悖论。中国历史文化决定国家只能选择中央集权制度，而实行法治却要求分权制衡，分权制衡又会使中国陷入四五分裂的乱局，广大民众再次重复春秋战国时代战乱不绝的苦难，所以中国法律体系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加强中央集权又会使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囚徒困境

国家权力过于强势会使政府和民众陷入囚徒困境。[注：囚徒困境是1950年先经由美国兰德公司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提出假设理论，后由艾伯特·塔克（ Albert Tucker）命名的理论，其主要理念是：博弈双方基于对对方的不信任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往往选择对对方不利的选择，导致利益最小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显而易见有四种解决方案（如表1）：最优解是“政府宽刑轻税，民众遵纪守法”，这将使政府和民众呈现双赢局面；最坏解则是“政府严刑重税，民众违纪违法”，这将使政府和民众陷入严重对立；其余两解是“政府宽刑轻税，民众违纪违法”和“政府严刑重税，民众遵纪守法”，显然都无法长期维持，最终必然是走向最优解或最坏解。但是，中国法律体系只能持续加强中央集权，会导致国家权力相对于个人权利过于强势，政府与民众之间能够长期维持最优解吗？

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国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超大国家，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习俗差距非常大，中央政府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收集的信息是否真实，作为超大国家的中央政府，要面对无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依赖于及时收集真实信息，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很难收集到真实信息；二是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中央政府有强烈意愿收集到真实信息，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民众面对的问题，而收集信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信息不对称使中央政府收集真实信息的成本很高。（注：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有很大差异，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乔治（G.Akerlof）、斯彭斯（M.Spence）、斯蒂格利茨（J.E.Stigjiz）对此关注和研究。）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机构和管理队伍，这导致政府的行政支出不断上升，而政府的收入来源是家庭或企业缴纳的税收，支出上升只能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或加大征税力度。

中央集权制度下权力很难受到制约，使官僚集团以权力为媒介直接或间接占有大量资本、土地的收益权，形成官僚资产阶层，享受超高水平的生活，而他们绝不会放弃这种权力。由于退休制、任期制以及轮换制等制度安排，这种收益占有权非常不稳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激烈的竞争，表现为权力斗争，而且是权力带来的收益越大，斗争也就越激烈。权力还会像资本寻求持续增殖一样，不断扩张使用边界，导致官僚资产阶层占有和消耗的财富总量越来越多，而人民却越来越缺少财富进行生产生活以及养育后代。当社会发展要求用制度束缚权力，以至于给官僚集团带来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损失的利益时，他们宁可政权颠覆、国破家亡也绝不放弃自身利益。

广大民众让渡大部分个人权利给国家才形成中央集权制度，而广大民众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宗教信仰、家庭条件以及个人需求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而法律体系由众多法律法规构成，广大民众也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是了解法律法规的内容，法律法规通常内容庞杂、条款众多，充分掌握法律知识需要长期学习和专业训练，即使专业人士也很难充分了解全部法律法规的内容，普通民众更不可能做到充分了解；二是遵纪守法支付的成本，守法民众为符合法律要求通常必须支付相应的合规成本，大部分违法民众则需要支付相应的违法成本，法律法规越来越多，整个社会遵纪守法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中国法律体系越复杂，广大民众越难以了解法律法规内容，为合法合规支付的成本会越高，这会导致民众违法的概率不断上升。

贫富差距拉大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摆脱的经济规律，即很多民众的收入会随着经济发展而相对下降，所以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很多民众被迫触犯法律。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但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少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同时中小地主、普通农民则丧失越来越多的土地，富有个体可以利用其土地来获取更多资源和机会，贫困个体可能因缺乏土地而更加难以脱离贫困，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主要生产资料，而社会财富总是向资本拥有者集中，资本又逐渐向少数大资本集中，这会导致富人变得越来越富，穷人的经济状况很难改善，上层阶级更容易维持其地位，底层阶级很难脱离贫困，使得社会各个群体出现阶级固化现象。

由此可见，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囚徒困境很容易走向最坏解。中国法律体系在制定过程中只能加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制度的特点则是国家大部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以至于权力很难受到制约，而中央政府还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需要增加行政支出和提高税收收入，导致民众违法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政府最终很可能实行“严刑重税”。

二、“严刑重税”必然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一）税负过重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一文中指出，由于买卖双方对商品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对称，买方很难区别市场上的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为了避免风险损失，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而且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为了抵消信息不对称，治理柠檬市场需要同时完善市场机制（自发秩序）和加强政府监管（强制秩序），既需要通过培育信用市场使卖方放弃质量投机，又需要政府建立质量监管机制来消除卖方信息优势。[2]

企业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市场上出售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而企业长期的竞争力来源于诚信经营和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国民财富总量为目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为保持长期竞争力：一是诚信经营，要求企业经营过程中合法合规，不能以欺骗、作假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侵犯消费者权益，不能生产或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否则企业很容易因违法而破产倒闭；二是科技创新，摩尔定律很好地展现了现代经济科技进步的速度，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而且企业不持续投资科技创新很快就会退出市场。

