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写《国宝》的祝勇：文学是我们与自己相处的最好方式｜封面专访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在故宫工作，拍故宫，写故宫，祝勇与故宫逐渐成长在一起，成为故宫的一部分。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生活、工作的祝勇就特别喜欢去故宫转悠，沉浸式感受其中的文化气息。

祝勇在故宫拍摄空镜（祝勇提供图片）

后来祝勇进入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工作，更是与之朝夕相伴。对于祝勇来说，“历史变得可以触摸。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故宫从规划到建筑布局，都体现着中国古代的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故宫独立而静谧，它似乎停留在自己的时间里，不受现代时间的干扰，又在以独特的方式与这个时代交互。明代故宫建筑1420年建的，仅仅是建筑就已经存在了600多年。同时它代表的几千年的中华文化。”

平时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上班，祝勇说，自己不会时刻想着故宫背后深厚的历史，“因为它已经成了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我日常上班的路，就是几百年前，那些书中的历史人物走过的路，感觉很神奇。”

每天当从“天安门东”地铁站出来走向故宫博物院上班的那一刻，祝勇甚至觉得，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有了重叠，“坐地铁全是上班的人群。从天安门东出来，会遇到大量去国贸上班的人群。但是一走进故宫博物院里，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时间变了。心也静下来了。”

当人沉浸在一个大部头作品里

生命是被滋养的，而不是被消耗

《国宝》

封面新闻：在一个快节奏时代，艺术作品也越来越短。写长篇小说，不只是花费时间，更需要足够的定力。写长达60万字的《国宝》，感受如何？

祝勇：我对此深有感触。写一个长作品最大的挑战是：要有足够的定力，沉得住气。否则写着写着兴趣就转移了。我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作家朋友，他的写作都是一个作品按十年去做。一般想法是，十年啊，中间会出现多少新人，人家会把你忘了。但写大作品，心一定要定得住。这样的人是我的榜样。他都70多岁了，现在手头还在写一个大作品。我认为这种做法值得学习。

封面新闻：现在是一个视频图像非常盛行的时代，有人说，网络小说都显得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严肃文学的受众更是显得小众。对这种状况，你会觉得失落吗？

祝勇：我并不觉得失落。因为我不觉得这是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且，只要人性中对高尚和美好的追求不完全磨灭，我相信不会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不再看严肃文学作品，视频越来越短，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产生伟大的作品。泡沫不管多绚烂多流行，终究都会消失。

当然，短视频里也会有好作品，比如范伟曾演过一个两分钟的微电影，也挺有深度。这让我想起过去80年代流行过的微型小说，它是有点小意思，但容量毕竟是少的，深度毕竟是浅的，不可能跟《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相比。我昨天在电视机上看了一遍电影《红高粱》，从头看到尾，看完觉得深有触动。这是短视频或者短剧没法提供的。

或者说，一个长篇作品所蕴含的能量，是短视频所容纳不了的。我之所以对长篇作品很有信心，是因为当人沉浸在一个大部头作品里边的时候，生命是被滋养的，而不是被消耗。比如说，我最近读到托尔斯泰《复活》，这是19世纪末的作品。但今天读起来，依然觉得很有生命力。

你不会觉得它是过时的。这种对时代的穿透力，对人的精神启迪和情感的关照之强，是今天任何一个短视频都替代不了的。好书的陪伴和滋养是生命离不开的东西，它是一个睿智的生命对话者。咱们中国人相信物极必反，如果过度碎片化，或许将来会返回长篇。我听说现在一些人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中找到一种自我的精神疗愈。《我在岛屿读书》这个节目在网络上走红，这些都是迹象：年轻人突然发现，其实自己的生命需要文学。

祝勇在故宫 （摄影 孙佳妮 供图 祝勇）

封面新闻：你平时有怎样的阅读习惯？不少人失去了深阅读的能力，常常觉得读不进去。

祝勇：我就是什么书都看，侧重于文史社科比较多。有的书读得快，有的书读得慢。我基本上没有一天不读书，这是实话。我特别喜欢读鸿篇巨制的长篇作品。当读进去的时候，在写《国宝》之前以及在写的过程中，我读了《战争与和平》《复活》《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主角》等等，好像进入了小说里的一段时空。读完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一段生活结束了。跟一个好朋友要分离的感觉。有时候我甚至都舍不得看完。我觉得首先是要先把书拿起来。

