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被“B7-H4”绊了一跤

文 | 氨基观察

当辉瑞在2月4日的财报电话会上宣布计提29亿美元无形资产减值时，市场的目光再次聚焦ADC赛道。

其中，10亿美元的“沉没成本”，直指其B7-H4 ADC药物Felmetatug vedotin的研发终止。B7-H4，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ADC新兴靶点，再次迎来一大挫折。

尽管Felmetatug vedotin早期临床数据不错，但辉瑞认为最新数据不足以改变现有标准疗法，因此，其决定终止研发。

这并非B7-H4靶点的首次挫折。2024年，辉瑞、Genmab先后终止B7-H4双抗项目，Mersana日前公布的B7-H4 ADC emiltatug ledadotin 1期临床数据，也未能达到预期。更重要的是，在外界看来，治疗越来越有可能仅限于B7-H4高表达率患者。

这意味着，药企或许需要一种生物标志物策略来识别最有可能受益的患者。而这种前瞻性测试、设计，无疑需要药企改变现有临床实践。

科学探索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注定了新药研发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失败的风险。但创新药研发的魅力恰在于此。在GSK启动B7-H4 ADC HS-20089国际临床，NextCure决定最后一搏之际，B7-H4的故事远未终结。

正如默沙东全球研发总裁Dean Li所说，每个失败案例都是靶点生物学认知的必经之路。当科学探索遭遇阶段性挫折时，真正的价值往往在技术迭代与认知升级中悄悄孕育。

ADC潜力新靶点

在细胞免疫反应中，T细胞的增殖和活化不仅需要T细胞受体TCR提供的第一信号，还需要共刺激分子提供的第二信号。B7家族正是目前发现的共刺激分子家族之一。

研究证明，B7家族与肿瘤进展关联密切，在肿瘤免疫、自身免疫病和器官移植的临床治疗中发挥着十分重要作用，被大家熟知的PD-L1就是B7家族成员之一。

B7-H4也是B7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其能够通过参与多种细胞信号转导通路，增强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转移和抗凋亡能力，从而促进肿瘤进展。

研究证实，B7H4在正常组织中表达有限，但在多种肿瘤中过表达，三阴乳腺癌（TNBC，74%）、卵巢癌（OVC，77%）、子宫内膜癌（EC，94%）以及胆管上皮癌（CCA，89%）。

此前B7-H4靶点一度认为是另一个肿瘤免疫靶点，随着发现其在乳腺癌、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等肿瘤细胞中高表达，ADC成为B7-H4新的希望。

尤其，翰森制药的B7-H4 ADC HS-20089公布的首次人体试验数据显示，B7-H4 ADC对三阴乳腺癌的可评价治疗效果，整体有效率已达30%。从HER2、TROP2和B7-H4三阴性乳腺癌的治疗模式来看，B7-H4是继HER2、TROP2后最具潜力的新靶点。

市场火热之际，B7-H4 ADC领域曾接连诞生了超10亿美元的重磅BD。2023年，GSK以15.7亿美元引进翰森制药的HS-20089；

同年7月，映恩生物将DB-1312（B7-H4 ADC）授权给百济神州，达成最高13亿美元的合作。

除此之外，阿斯利康也早有布局。其在斥巨资买入第一三共多条ADC管线后，采用自研的TOPO1i平台开发的B7-H4 ADC AZD8205，目前处于I/II期。

目前，全球针对B7-H4靶点开发的药物超过10款，包括双抗、ADC等，但还没有靶向B7-H4的治疗或药物获批上市。

ADC则被不少药企押注。

撤退与荆棘

2024年1月，辉瑞宣布停止内部研发的B7-H4/CD3双抗，转而支持Seagen的B7-H4 ADC。

显然，当时的辉瑞在评估过数据后，认为ADC才是应该走的路。

2024年11月，Genmab在三季度收益电话会议上披露了重新排序的产品线，三个抗体项目被放弃，其中就包括CD3/B7H4双抗GEN1047，正处于针对实体瘤的I/II期试验。

Genmab CEO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这些项目根本无法满足我们内部设定的高标准，即真正拥有差异化的治疗候选药物。”

辉瑞、Genmab终止项目之后，B7-H4双抗领域的竞争大幅减少，ADC成为核心角逐场。然而，这一段时间以来，围绕着B7-H4的预兆并不好。

辉瑞通过收购Seagen获得了Felmetatug vedotin，在2024年2月的研发日活动中，还曾将其列为潜在的重磅炸弹药物之一。

然而，在今年2月4日，辉瑞评估现有临床数据后认为，Felmetatug vedotin不太可能在晚期实体瘤患者（包括三阴性乳腺癌）的标准化疗方案中取得有意义的改善。同时，辉瑞强调没有发现新的安全信号。

