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人祭：三千年前的魔兽争霸｜文史宴

《封神》第二部即将在新年期间上映，近年来，关于殷商的书籍与影视作品可谓不少，都展现了殷商文明残酷的一面：屠戮战俘用来人祭。

这些皆有考古工作者所挖出的墓葬中人骨形态来佐证，苛责殷商时期的统治者残暴不仁的同时，从他们的世界观去认识当时的战争与祭祀，更有意义，一个通俗易懂的结论：殷商时期，抓战俘用以祭祖，更像是魔兽世界中人族与兽族的大战，亦或是地下城的世界中，抓了哥布林、地精前去祭拜祖先。

米哈伊尔·伊利亚德在其著作《神圣与世俗》的序言中提到：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神圣就是力量，神圣就是现实。这种神圣被赋予现实的存在之中。这告诉我们，古代尤其是文明初期时人类的世界观与祛魅之后的现代理性经济人是大相径庭的。

殷人也是如此，他们的战争行为与世界观以及宗教观是无法被剥离开的。商代宗教礼仪是一种极具实用主义的态度，以此来推测祖先与神灵的意志，认为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在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都需要祖先与神灵的庇佑，随着战争的获胜，祭祀规模逐渐扩大，以此来换取神灵对今后战争的胜利的庇佑。

在殷商的统治精英与普通氏族成员看来，他们和众多的神灵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其中的一部分，还是祖先神，在他们眼中，祖先神具有凡人的一般属性，对食物、酒精、祭品乃至舞乐与珍宝都有一定的需求，神灵也是拥有正常的七情六欲，真因为如此，商代的巫师们，习惯于宴饮之后，通过醉酒时的迷离状态，手舞足蹈，与神灵先祖们进行交流，并且通过占卜的方式，向神灵先祖们询问军国大事。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中，就透露出商王室的祖先神被理解为神圣的鸟，同时也具有太阳神的品质与特征。《商颂·长发》中所载“帝立子生商”显示出了王室是“帝”的后裔，这个玄鸟，也是“帝”的化身，殷商观念中的人神一体化，可见一斑。

理解神灵祭祀在殷商世界观的重要地位之后，就能理解他们战争与献祭俘虏残酷事实的背后逻辑了。正如伊利亚德指出：在判断一个“野蛮”的社会时，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甚至在最残暴的行为和最反常的举止中也蕴含着神圣的、超越凡人的模式。

殷商人需要给祖先贡献祭品，需要通过围猎野兽与对部族发动战争来获取，而在那时候，狩猎与战争往往是紧密一体的，狩猎野兽有时会被视作战争的一种训练方式，而针对周边部族的战争，也会被视作一种狩猎。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其《周易义证类纂》中指出：田（战争与狩猎的场所）物谓之禽，敌众亦谓之禽。是古人视田时所逐之兽，与战时所攻之敌无异，禽与敌等视，则田而获禽，犹之战而执讯矣。

由此可见，殷商时期的征战者，在看到穿着与自己人相差甚大，头戴奇形怪状之物的异族人，是将其视为“半兽人”的存在，正如我们今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看到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认为他们是野人一样，这种认知在那个时代各大文明身上都是说得通的，也符合人性对于陌生事物的一种猎奇与恐惧心理。就像《山海经》与元代的《异域志》中，将异族想象成一只眼；后背长脑；身长羽毛，嘴型如鸟等等一类奇形怪状的妖怪形象，都是基于一种拟兽化的想象。

这里以被殷商人用作献祭最多的羌人来举例：“羌”这个字的甲骨文是一个头戴羊角的人形，在殷商时期，“羌”并不是一个具体族群或者政治实体，是殷人对于西部世界中异的一类统称，在殷商世界观中，“羌”是西南部以游牧为生的半兽人，他们介乎于人类与牛羊之间，所以在殷商的甲骨文中，给“羌”安上了羊角，羌人被俘获后，如果动物一样被宰杀，祭献给诸神。总得来说，在商王室与贵族眼中，除了周边服从于自己的部族之外，其余地方的人们，皆是哥布林与半兽人一般的人形动物。

除此之外，当时的人们，在战斗着装方面，也深刻体现了巫术与拟兽类的色彩，在我们的一些固有印象中，披着虎皮被誉为勇士的象征，这是因为在殷商人的世界观中，老虎是克敌制胜的猛兽，具有无穷尽的力量，他们认为，披上虎皮披风，便可继承老虎的力量，变得勇猛无比，后世精锐部队“虎贲军”的来历，便是源于此。而“羽林卫”的称呼也是一样，商代立下赫赫战功的武士，喜欢将猛禽的羽毛挂在身上作为彩饰，这个现象，在美洲的阿兹特克与印第安人中也较为常见，象征寓意都是一样的：自身拟作猛禽化，以获得猛禽的敏捷与力量。

而殷商文明最终的结局，也充斥着浓厚的祭祀与巫术色彩，帝辛身着玉器自焚，即是一种巫术献祭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先的罪意。而无论是周武王还是后来的周公东征武庚，在对待殷商贵族战俘的行为上，也被浓厚的巫术观念支配：当众杀死战俘，火烧商王墓以实现对其祖先与神明的有效打击，更有甚者，在殷商王陵上埋夭折的婴儿，以从巫术与祭祀层面，对商王族展开魔法与心理上的攻击。

而在周人对殷商的宗教结构进行致命性地摧毁之后，开始重建一套新的政治秩序与伦理，来取代殷商人的巫术力量与人神观，这套体系，成为了早期礼乐制度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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