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中国人与国故学

本文转自“考古研史”，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照现在的趋势看去，中国人有一天太平了，想研究本国已往的文物起来，也许要到外国去才行。现在研究西洋文物，非到外国去不可；将来研究自己的文物，怕也非到外国去不可。现在的文化寄生生活，已经很可怜，将来的寄生生活，怕更要可怜咧！

这决不是耸动观听的危言。有两种强有力的证据。一是外国研究中国文物的人一天多似一天，而且研究的成绩一天精似一天；同时中国人自己做这种研究的人并不见得加多，并且精到的程度未见得能超过外国人，有时竟不如他们。二是中国的古物，比较值钱一些的，几十年来，不断的向外国输送，近来输出的数量和速率似乎更比以前要显著。古物一到了外国，外国人确能利用他们，用十分十二分的精神来阐明中国已往的典章文物。研究的东西既给他们搬运了去，老师的身份又让他们占了去；将来我们若完全不求振作，不想做考古的学问则已，否则怎样能不就教于外国的支那通先生们呢？

江南有句俗话，因人成事叫做“向人家手里讨针线”；现在国故学的趋势，似乎要向人家手里讨自己的针线了。这种向人讨自己针线的文化功夫，近来已经是数见不鲜。最近从德国译回来（“译回”的名词是我杜撰的，不过怕以后很有希望可以通用！）的什么《左传真伪考》，便是一个好例证。从东瀛“译回”来的书本，何止数十百种，我们早就司空见惯了。

然而这还是请人家来迁就我；我们把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成绩译回到中国来，安知不是专供我们批评之用的呢！这也许是的。冠冕话尽可以怎样说，但是移樽就教的日子怕已经在目前了。前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教授Carter死了，继任的是向负盛名的一位法国支那通Pelliot（中文名字，好像叫做伯希和）；因为慕他的名，许多中国学生就选了他的课。他第一天上课，便突如其来的发了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全文，叫大家加以句读。这篇碑文里很有几个生字，并且是骈俪的体裁，竟把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难倒了；他们很费了一些踌躇斟酌，才算交了卷。后来留学生们开会，特请Pelliot来演讲，主席某君致介绍辞，开口便说“中国文化是世界最古的文化，今天……”；Pelliot上台，开口便把主席的话驳斥了一番。中国的文化是不是最古，暂且不问他，不过一把斧头决不能舞得如此容易，何况在“班门”之前呢？这位Pelliot不是别人，敦煌石室的藏经一大部分是他搬去的。

中国好比一个败落的世家，外国是几个暴发的富户。彼此毗邻而居，不上几年，世家的遗物不知不觉的都落到富户手里去了；富家子弟得到了这种遗物，也不免打动了研究的兴趣，结果反足以在世家的子弟前面，炫耀他的博学。这都是很自然的。不过，近来这个世家似乎有力图自拔，重振家声的欲望与决心。前有所谓国家主义，今有所谓民族主义，无非是这种欲望与决心的一个表现。但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同时要有具体的方法。

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之一，便是旧文物的保留和研究旧文物的提倡了。世家的家主要子弟们争气，第一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列祖列宗做过什么事业，有过什么贡献；祖宗的作为，子孙的无用，两相比较，一定可以引起子孙辈的自奋。否则日呼千百遍的“争气”，也是徒然的。

在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的呼声中，我希望国人对于国粹之保存国故之研究，有一番新作为。庶几前途向人家手里讨自己针线的难堪勾当，也许可以幸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