中国现行税收制度是政府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征收重税，或增加企业营业成本，或降低企业营业利润，加大了企业经营风险。以食品企业为例，增值税是中国的主要税种，只能在企业成本或利润之间分摊，我们选取5家各个行业的代表型食品企业，评估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注：增值税率计算方式非常复杂，而营业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工资以及生产设备折旧等等，只有直接材料有进项税抵扣，而且销项与进项的税率可能不一致，但是企业的税务报表不公开，所以我们只能用（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乘以统一税率来近似估算，所以企业实际缴纳增值税数额会大于估算数额。另外，2024年增值税共分为13%、9%、6%三档，食品初级产品是9%，深加工是13%，销售企业和深加工企业根据产品性质执行税率一致，本文分析的企业大多数是食品深加工企业，所以税率按13%估算。]：一是增加企业成本，将增值税估算数额除以营业收入，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增值税全部分摊在企业营业成本，则最低减少企业收入3.36%（三全食品），最高减少企业收入8.43%（中国飞鹤）；二是降低企业利润，将增值税估算数额除以营业利润，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增值税全部分摊在企业营业利润，则最少降低企业营业利润18.18%（海天味业），最高降低企业营业利润45.32%（伊利股份）。

增值税还放大了食品企业科技创新风险。中国食品工业起步较晚，大多数食品的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均低于发达国家，所以食品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技创新：一方面研发先进设备，食品企业需要一系列先进设备确保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存和分销等环节安全高效地进行，而中国却并未完全掌握这些设备的核心技术；另一方面提高食品质量，提高食品质量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食品企业急需发展快速检测、溯源体系、危害物识别以及全链条控制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在5家代表型企业中，海天味业的增值税占研发费用比例是最低的171.47%，而农夫山泉、中国飞鹤的增值税占研发费用比例是无限大（没有投入任何研发费用），所以增值税放大了食品企业科技创新风险。[3]

部分食品企业难以做到诚信经营。有些向社会提供劣质产品，以三鹿事件为例，2008年中国发生因“三鹿”牌奶粉中添加了过量三聚氰胺而导致各地出现结石婴儿的食品安全事故，随后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婴幼儿配方奶粉进行抽检，共查出22家企业69个批次涉及三聚氰胺，包括伊利、蒙牛、雅士利等行业龙头企业，可以说中国乳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有些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以瑞幸咖啡为例，2017年10月正式成立，2018年1月实验性门店在北京试营业，2019年5月17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2020年2月1日著名调查机构浑水公司发布一份报告，直指瑞幸咖啡捏造公司财务和运营数据，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发布公告承认伪造总销售额22亿元。

食品企业很难合法合规经营和投资科技创新，所以依靠市场机制（自发秩序）几乎不可能避免食品企业之间形成柠檬市场（如图1，供给曲线左移）。食品企业的产品有好有坏，对于市场平均价格来说，向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的食品企业自然要蒙受损失，向社会提供低质量产品的食品企业却能获得额外收益。买方却只愿意向卖方支付平均价格，于是向社会提供高质量产品的食品企业逐渐退出市场，即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使食品企业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使优质食品被逐出市场，劣质食品则逐渐充斥市场，以至于中国出现部分向社会提供劣质产品的食品企业。

总而言之，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国家经济资源是有限的，税负过重有利于政府承担社会责任，却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同时放大了企业科技创新风险，导致部分食品企业很难持续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甚至合法合规经营都很难生存，所以税负过重使中国出现部分向社会提供劣质产品的食品企业。

（二）法律过严会加剧劣币驱逐良币

政府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监管企业，又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1937年，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科斯发表了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生产活动可以在市场交易中实现，但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而企业能够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即谈判、签约以及寻找价格的费用，使这些交易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的成本小于市场的交易成本，所以企业才能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罗纳德·科斯还认为企业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须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4]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支付多种成本，而严格的法律法规又增加了企业的营业成本。以食品企业为例[注：中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体系监管食品企业，主要包括《刑法》《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食品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一是生产经营成本，食品企业按照现行法律制度向社会提供符合标准的优质食品，必须加强生产过程的管理，采购更合格的原材料，开发更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时投入大量研发费用进行科技创新，这都会增加生产经营成本；二是违法违规成本，食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总会发生一定数量的违法违规行为，或者食品超期、变质以及农药残留等，或者工作人员的个别操作不规范行为，法律制度大幅提高处罚力度，会使食品企业付出更高的合规成本。因此，税负过重增加食品企业的营业成本，法律过严继续增加食品企业的营业成本，食品企业之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只能更加恶化（如图2）。

法律法规过于严格使食品企业不得不面临复杂的营商环境，一是政府监管人员可能权力寻租，监管人员会以权力为筹码谋取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干涉食品企业的生产经营或市场竞争，或者借处罚之名威胁、敲诈监管对象，或者为监管对象提供特殊保护以换取经济回报；二是职业打假人员可能敲诈勒索，由于法律法规对食品企业处罚标准过高，职业打假人员为谋取非法利益，对食品企业进行恶意投诉，以举报、起诉等手段要求商家高价赔偿，还浪费了大量监管资源。食品企业为了寻求司法豁免，只能不断向监管人员支付权力租金，导致法律制度成本继续增加，食品企业之间的柠檬市场持续恶化。