换句话说，辉瑞认为临床效果不佳而决定终止临床，并计提10亿美元资产减值。

而此前，Seagen发布的I期临床试验显示，截至2023年7月10日，乳腺癌患者ORR为25%，卵巢癌患者ORR为20%，子宫内膜癌患者ORR为6.25%，胆道癌患者ORR为18.2%、肺癌患者ORR为16.6%。

辉瑞也曾对外表示，Felmetatug vedotin在所有TNBC患者人群中取得了治疗效果。42名TNBC患者ORR为21%，然而，直接的交叉试验比较很复杂。其中16名B7-H4表达>25%的患者ORR为35%，26名B7-H4表达率低于25%或未知的患者中，ORR仅为12%。

就在辉瑞宣布终止Felmetatug vedotin临床前一个月，Mersana公布了B7H4 ADC新药XMT-1660的最新1期临床数据，并计划扩展TNBC临床研究，同时宣布获得FDA的快速通道资格（针对TOP1i ADC后线治疗）。

数据显示，仅在B7-H4高表达患者中观察到PR，中剂量组ORR为23%，高剂量组ORR为22%。在B7-H4表达低于70%的患者中，ORR为0%。

相比早期数据下降，并且这样的数据，在外界看来，治疗越来越有可能仅限于B7-H4表达率高的患者。

此外，虽然Mersana声称普遍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但它揭示了令人担忧的毒性：任何等级的38%患者都会出现肝酶增加，14%的患者在3级时会出现肝酶增加。

这也使得市场看衰其发展前景，导致公司股价大跌。数据发布后，Mersana当天股价大跌44.62%，目前市值仅不足7500万美元。

显然，双抗之后，关于B7-H4 ADC的临床开发，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未来谁能上岸

B7-H4尚未成药，但仍有人在入局。

1月10日，NextCure宣布LNCB74（B7-H4 ADC）完成了1期临床首例患者给药。

此前，NextCure基于陈列平教授的背书，开发Siglec-15单抗而名声大燥，但随着Siglec-15单抗的开发失败，公司走向衰败，多个管线终止以及人员精简。

NextCure曾因临床疗效有限而放弃了B7-H4单抗NC762，转而与LegoChem Biosciences合作开发LNCB74。这成为其临床中唯一的管线，也是最后一搏。

LNCB74采用定点偶联技术，连接子采用β-葡萄糖醛酸酶（β-glucuronidase）的裂解方式，毒素为MMAE。相较于传统的VC连接子，β-glucuronidase裂解的连接子具有更优的治疗窗口，LNCB74在临床前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效果。

也正因此，NextCure充满信心，认为这种新型ADC可能会改变多种癌症的治疗选择。

不论是TNBC还是EC，均充满了极大的未满足的临床需求，激励着药企不断投入研发。

去年4月份，翰森制药在clinical trails网站上，登记了HS-20089在多种实体瘤中开展和多种药物联用的一期临床试验NCT06336707，计划总入组人数为1048例。临床队列包括和PD-1/L1、化疗基础药物的联用。

一个月后，GSK在ClinicalTrials网站注册了一项HS-20089/GSK5733584的第一项国际（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临床试验，这也是其第4项临床试验。

百济神州也在加速临床。

BG-C9074（DB-1312）正在美国及澳大利亚进行1期临床研究，评估单药或联合替雷利珠单抗在晚期实体瘤患者中的疗效、安全性、药代动力学等，2024年4月12日已完成首例受试者的入组，预计2025年公布临床数据。今年JPM大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初步结果看到在一名5岁卵巢癌已接受过四线治疗患者中，24周时PR达到51%；

2024年7月，BG-C9074的中国首个IND申请获得批准。

尽管热度不及B7-H3，但B7-H4也属于典型的ADC领域终点发力的靶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10条ADC管线、2条双抗管线和4条B7H4单抗管线，竞争激烈。

其中，全球在研的已经进入到临床阶段的B7-H4 ADC共5款，分别为HS-20089、阿斯利康的AZD8205、BG-C9074、XMT-1660和刚刚进入临床的LNCB74。

这些药物的前路如何，还需要时间的验证。正如Felmetatug vedotin也曾取得相对积极的早期数据，然后，最新的进展是，被辉瑞战略性放弃。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科学探索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即使早期临床数据优异，前路依然难言平坦。

当然，尽管终止了Felmetatug vedotin临床，辉瑞仍在开发另一款处于临床前阶段的B7-H4 ADC，该药物使用拓扑异构酶1抑制剂作为有效载荷。

这意味着，辉瑞可能并没有完全放弃B7-H4。未来，产业界仍有可能，在B7-H4领域带来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