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周明｜ 儒教文明的自毁性格：以日本为参照

本文选自大川周明：《日本二千六百年史》，原标题为〈儒教及中国文明之传来〉。

日本历史，神武天皇以后约五百五十年，至崇神天皇之世，国事遂繁。盖以亚细亚大陆，因汉武帝之帝国主义发展而变动，波及我国。缘朝鲜自太古即与我国交通，少则其南半亦在我国势力范围中，今汉帝国势力，延及此半岛，使我国政治，势必激起变动。我国为防汉帝国之势力南侵，不得不在南鲜置日本府，且随之派遣皇族于四道，以谋镇抚国内动摇，併闻在此天皇之世，始创行调查国民之户口、捐征贡礼、男课猎物、女献布帛。至此时，日本国家之体裁，亦渐整备。后约经二百年，至景行天皇，西南地方又乱，东北之爱奴人，亦不服皇威，因之东征西伐。约经百年，嗣西南之乱又作，皇室知其祸根在朝鲜，遂出兵朝鲜半岛，征服南鲜一带。率此朝鲜征讨军者，乃神功皇后。自亲征归后，因皇太子幼小，会执国政有六十九年之久。

尔后，朝鲜与我国交通频繁，中国文化，且假道朝鲜传来，使国民生活一切方面，均大受影响。且国家战争屡起，致文武臣族发生阶级差别，且功臣之间，互夺政权，起激烈斗争，往往竟累及皇室。盖与异邦文明接触，无论何时，必使其国多少有所变动。若夫当时之我国，肇国以来之国家组织，渐生缺陷，其尤甚者，为政治上社会上，皆呈现许多弊端也。

予日本国民以不朽感化之儒教，其传入我国之初，在神功皇后以后继皇位之应神天皇时代。顾我朝鲜之交通，自太古即开，九州豪族之中，早有与中国过从者，恐中国教学之传来，更在此前。总之，此新学问，予我国民感动甚深。盖自应神天皇之世，朝廷始积极力摄取此新思想，并其附随之新文明也。

儒教为修身治人之学问，兼教道德与政治，其本义，在于一面阐明吾人之道义精神，一面准此显明发挥之观念，以登不断改善社会之制度组织。如此思想，若谓移之我国为一大险物，恐多数人引为意外，均不置信。顾儒教既如所述，其最大一点，即与日本固有思想，积不相容。是曰何，即关于主权之观念，并对主权之基础之观念也。儒教所倡，为天伐有罪，命有德以为主权者。亦所谓有德者为君。此主义乍见之甚觉合理，然实际上误谬颇多。何则，盖严定德之有无与优劣，质之此世，从无其标准存在也。譬犹国民中一人，以有德为词，向其君主强求让渡主权。若君主允其请而去位，则可谓之让让。然值任何时，君主决不能从此要求，结局必当仗力争夺王位。倘若要求者败辄，将葬身唾骂中，为乱臣贼子，反之，君主失利，即于放伐名义下，逐之以代其位。中国不幸，一向如此易姓革命，辗转至今。以让让逐伐为主权基础之中国，苟有胆大如斗者，皆可抱“王侯将相本无种”之信念也。

以论我国，情形与此全殊。在日本，倘非神武天皇之嫡系，如何圣人君子，亦断不能为其主权者。况中国以皇上帝降命于有德者使为君主，而我国主权者天皇，犹之前述，乃“天神而皇帝”，初非受命者也。以是，新来之儒教，在此綦重一点上，即与我国古道扞格不入，故移之我国为最危险思想耳。

吾国自应神天皇以来，摄取儒教及中国文明，要藉朝鲜归化人之力。自是殆三百年间，朝鲜人居我国文化指导者，实吾人不可忽视之事也。欲叩其故，盖以朝鲜早经中国文明所开拓，其中央平原地带，前汉时代即为中国之殖民地。迨脱离中国羁绊后，呈小国分立状态，而若辈小国，又不得不仰大国鼻息以自卫。会中国盛世，则对中国曲意承欢，逢迎备至，第见三国以还，全华混乱中国之对外发展中断，乃对我国，又取服从态度，至少其南鲜一带，归我势力范围之下。因其地理不利，乃遭此不幸命运，致难免摧伤朝鲜之民族性。彼辈处南北两强者制压之下，形成卑屈之事大主义，屈膝于权力与黄金之前而不耻，竟成弱民。然如是弱民，以其中国文明所有者，致于我国能居文化指导地位。

