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浩员：鼓励创新和数字化，以灵活供应链网络抵御断链风险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丁浩员。视频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谷晓丹(03:06)

【编者按】

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已出炉。观察和研读最新评选出的10篇年度论文，我们对近一年来上海社科学者的研究方向会有一个概括性认知，既有“全球供应链重构、科技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无形经济、信息保护、代际共育”等当下时代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有“历史书写、政党与国家、唯物史观、中国美学”等关系中国学术研究的机理问题。

“年度论文”评选活动由上海社联2013年组织发起，至今已连续开展12年。年度论文评选无需作者自行申报，而是依托各学科权威专家、学术期刊主编、资深学术编辑等专业力量，开展多轮遴选评审。

澎湃新闻记者对话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作者，听学者讲述数字时代学术研究的坚守和改变，新文科建设如何创新，以及学者如何研究真问题，回应时代之问。

近年来，全球经贸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企业的跨国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外部经贸冲击，提升供应链韧性？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讲席教授丁浩员认为，对于已建立并有效合作的海外供应链，要尽可能缓解潜在的断裂风险，而对于已发生断裂的海外供应链，则要尽可能提升供应链的重构能力。

在上海社联2024年度论文《贸易政策冲击下的跨国供应链断裂与重构研究》（原载于《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作者丁浩员、董文娟、余心玎）中，丁浩员等作者指出，贸易政策冲击显著提高了“断链”风险，但当产品难以替代、契约成本较高或双方具有长期合作基础时，供应链表现出更强韧性。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与光伏产品）面临不少风险，全球各地的政策壁垒是一大问题。丁浩员认为，政府应在降低政策壁垒、合规成本方面给予企业更多支持。他建议，政府可以借助多种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战略支持和外部环境保障，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适应能力。

缓解“断链”风险，增强“重构”能力

澎湃新闻：您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企业应对海外供应链“断链”挑战、实现供应链“重构”有何现实意义？

丁浩员：近年来，全球经贸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上升，中国企业的海外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数据显示，中国大多数行业均受到贸易政策的冲击。一些特定高科技行业在多轮冲击中反复受到打击，例如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机械及计算机设备，电子及其他电气设备，运输设备，测量、分析及控制仪器，摄影、医疗及光学产品等行业。论文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论文帮助厘清了贸易政策冲击对中国企业海外供应链变化的动态影响。海外供应链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断链”，还包括断链后恢复、转移等“重构”行为。因此，企业需从长期出发，理解变化如何逐步展开。比如，贸易政策的冲击可能导致企业的海外供应链中断，但也可能推动企业对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这意味着，企业和政府能在识别潜在的不确定性贸易风险后，更好预测海外供应链的变化，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

其次，论文深入分析了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跨国供应链断裂的内在机制，为政府和企业缓解供应链断裂风险提供思路和决策参考。面对外部贸易政策冲击，很多企业遭遇了海外供应链中断或不稳定的问题，这一现象的发生，源自中国企业与海外企业之间供应链合作的决策权衡。

一方面，若双方选择继续维系供应链合作，则需承担冲击带来的贸易成本，以及未来潜在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成本；另一方面，若双方选择直接中断供应链合作，则需承担产品替代成本、契约成本、关系维护成本等。在大幅加征关税的贸易政策冲击下，前类成本会超过后类成本，使得供应链企业双方选择关系断裂。这说明，政府和企业可采取措施，加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契约成本，以及建立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通过增加供应链企业的断裂成本，削弱跨国供应链断裂风险。

最后，论文也探讨了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跨国供应链断裂后发生重构的驱动因素，为政府和企业更有效地实现供应链风险转移与重构提供政策参考。供应链重构是一个主动适应、优化和革新的过程。当企业的搜寻效率越强，或是海外供应产品与市场的多元化布局能力越强时，实现供应链重构的成功率也就越高。因此，政府和企业可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建立更灵活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等，有效提升跨国供应链的重构能力。

澎湃新闻：如何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有哪些政策建议？

丁浩员：一方面，对于已建立并有效合作的海外供应链，要尽可能缓解潜在的断裂风险，包括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契约成本及优化与海外的长期合作基础等；另一方面，对于已发生断裂的海外供应链，要尽可能提升供应链重构能力，包括提升新市场搜寻效率、增强海外产品与市场的多元优化布局能力等。

