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政权·族称：“高句丽”的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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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句丽”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条的高句丽县。汉晋之际，“高句丽”一词同时具有县名、政权名、古族名三重含义。作为地名的“高句丽”是汉晋时期同名不同地的县级行政建置，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先后与三个“高句丽县”同时并存的“高句丽政权”是高氏高句丽。见于中国十二部正史的《高句丽传》《高句骊传》《高丽传》与朝鲜史籍《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表述的差异，展示出中外汉文典籍关于高句丽政权不同的历史书写，根源在于史观上的差别。梳理“高句丽”的多重涵义，旨在说明汉唐之际，无论写作“高句丽”“高句骊”“句骊”，抑或“高丽”均与高氏高句丽相关。

关键词：玄菟郡；高句丽县；高句丽政权；高句丽人

“高句丽”，又作“高句骊”“高丽”“句骊”。“高句丽”最早为县名，记作“高句骊”，见于《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玄菟郡条，“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莽曰下殷。西盖马······莽曰玄菟亭。”作为地名的“高句丽县”，是玄菟郡下辖三个县级行政建置之一，也是玄菟郡的治所。作为政权名称与古族名称的“高句丽”，均与高氏高句丽直接相关，在汉唐时期与周边民族进行交往交流交融。

一、同名不同地：玄菟郡“三迁四置”中的三个高句丽县

高句丽是玄菟郡的首县，也是玄菟郡的郡治，寻找高句丽县的所在地，需要先比定玄菟郡的地域范围。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玄菟郡地域”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秽貊故地说。将玄菟郡的统辖范围定在高句丽、小水貊、夫余居地，在今辽宁新宾以至今朝鲜咸兴间的广阔地域，日本学者首藤丸毛《关于玄菟、临屯、真番三郡之我见》，中国学者孙进己《东北历史地理》等持此说。

其二，高句丽故地说。认为玄菟郡是设在卫氏朝鲜领域之外的“秽貊”之地，此“秽貊”就是高句丽。韩国学者李丙焘《玄菟郡和临屯郡考》（一）（二）、《韩国古代史研究》持此说。

其三，沃沮故地。认为玄菟郡设置在整个沃沮之地，即南、北沃沮之地，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汉的朝鲜四郡疆域考》，樋口隆次郎《朝鲜半岛的汉四郡疆域及沿革考》，津田左右吉《关于撤销真番郡转移玄菟郡情况和高句丽的建国年代》，池内宏《前汉昭帝的四郡废合与后汉书的记事》等持此说，范恩实《第一玄菟郡辖区侧正》在对比诸说基础上，将玄菟郡与同一时期的西南边郡比较，从边郡设立、管理及运转视角，将以沃沮地区设第一玄菟郡的观点进一步推进。

其四，沃沮——高句丽故地说。认为郡域大致在咸镜南道中部平安北道的山间地带以及鸭绿江上游一带，涵盖沃沮与高句丽故地。日本学者青山公亮《汉代的乐浪郡及其边缘》，和田清《玄菟郡考》，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等持此说。

其五，东沃沮故地说。认为玄菟郡在今朝鲜半岛北部靠日本海之地，王绵厚的《秦汉东北史》、刘子敏等在《东北亚“金三角”开发沿革史及其研究》中认为玄菟郡治设于咸镜南道咸兴，玄菟郡辖区取地于南沃沮。

依据为正史地理志判定玄菟郡“三迁四置”。第一玄菟郡指自元封四年（前107）西汉武帝始设郡治为沃沮城，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城为玄菟郡。”据此，则第一玄菟郡属县仅沃沮城一县，无高句丽县。玄菟郡初置于东沃沮之地，其郡名源自沃沮族称。《后汉书·东沃沮传》中“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貊所侵，徙郡于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与《三国志·东沃沮传》中将第一玄菟郡设置在“沃沮城”相区别的是《后汉书·东沃沮传》认为汉武帝设置的第一玄菟郡在“沃沮地”。“城”与“地”一字之差，地域范围却相差甚远。沃沮地应当不限于沃沮城一地，包涵了东沃沮与北沃沮的居住地，合称为“沃沮地”。而“沃沮县”的出现则要晚于“沃沮地”，是在第一玄菟郡侨置到“高句骊西北”之后，将原“沃沮地”改为“沃沮县”，此时的乐浪郡也已调整为“大乐浪郡”，其中下辖的县名中有“沃沮县”。

