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省广东，GDP增量为何失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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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元淦恭说

作者｜元淦恭

日前，2024年广东省和省内主要城市的GDP数据已经公布。2024年，广东GDP录得141633.81亿，继续稳居各省份第一，但广东面临的挑战也十分明显。

首先，广东无论是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在全国各省份中居于后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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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广东GDP实际增长3.5%，低于全国的5%。名义增长2.7%，低于全国的4.2%。实际增长率仅高于云南、山西、黑龙江、青海，名义增长率仅高于山西、黑龙江、宁夏、青海，在全国省份中都排在倒数第五。因为增速低，广东2024年相较2023年的GDP增量仅有3728.39亿，作为第一经济大省增量仅居全国第四，低于江苏、浙江和山东，甚至没比四川、湖北高出多少。

第二，第五次经济普查，经济大省、经济强市普遍调高了2023年的的GDP数据，但广东的调增值也比较低，仅调增2232.26亿，不仅低于，也低于江苏（2701.8亿）和浙江（3067亿）。

第三，广东省内经济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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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长沙外，全国27个“万亿城市”都已公布去年GDP数据。深圳同比实际增长5.8%，排在全国前十，名义增长5.44%，更是仅次于泉州、福州、宁波、合肥排在全国第五，1898.6亿的绝对值增量，也紧随京沪之后排全国第三。东莞相对平庸，实际增长4.6%，名义增长3.47%，属于中游偏下水平。而广州实际增长2.1%，名义增长1.01%，佛山实际增长1.3%，名义增长0.29%，在“万亿城市”中是倒数两位。

数据背后，广东经济到底在经历什么？

深圳和广佛的经济数据表现，可谓“冰火两重天”。显然，这源于深圳和广佛经济发展动能的不同。

深圳在金融、科技等领域，本身就是和京、沪并列的全国三大中心，尤其在电子硬件等领域的实力，甚至超过京沪。随着新能源汽车崛起，“”的趋势进一步强化，深圳的工业优势更加凸显，2024年深圳汽车产量也超过了广州高居全国第一。虽然房地产下行对深圳经济也造成影响，但由于深圳“新经济”整体强势，对冲了房地产下行的影响。

而广州、佛山面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首先，广佛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深圳。目前没有非常准确的2024年广深佛房地产增加值数据，但根据以往经验来看，房地产单一行业对广州GDP的贡献接近10%，对佛山的GDP贡献接近8%，而深圳经济中房地产增加值占比只有不到6%。保利、越秀、碧桂园等房地产企业，在广佛经济中的存在感，显著高于招商蛇口、万科等企业在深圳的存在感。

第二，广佛地区乃至整个珠江西岸，强势的工业类目集中在家电、家居、快消等领域。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相对低迷，消费表现明显弱于经济大盘，终端消费品行业受到冲击更大。家电、家居等行业，本身又和房地产强相关，买房的人少了，买家电，买家具的人也少了，房地产下行和消费品下行形成了叠加效应。

第三，多重影响下，传统产业表现疲软。汽车是广州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广汽是广州工业的门面，然而，2024年，广州丢掉了汽车产量第一的“桂冠”，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下降了18.2%。地产、消费、汽车，传统支柱产业的深度调整，共同导致了广佛经济数据的萎靡。

而正是广佛两大“万亿城市”的表现不如预期，导致广东省整体的GDP增速显著低于其他经济大省。

长三角和珠三角，也是导致长三角和珠三角2024年GDP表现分化的原因之一。

从整体上看，珠三角的消费品和终端产品更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珠三角消费品牌远远多于长三角。但长三角的上游产品、中间产品和非消费端产品（机械设备等）更有优势。在消费偏弱的背景下，终端消费产品很容易形成需求减弱——产量下降——增加值降低的链条，因此广东GDP增长面临更大压力。但上游产品、中间产品、B端产品受消费下行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即使很多产品积压成为库存，但根据现行的统计方式仍然可以算成GDP。在此背景下，江苏增长表现强于广东也可以理解。

相较于其他经济大省，广东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本来就更高。全国有影响力的房地产企业，广东几乎占到半壁江山。2022年，广东房地产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而江苏、浙江都只有不到6.5%，山东更是只有5%。所以，在经济大省中，广东受房地产下行的影响更为显著。

近期，国家统计局在GDP核算时，还调整了金融业增加值的核算方式，把金融业增加值的核算方式从以考核存贷款规模为主，变成以考核银行利润为主。由于房地产相关贷款在银行存贷款中的占比很高，银行业增加值从规模核算变成利润核算，给银行带来利润较低甚至带来更多呆坏账的地产贷款对GDP的贡献就大幅下降。所以，房地产调整会导致金融业增加值也跟着萎缩，形成叠加效应。由于广东房地产占比高，所以广东金融业增加值受房地产的影响也大于其他经济大省，所以增速自然低于苏鲁浙。

许多人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广东的五普的调增值相对比较低。不仅广东全省的调增值低于京沪苏浙，深圳和广州的调增值在主要城市里也比较低，深圳调增296.87亿，广州调增367.83亿，而杭州、苏州、宁波分别调增了901.02亿、860亿和693.77亿。

不同城市“五普”的GDP数值调增，原因自然各有不同。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五普”改换了自有住房增加值的统计方式，从成本法改为了虚拟租金法，高房租地区的GDP调增就会更高。

之所以上海、北京五普的GDP调增值最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是全国房租最高的地区。所以广东GDP调增值不那么高，未必是坏事，它反映的其实是广东整体的房租水平相较京沪苏浙等省较低。

事实也的确如此。相较浙江、江苏相对普遍的高房价、高房租，广东省除广深外，大部分城市房价、房租水平都不高。而广深两市房价虽然高，但房租水平较低，无论自住还是租房，许多人都住在“”等低成本居住场所，深圳的公租房覆盖率也很高，这些低成本居住场所的大量存在，是广东保持产业竞争力和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但在新的核算方式下算GDP就会有点吃亏。

由此，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广东经济数据偏弱的原因——相较于其他经济大省，广东经济受到房地产和消费下行的影响最为显著，GDP核算方式变化对广东的影响也要大一些。

虽然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同为经济大省，但广东对全国经济的代表性，强于苏鲁浙。

以广东和江苏相较，广东有公认的一线城市深圳、广州，有和江苏的强地级市生态位类似的佛山、东莞，还有和江苏一般地级市可以对标的珠三角其他城市（如惠州、珠海），以及比较穷困的粤东西北地区。在这个梯次结构上，广东就像是一个“小中国”。

广东不仅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人口第一大省、财政贡献第一大省。它还是唯一拥有全国性金融中心、拥有一线城市的大省，是高端服务业最发达、省内经济功能最完整的大省，也是内部发展层次最多样的大省，这些属性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些属性，广东在金融、地产、消费领域的扮演的角色更重要，和宏观经济的共振效应也更强。它的经济表现更有全国经济“温度计”“晴雨表”的作用。

从广东经济中，我们可以管窥中国经济的宏观图景。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带来了新的动能，但外部挑战和转型压力还是如影随形。深层次结构性因素，导致广东经济的调整，但其他省份的增长数字背后，也可能潜藏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滑和债务风险。

很多省份的数字，都比广东好看，但这背后有诸多结构性差异和统计因素的影响。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广东经济今天面临的问题，全中国都在共同面对。

大国经济的发展之路，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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