具体来说，首先，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企业研发新技术，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比如，对于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行业，通过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支持企业通过技术突破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

其次，政府可通过推动制度型开放，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在海关程序、税收政策、跨境支付等方面，通过简化流程、推动自由贸易区和经济合作协议的签署，为企业提供更为高效的跨国经营环境；还可通过加强国际协商与协议谈判，制定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合规运营指南，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法律支持和政策保护，从而更好地面对全球市场和政策不确定性。

再次，政府应推动数字化转型，增强供应链灵活性和反应能力。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为企业数字化赋能，鼓励企业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推动数据共享和跨行业协同。通过加快国家级大数据平台建设，有助于企业实时监控市场的动态变化，迅速调整供应链策略，避免因市场波动带来的损失。

最后，政府应推动国内市场的统一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简化地方政策的差异，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成本，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尤其要加强物流、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资源配置，让企业更快响应全球供应链的变化。

澎湃新闻：以新能源行业为例，面对贸易政策的冲击，哪些关键影响因素会增强中国企业的跨国供应链韧性？

丁浩员：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行业实现弯道超车，凭借更完备的供应链、更高的产业聚集度、更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更快速的技术迭代等因素建立了全产业链优势。面对贸易政策的冲击，增强中国企业跨国供应链韧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包括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契约成本以及长期合作关系等。

首先，中国新能源行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来自其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特别是在光伏组件、电动车电池等领域。中国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2023年为全球提供了70%的光伏组件和60%的风电装备。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在技术成熟度、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因此，中国企业需要继续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保持在新能源核心领域的竞争优势，强化对全球市场的不可或缺性。

其次，中国新能源行业增强跨国供应链韧性需关注契约成本，解约会产生契约成本，长期合同的终止可能带来违约责任、法律纠纷等法律和经济后果。比如，隆基绿能、天合光能等中国光伏企业，通常与欧洲客户签订为期3-5年的长期供货协议，锁定组件价格和供货数量，这些合同帮助欧盟企业稳定成本，确保项目建设的材料供应。如果因欧盟设置贸易壁垒导致一方企业单方面解约，并且合同中未将贸易制裁作为免责条款，则被解约方可能依据合同条款要求赔偿损失。因此，中国企业需要与客户制定合适的契约，将潜在风险纳入条款范围，以确保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业务的稳定性和合规性，从而增强全球客户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最后，中国新能源行业增强跨国供应链韧性也离不开长期合作基础，德国等欧盟核心国家主张继续与中国合作，部分原因即为中德企业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已带来深厚的互信与互惠。比如，德国大众汽车集团及其合资企业自2014年起与宁德时代持续开展深度合作，已形成紧密的技术交流和产业协同。因此，中国企业需要通过稳定的服务质量、灵活的供应链应对能力，以及参与海外产业标准制定等方式，进一步巩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长期关系，形成“断链即损失”的利益绑定。

“重构”面临挑战，企业出海需政府支持

澎湃新闻：在贸易政策冲击下，中国企业跨国供应链被迫断裂后如何实现重构？重构过程中还面临哪些挑战？

丁浩员：供应链重构涉及区域转移和产业调整两个维度。中国企业跨国供应链被迫“断链”后，通常通过转移供应链至近岸、本土及其他欧美国家来实现重构，并存在一定的产业范围调整。

企业通过多样性的供应链布局，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灵活性。比如，受欧盟政策压力影响，中国光伏企业隆基绿能、天合光能进行区域调整，在欧洲建立新生产线，同时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增加对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供应；又如，华为面对外部挑战，进行产业调整，加大研发投入，不仅在手机芯片领域寻求国产替代，还扩展至智能汽车、光伏储能等新兴产业，形成多元化布局。

企业在重构中，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搜寻效率和多元化的产品与市场结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寻找新合作伙伴时，信息获取不畅、决策效率低下成为突出问题。政府可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数字化协同发展，提高供应链内各环节的信息交换与处理效率。此外，企业在进行区域转移和产业调整的重构过程中，不仅要有较强的市场适应与转换能力，也需要有适应不同市场对产品要求的能力。