地名相同或相近，即便表述略有差异，也需要辨别其出现的先后顺序。例如，与玄菟郡相关的“高句骊”的出现是在初置玄菟郡的“沃沮城”“沃沮地”之后，是第二玄菟郡时期移徙侨置的产物，才会在《后汉书》中的记作“徙郡于高句骊西北”。与《汉书·地理志》中玄菟郡条的“高句骊县”，均出现了“高句骊”的记载，致使高句丽县在玄菟郡地域变迁过程中出现了郡治同名、郡地混淆的问题。《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与《晋书·地理志》中玄菟郡首县皆名“高句丽”，玄菟郡的郡治虽同名，但地理位置不同。西汉时期玄菟郡为中央王朝的地方行政建置，西晋开始玄菟郡成为前燕的行政区划，呈现出了玄菟郡地域变迁的内陆化趋势。

自第二玄菟郡之后，郡治虽同为高句丽，从其地域分布来看，体现除了侨置性特征。《汉书·地理志》中第二玄菟郡，是指后元二年（前82）汉昭帝整合四郡之后内徙的下辖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三县的玄菟郡。第二玄菟郡高句丽县在新宾，因《汉书》卷28《地理志》中“辽水”为“小辽水”（今浑河）。“南苏水”为今“苏子河”，“高句丽县”在今浑河、苏子河之间。

第三玄菟郡是《后汉书·郡国志》中永初元年（107）将原辽东郡所属高显、侯城、辽阳三县并入的下辖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高显、侯城、辽阳6县的玄菟郡。东汉光武时期曾经“罢都尉官，后皆以封其渠帅，为沃沮侯。”但未见光武帝侨置玄菟郡的记载。《后汉书·郡国志》才明显记有重新调整行政建置的痕迹。作为第三玄菟郡的郡治高句丽县位于抚顺劳动公园古城。

第四玄菟郡指《晋书·地理志》中咸宁二年（276）统高句丽、望平、高显3县的玄菟郡。第四玄菟郡郡治高句丽县，即“玄菟郡第四个治所，方应在今沈阳东上伯官屯古城”。

可见，第二玄菟郡、第三玄菟郡、第四玄菟郡的郡治均为“高句丽县”，但这三个“高句丽县”同名不同地，当随玄菟郡内徙同步侨置。究其原因，对准确史料进行有意地误读造成了“玄菟郡”历次变迁地域及“高句丽县”所在地问题。

二、不同的历史书写：郡国并行时期中外史籍中的高句丽政权

汉晋之际“高句丽”多重含义同时并存，多义难辨。在中国12部正史立“高句丽传”“高句骊传”“高丽传”。从成书时间上看，最早为高句丽政权立传的是《三国志》“高句丽传”，与此表述相同的是 《魏书》与《南史》；《后汉书》中立有“高句骊传”，与此表述相同的是《宋书》与《梁书》；立有“高丽传”的6部史书分别是《南齐书》《周书》《北史》及《隋书》与两唐书。

正史高句丽传（“高句丽传”“高句骊传”“高丽传”）的存在，使得“高句丽族”或“高句丽政权”与玄菟郡郡治“高句丽县”同时见于史籍记载，导致作为地域名称的“高句丽县”、作为政权名称的“高句丽”、作为民族名称的“高句丽”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需要条分缕析的问题。尽管中国正史中的12个高句丽传（“高句丽传”“高句骊传”“高丽传”）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相关史事在记载中有所差别，但能够确定的是上述史籍中的“高句丽”就政权名称而言，所指代的均为高氏高句丽。高氏高句丽的建国者是朱蒙，又作邹牟，为夫余庶出王子，因夫余王室的争斗而离开夫余居地，在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立国。12个高句丽传中均未见关于高句丽政权建立的确切时间，仅《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将高句丽政权的建立时期记于建昭二年（前37），并认为朱蒙所建政权的国号为“卒本夫余”。