不少人说自己没时间看书，但却有时间刷短视频。或许有人说短视频短啊。但是短视频短，搁不住你一直刷啊。你往往不会只看一个两分钟的视频，而是一看就停不下来，刷一堆，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这一两个小时用来专注阅读，可能一本不太厚的书，都能看个大半了。我觉得不是没时间的问题，而是你的优先秩序安排的问题，而且没有真正体会到阅读带来的乐趣。

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不要分散掉，不被璀璨的东西给诱惑走

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文献资料（祝勇提供图片）

封面新闻：这些年，你除了写作还参与制作、导演过多部纪录片。你曾担任《1405，郑和下西洋》《我爱你，中国》《辛亥》《历史的拐点》《苏东坡》等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由你担任总导演的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现在是视频盛行的时代，为什么你没有去专心纪录片，还是把文学写作当成你的志业。你没有被这个视频时代席卷带走，原因是什么？

祝勇：你观察得挺深入的，我的确是差点被视频浪潮带走了。但之所以没有，是因为我还是更看重文字写作。文学能更深入地表达人的情感，更深层地思考人的处境。没有一种手段可以与文学相媲美。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如果信息过于驳杂，会分散人的注意力，让人不能专注。而文学则让我们有内心的定力。可能跟我这些年在故宫工作，“接触”到的都是比较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东西有关，导致我内心判断的尺度谱系比较长远：做事情不能光看璀璨度、短暂的曝光度。

比如说，有时候收到一个电视节目邀请，我都会很慎重。因为那会让我的心变散，影响到我的写作。这么多年，我聚焦的东西还是在文本的塑造上。尽管都说很多人没有耐心去看一个大部头的作品，但这种浮躁不是我的事儿，我不能跟着变浮躁。而且，我始终觉得，我还是要做一些对我自己能交代过去的东西。我已经50多岁了，有时间紧迫感。而且要有意识保护自己的精力和时间不要分散掉，不被璀璨的东西给诱惑走。

面对这个犹如走马灯式的世界

你如何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和定力

《国宝》

封面新闻：有一个挺特别的现象：一个人有文学阅读习惯的人，和没有文学阅读习惯，还真是不太一样的状态。你觉得这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祝勇：从实用的角度来讲，所有的学科里面，文学是最没有用的。它不能用来求职，也不像心理学那样可以用在实践中去真实地帮助人。庄子曰，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徐光启说，无用之用，万用之基。每一个有实用价值的学科只适用于一部分人，但文学是所有人离不开的，它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因为它讲的是人的生存处境，人的命运。一些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实际上是最有用的。文学平时看着没用，但到了关键时刻，它可能会成为帮你解决人生大问题不可或缺的朋友。比如面对这个犹如走马灯式的世界，你如何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和定力。

封面新闻：也就是说，文学不太能被工具化，它离生命的本质比较近。康德说的人是目的，人不是工具。

祝勇：是这样的。这几天我在写一个文章，是关于明代画家沈周。他一辈子都不参加科举，其实他写文章很好，参加考试肯定没问题。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外在的事情当中，他更愿意体会生命本身的快乐。所以他就漫游读书写作画画。一辈子非常充实，非常快乐。他的故事也让我感悟到，其实人生对于物质的需求，真的没有必要为这些外在的东西，去倾尽你的一生去追求。你原本可以拥抱一个更自由的人生。

说到我自己，1990年大学毕业，赶上文人下海潮，很多文人都去开公司。而我选择写文章给杂志社投稿。在别人眼里我非常不合时宜。后来就是考公务员，现在又是流行当网红。如果我去跟这些风潮，随波逐流，摇摆不定，那今天就不是现在的我。一个人认定自己最合适最喜欢的事情，从一开始你就去做就行了。你是经商的料，就去经商。你喜欢从政就去努力做。喜欢写作就专心写作。不能一直跟着别人做啥你也做啥。就跟挖井似的，不能到处都挖。没有看到马上出水就赶紧换一个地方挖。结果是一口出水井都没打出来， 被潮流卷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多的是。

封面新闻：能看得出你对文学很有信心。

祝勇：是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能始终陪伴你，人都是孤独的。就算是你的伴侣、子女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伴着你，归根结底你还跟自己相处最多。那么，文学是生命最好的陪伴，是跟自己相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事实上，当你懂得这些以后，你会发现，你对伴侣、子女以及他人、世界都会多一分理解，多一分宽容。说到底，文学能帮助我们超越自己生活的限度，去看到一个更广大深远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