澎湃新闻：面对不确定的全球市场，中国企业面临产品可替代性较高、跨国合作中的高契约成本等问题，政府应如何帮中国企业提升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丁浩员：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通常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去有效应对。政府应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战略支持和外部环境保障，帮助企业在全球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适应能力。

首先，政府可以设立专项基金，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独特性和核心竞争力。其次，政府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谈判，推动更加公平的国际合作规则，为企业提供更清晰的合规指引和法律咨询。这可降低企业的跨国合作成本，帮企业在谈判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最后，政府还可促进国内企业与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创新企业进行合作，推动技术共享和经验交流。这不仅能帮企业提升技术水平，还能增强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澎湃新闻：以中国企业出海“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与光伏产品）为例，谈谈企业跨国供应链所面临的挑战？政府应在降低合规成本方面给予企业怎样的支持？

丁浩员：从跨国供应链角度看，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风险不少，全球各地的政策壁垒是一大问题。这些法规不仅严格，而且复杂，为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合规挑战。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不同国家的政策差异较大，需满足不同的环保和安全标准。欧洲对车辆排放的要求特别严格，尤其是德国；美国加州对零排放汽车有鼓励政策，也对电池的生产和回收提出了严格的环保要求；美国、欧洲在电池回收和绿色认证方面的法规也比较严格。

在锂电池领域，企业不仅要关注电池性能，还要关注环保问题。挪威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对电池的低温性能有特别要求，中国企业必须研发能在极端低温下正常工作的电池技术。同时，如何回收处理电池也成为热点。欧洲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比如，德国对电池回收率有明确规定，要求电池生产企业必须负责回收废旧电池。

在光伏产品领域，企业要面对的是不同国家对光伏发电效率、耐久性以及安装标准的差异。比如，澳大利亚对屋顶光伏系统的承重和抗风能力有严格规定。企业要想在澳大利亚市场站稳脚跟，就必须确保产品达到标准。

因此，政府在降低政策壁垒、合规成本方面可给予企业更多支持。一是帮助企业了解目标市场的技术标准和法规要求，提供市场准入的咨询和支持，也可以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进行市场调研和技术升级，满足目标市场的法规要求；二是可通过推动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降低贸易壁垒，为中国企业出海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三是通过财政和税收优惠，如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直接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通过提供出口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也可帮企业分散风险，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研究需注重跨学科整合、获取高质量数据

澎湃新闻：您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哪些困惑？应如何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丁浩员：我在学术研究中，主要面临三方面困惑。一是如何精准描述和建模跨国供应链的动态复杂性，尤其是在全球贸易政策变化的背景下。尽管一些学者尝试通过案例分析或定量模型解读问题，但面对全球供应链的快速变化和复杂多变的政策环境，模型往往难以准确预测实际影响和应对策略。

二是学术研究中还面临跨学科整合的难题。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涉及国际贸易、供应链管理、政治与政策分析等。虽然跨学科整合有必要性，但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和有效的研究工具，实现学科间的融合。因此，如何在这些学科中找到合适的理论视角，有效整合研究方法成为关键问题。

三是数据收集和实证研究方面存在困难。关于跨国供应链和贸易政策冲击的高质量数据，公开资源非常有限。尤其是跨国供应链的具体数据，很多企业对此类数据的公开披露较为保守，对分析带来较大挑战。因此，如何获得更具代表性、全面且高质量的数据成为重要任务。

为解决这些困惑，首先，需要通过促进国际贸易、供应链等多学科的深度合作，为解决复杂的跨国供应链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其次，学者需要通过与相关机构的合作，获得更加精确、详细的供应链数据，提高实证分析的质量。最后，学术界应更注重如何将理论研究与实际政策、企业决策相结合，确保研究成果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澎湃新闻：2025年，您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有哪些未来规划，计划重点研究哪些课题？

丁浩员：2025年，我将继续深化全球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下的跨国供应链研究，特别是研究贸易政策变化和技术竞争格局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如何重新定位问题。同时，我也将着重探讨中国如何利用产业链完备性、物流体系高效性和数字发展潜能等方面的优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贸易与物流体系，提升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并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可操作的战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