玄菟郡初置时当不在高句丽之地。徐家国《汉玄菟郡二迁址考略》中考察了新宾县永陵的三座古城，“根据三座古城址出土文物，城址形制、规模分析，该三座城址确系汉城址无疑。参照历史文献、近人考订，再结合两城址出土文物、城址规模，推断永陵第一座古城城址居高处，修筑坚固，布局井然有序，当是县治所在。永陵第二座古城址是汉玄菟郡二迁址，根据是城址规模宏大，出土文物丰富，种类数量多，特别有瓦当、完整筒瓦出土足以说明系大型城址当是郡治的所在。”《后汉书》中所载“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并不是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而应该在汉昭帝始元五年（前82）之后。如果朱蒙建立政权建立于建昭二年（前37）之说成立，那么，高句丽政权也是隶属于第二玄菟郡的郡治“高句丽县”。高句丽政权纳入西汉郡国并行体制。一言以蔽之，在第二玄菟郡统辖范围内，既有以“高句丽”命名的县，也有以“高句丽”为名的高句丽政权。

高句丽通行文字是汉字，以吉林省集安市出土的好太王碑为证。高句丽建立者朱蒙，原是夫余庶出王子，脱离夫余到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建立了政权，上层统治者是夫余人。高句丽在与周边诸多古族的征战中，逐渐蚕食周边势力而发展壮大成了多民族政权。朱蒙所建立的高氏高句丽政权一直存续了705年，后世子孙为了颂扬他创业的丰功伟绩，把朱蒙的身世加以神化，流传下来了关于朱蒙的神话。好太王碑的碑文中见有高句丽建国神话，即“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幸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另有多部正史高句丽传中保留了高句丽建国神话，只是在表述上有所不同。

《魏书》卷100《高句丽传》及《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的版本虽与好太王碑碑文中的表述有所差别，更为复杂，但均神化了朱蒙的身世与建国的过程。朱蒙被后世称为高句丽始祖，谥号“东明圣王”。作为政权名称的“高句丽”是中国西汉末年至唐朝初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政权。另外，《南齐书》《周书》《北史》及《隋书》与《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高丽传”，但此“高丽传”中的内容都是关于高氏高句丽政权的记载。

“高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代的政权不同。高氏高句丽迁都，迁徙的仅仅是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都城，王系血统并没有在历次迁都过程中发生改变。

三、族称“高+句丽”：王莽更高句丽为“下句丽”

关于高句丽的族称，学界主要有“沟溇”说、“高夷”说、“槁离”说、“介莱”说、“山高水丽”说、“高大黑马”说、“高台建屋”说、“双足驰行于高山曲谷间”说、“铜”或“黄铜”说、“中京”或“中国”说、“首邑”或“上京”说、“骊戎”说、“句丽”说、“桴京”说、“橐离”说等多种观点。族源则有秽貊说、夫余说、商人说、炎帝族系说、高夷说等不同观点。

王莽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由王贬为侯。王莽下令将“高句丽”更名为“下句丽”，将高句丽王降为高句丽侯，使“高句丽”可以拆分为“高+句丽”，“高”与“下”均可用来指方位，“句丽”则与“句骊”，同为族称，即与“沟溇”说相合，出自《三国志·高句丽传》：“沟溇者，句丽名城也。”

始建国二年（10）冬，王莽下令征发高句丽兵伐匈奴，“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州郡归咎于高句骊侯驺。”高句丽人不愿参与伐匈奴之战，迟迟不肯出兵。建国三年（11）春季严尤等强迫高句丽出兵。高句丽政权逐渐摆脱高句丽县的控制。新莽始建国四年（12），琉璃王派其子无恤率师大败夫余,又命乌伊、摩离领兵西伐梁貊，灭其国。天凤元年（14），高句丽攻占了汉玄菟郡的高句丽县，势力日益强大。

地皇三年（22）春，率兵攻打夫余，兵至夫余南界，擒获斩首夫余王。大武神王时期高句丽的发展对玄菟郡叛附不定。天凤五年（18）即位。建武二年（26）十月，亲征盖马国，在该地设郡置县，仿照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对盖马故地进行统辖。十二月，句茶国迫于高句丽的势力，举国来降。建武四年（28）七月，汉辽东太守兵伐高句丽，直逼国内，围困丸都，大武神王入尉那岩城坚守，力不能敌，请求谢罪求降。高句丽左辅乙豆智以荷叶包鲤鱼犒劳汉军之计，退汉军。直至东汉建武八年（32），遣使臣向东汉光武帝朝贡，与东汉修好,光武帝恢复了被王莽取消的高句丽王号。《后汉书·东夷列传》：“二十三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内属”。蚕支落投归乐浪郡。时隔5年，高句丽再叛东汉。建武十三年（37），大武神王再度起兵进攻乐浪郡，并占领乐浪郡。