而我辈纯朴之祖先，固无从得其善良感化也。故在社会上、政治上，皆享优遇，其中有秦始皇裔融通王者，曾率百二十余县民来归。至雄略天皇时代，其人口逾一万八千。而后汉灵帝阿智王亦率十七县民奔来。魏文帝时，又率多人来投。此类归化人，任巧艺技术教师，尤以秦汉归化人，任养蚕及机织教师，贡献于我国文化颇多。会朝廷奖励学问，于诸国置记录官，任命彼辈甚众。此不仅作诸国记录，或为朝廷之出纳记帐，或为使节而派赴海外，皆当时最重要之官职也。

日本亦犹古代任何国家，当时所有神社、皇室与国家之经费，完全混同。故其初祗有并纳神物与官物，无区别之“斋藏”，掌祭祀之齐部氏，司其出纳。后至履仲天皇时，斋藏之外立“内藏”，分收官物，至雄略天皇时代，因诸国贡献增，更建“大藏”。建设此三仓库后，宗教、皇室与国家之经费，乃有区别，从此才由所谓官房财政进化于国家财政。而担当其财政监督之任者，为当代一大豪族苏我氏。苏我氏之势力，顿增盖自此时，走而在苏我氏之下，办理实际出纳记帐者，为秦汉归化人之子孙。因之，彼辈与苏我氏关系自然相处，如部属，迨苏我氏力强，彼辈势力随之亦增。当此时也，中国之动乱犹未已。

吾人在日本书纪中，对于此点，可任指出若干，必当注意者也。试展舒明天皇纪，其间载有六年秋八月“长星现于南方”，七年春正月“慧星绕出于东方”，八年春正月“客星入月”之句，又载苏我入鹿之从仆，“得白雀子”。原我国对于天象，向无迷信。吾辈祖先所信仰者，为天地万物，经皇室之祖先所创造，天皇以宇宙主宰之后裔而君临天下，故无论有流星或现彗星，决不置其于意念之中。今此类迷信之现于书纪中者，不问可知，系归化华人所感化者也。不特此点，若更注意检点此类记事，则彼辈之恶用此迷信，牵强附会，欲不利于皇室而有利于“苏我氏”之倾向，历然可见。其屡言日蚀，或是犯月，实以之暗示皇室不祥，例如苏我氏之家仆，捕得白雀，竟立即称为瑞征。此盖出之深切计划，决非无意义也。

受苏我氏嗾使而弑崇峻天皇者，为称东汉直驹之中国归化人子孙。彼竟不惮言“吾知有苏我氏不知有天皇也”。闻苏我氏之恶逆，始自背叛神道而皈依佛教。然吾人以为使苏我氏一至于此者，当系儒教之感化与中国归化人之煽动。纵苏我氏如何强暴，设有热心舌人，晓以理论根据，匡正非望，当不至犯有滔天大逆罪。要之，皆在日本权门，醉心中国文明，益以势力迭增之中国归化人，与苏我氏相结，在政治上顿见抬头，激动亡命儒者之祸心，遂蛊惑苏我氏，执儒教之政治理想，“有德作王主义”，欲拥戴之自掌政权，此盖苏我氏三世为乱之确然真相也。坐是当诛苏我入鹿于宫中，赐其尸于父虾夷之时，起而抗皇命者，又皆为中国之归化人。日本书纪，传此时之消息如下，曰：“赐鞍作臣（入鹿）之尸于大臣虾夷。于是，汉直等啸聚族环甲持兵，助大臣以设军阵”。由此可证全部中国归化人，皆苏我氏叛乱之中坚也。因此，日本乃迫于革新，大化革新，即缘是而断行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