食品企业家在处理权力寻租问题之时，必然面临双重悖论。在支付租金时，食品企业家既需要额外增加企业的营业成本，又会陷入复杂的政商关系之中，还可能因向政府官员输送利益而身陷囹圄。在不支付租金时，如果食品企业家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使企业营业成本大幅提高，企业利润随之大幅减少，企业破产风险直线上升；如果食品企业家不遵守法律法规，政府监管人员很可能严格执法，企业家既要支付高额的罚款，还面临失去自由的风险。更有甚者，个别官员可能利用手中权力，或剥夺企业家所有权，或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或为政绩打击企业违法行为，等等。

这导致优秀企业家很难发展壮大。宗庆后先生（1945年10月12日—2024年2月25日）是中国最受尊重企业家的典型代表，打造了中国食品行业的巨头——娃哈哈集团，在薪资、住房等各方面给予员工充分保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但娃哈哈的饮料、矿泉水等多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远远落后于农夫山泉。于东来先生，1966年出生于河南许昌，创办了百亿零售业巨头“胖东来超市”，以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购物体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更以提高员工收入水平和保障员工各项权益而闻名于世，但“胖东来超市”的经营范围却走不到郑州、走不出河南，是中国成长不出类似家乐福、Costco等世界级零售业巨头的缩影。

中国向社会提供优质产品的食品企业不断减少。规模以上或大中型食品企业具有规模优势，能够从品牌、供应链、产品标准等方面加强管理，同时集中经济资源进行科技创新，通常会持续向社会提供优质食品。然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型食品企业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农副食品加工业，该类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2016年至2020年持续减少，2021年、2022年虽有小幅上升，仍未回复到2016年水平，但该类型大中型企业数量从2016年至2022年持续减少，减少幅度高达41%；二是食品制造业，该类型规模以上企业数量，2016年至2020年持续减少，至2022年虽已超过2016年水平，但该类型大中型企业数量从2016年至2022年持续减少，减少幅度高达22%。

由此可见，法律过严加剧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现行税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双重制约，而税负过重造成企业之间劣币驱逐良币，法律过严进一步加剧劣币驱逐良币，这导致市场自发秩序难以发挥作用，严重束缚了市场竞争机制，各行各业的优秀企业很难发展壮大，国家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三、政策建议

中国法律体系必须符合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中国先贤深刻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尤其是秦朝灭亡的惨痛教训，认为中国必须坚持以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其中汉代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中做出了精彩论述，深刻地指出“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国自古提倡以德治国，仁义道德是柔性的法律，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大多数人接受就可以改变道德准则，即以德治国能够与时俱进、教化民众。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支持高质量发展，政府各部门必须深刻认识中国法律体系的悖论，努力促进法律体系走向“宽刑轻税”，同时全面加强思想教育，推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转变立法观念，持续培育优质企业。国家发展是企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而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中国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培育优质企业：一是保护企业权利，这要求法律体系有利于保护企业财产和企业家权益，并充分保护人们思想创造成果的知识产权，培养一大批拥有核心技术并且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二是约束政府权力，守护好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及时纠正法律法规的处罚过严问题，防止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立法倾向，切实保障企业家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二）改革税收制度，积极降低企业税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不利于企业推动产业升级或发展高新科技，建议全面改革税收制度：一是取消生产经营环节的税收，这样将直接减少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企业能尽可能扩大规模、增加就业，还能大幅降低科技创新风险，使企业能够快速向产业链高端攀升；二是增加经济活动之后的税收，除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之外，主要是征收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直接税，将极大降低贫富差距，保证大多数创新创业者所需的资金支持和生活保障。

（三）坚持从严治党，严格管理党员干部。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治党要严，严格制约党员干部权力，权力需要依靠人来行使，但人的贪婪和欲望却永无止境，而党员干部却负责具体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健全权力制约与平衡机制，争取让党员干部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治国要宽，坚决纠正法律繁杂、处罚过重等立法倾向，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为广大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争取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广大民众才会更加坚定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四）加强思想教育，形成良好道德风尚。我们要坚持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全面加强思想教育，推动社会形成良好道德风尚：一是提高重视程度，思想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之源，而拥有光辉思想的人民必然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这已经被新中国的历史反复证明，所以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教育；二是进行深入研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我们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通过深入研究世界各国思想教育的成败得失，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教育体系；三是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建立保证思想教育正常进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相互协调配合的三维互动平台，形成思想教育合力机制，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作者简介

周友刚，男，满族，1983年出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 创新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电子信箱 zyg031@163.com，https://orcid.org/0009-0007-4436-4278。

张立垭，女，汉族 ，1985年出生，山西省汾阳市人，兰州市科协首席科普专家团队成员，数学博士，研究方向：数理分析、亚洲区域经济学。电子信箱 zlyy945@163.com，https://orcid.org/0009-0005-4654-91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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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论文精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8.

[3] 周友刚.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困境.特区经济[J].2024(06):69-74.

[4] 罗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28-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