建武二十年（44），光武帝遣使渡海收复乐浪。东汉光武帝与高句丽划定了萨水（今朝鲜清川江）以南属汉的界限。《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中记载了乐浪郡18县的县名。汉武帝所设真番郡十五县中，实际可知县名者亦仅此七县，这七县曾一度失控，到公孙氏政权统辖时期，将屯有县以南地区设置了带方郡,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辖其中，以带方县为郡治，而“南新”当为前之“昭明”于彼时之改称。东汉光武帝即位后，改回高句丽称谓，也辅证了高句丽为“高+句丽”。在中央王朝分裂时期，高句丽积极拓土，实施远交近攻之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于自身生存环境有限，很长时期以掠夺他国人口、资源为生。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几百年生存经验，北方众强环绕，高句丽难以发展，而平壤城位于大同江中下游流域，土地肥沃，军事上易守难攻，迁都平壤成了最好的选择。事实证明，高句丽因迁都平壤，政权发展到了顶峰时期。之后，中原形成强大的中央王朝，即使高句丽“求和”，中央王朝也誓要四方威服，形成大一统局面。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朱蒙建立的政权称“卒本夫余”，而不是“高句丽”。关于高句丽的起源，与橐离国王子东明建立的夫余国之间有很深的渊源。祝立业在《论句骊胡、卒本扶余与高句丽的关系——以玄菟郡内迁为背景的考察》中认为“朱蒙建立的政权起初名为卒本夫余，卒本夫余征服此地后，依托政权与‘句骊’部族融合后，以‘夫余’之核，假‘句骊’之名，从国族构建意义上改称‘高句丽’，这才是后世意义上的高句丽族群共同体的雏形。”认为“高句丽”作为族称是在朱蒙征服古高句丽之后出现的。高句丽的最早族源为古高夷人，“古高句丽”应是由高夷人变迁而来的，后来加入了一些夫余人和貊人（小水貊、梁貊、“貊国”残部等）、汉人以及其他古族。古高夷人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高夷、秽人、发人、良夷均来朝周，可见，高夷与秽、发（貊）等古族一样，是不同的族群。

建武三十二年（56），高句丽攻占了东沃沮。高句丽王宫一举攻占了东沃沮，设置城邑，征收租税等，使高句丽的疆域扩展到日本海沿岸，并为王宫以后的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此东沃沮原是西汉武帝所设第一玄菟郡辖境，后由于玄菟郡内迁而改属乐浪郡辖境。永平十一年（68）八月，曷思王的孙子都头“以国来降”，高句丽授都头为“于台”。永平十五年（72），高句丽王高宫又派遣贯那部沛者达贾出兵征服了藻那部，并俘虏了藻那部王。永平十七年（74），高句丽征服朱那部，以其王子乙音为古邹加以后，高句丽各部酋长不再继续独自称王，一律按高句丽王所封官号改称古邹加、沛者、皂衣或于台等。建初二年（77），夫余派遣使者到高句丽，贡献夫余特产三色鹿和长尾兔。永元八年（96），高句丽王宫亲自到东部重镇栅城（今吉林省珲春市）巡视。永元十四年（102），高句丽王宫派人前往栅城，继续安抚沃沮人，表明高句丽王高宫时期已经控制了沃沮地区。

综上所述，作为地名的高句丽县是随玄菟郡“三迁四置”中不断内徙的汉晋之际同名不同地的县级行政建置。在第二玄菟郡（前82）郡治高句丽县（今辽宁桓仁）建国的高句丽政权，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在3年将政治中心从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迁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元嘉四年（427）高句丽的政治中心再次移徙，将都城由国内城迁徙至平壤城（今朝鲜平壤），使中原王朝设置在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县”这一玄菟郡之下的县级行政建置。梳理高句丽的多重含义，旨在阐明汉唐之际，无论写作“高句丽”“高句骊”“高丽”抑或“句骊”均与高氏高句丽相关。

作者：赵红梅

来源：《地域文化研究》2024年第5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杨 琪

校对：宋柄燃

审订：王玉凤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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