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希特勒派秘使诱降蒋介石，宋美龄：除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答应与中共携手抗日。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已经没有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资本。

1937年7月，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中，蒋介石便说了这样的话：“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在淞沪会战后期，为了避免上海作战部队两面受敌和巩固首都南京，便下达了中国军队向南京外围既设阵地转移的命令。

然而，在占领了上海后，日军并没有执行参谋本部的止步命令，执行了乘胜向南京追击。此时，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日本大本营提出了“攻占南京”的强烈要求。

12月1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了命令，要求“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12月6日，在发现日军迫近第一线阵地后，蒋介石意识到南京已经成为了围城，即将变为战场，便在连夜召开了少将以上军官会议后，乘飞机离开南京，辗转到了武汉统帅部。

12月7日，在蒋介石离开南京几个小时后，日军便在炮兵及航空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向第一线主阵地发起了全面猛攻。

仅仅4天后，蒋介石便感觉到南京守军处于了不可挽回的劣势，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

当天晚上，在发给唐生智的电报中，蒋介石说：“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事实上，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准备真心抗日。这一点，早在1937年7月在庐山讲话后，便被人怀疑。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讲话中就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许多人却不相信蒋介石抗日的决心。比如，周佛海、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一些人，便组成了“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

当时，之所以取名为“低调俱乐部”，为的就是区别于唱抗战高调的人。而周佛海更是说过一段令人不齿的话，解释了什么是“低调俱乐部”。他说：

“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人们不知道的是，“低调俱乐部”这个名字，还是胡适起的“雅号”。那时候，胡适作为其中的一员，表现得非常积极。直到被蒋介石任命为驻美大使后，胡适才与“低调俱乐部”中断了联系。

抛开“低调俱乐部”的话题不说，蒋介石在抗战方面，的确是只喊高调，在抗战的具体策略方面，确实表现的捉襟见肘。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几乎是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便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

12月13日，日军更是攻占了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12月14日，日军又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

此后，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对放下武器的数万俘虏和20余万平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可谓是惨绝人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

事实上，蒋介石对保卫首都南京，是从来也不抱什么希望的。早在1937年10月29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提出了迁都重庆的计划。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那时候，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日本不得不调整了侵华政策，逐渐把主要兵力用在了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而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

12月8日，蒋介石率领他的其侍从及幕僚人员飞抵重庆。至此，国民政府的迁驻重庆的历史过程全部完成。

在国民政府前往陪都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进了位于南山的黄山官邸里。此后，重庆国民政府最高指令几乎都酝酿和产生于这里。

此外，蒋介石还在黄山官邸中，接待过一些外宾。在这些外宾中，有些是蒋介石亲近的英美诸国的，还有一些是与日本在同一阵营里的。

1939年8月8日，为了诱降蒋介石，希特勒派密使冯·戈宁来到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要与蒋介石在他的住处黄山官邸密谈。

在见到冯·戈宁时，蒋介石担心英美等国不满，不愿意多说，决定让夫人宋美龄代他接待，便对冯·戈宁说：“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在接待冯·戈宁的时候，宋美龄对他说：“我首先申明，我不是外交官，不会使用外交辞令。有什么话，我都喜欢直说。倘有失礼，请勿见怪。但我并不希望你在向希特勒元首回禀时，把我的话加以修饰、美化。”

听了宋美龄的话，冯·戈宁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得知冯·戈宁的来意后，宋美龄问：“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冯·戈宁说：“取得了。”

于是，宋美龄问：“怎么个和法？”冯·戈宁说：“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

这时，宋美龄义正辞严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国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体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

紧接着，宋美龄又说：“如果日本打不下去了，要求结束战争，则必须全部撤退他们的侵略军，将汪精卫、伪满洲国的皇帝、大小汉奸，一齐给我们，以接受人民之审判……”

听了宋美龄的话，冯·戈宁尴尬地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仗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对于冯·戈宁的一连串问题，宋美龄掷地有声地说：

“我们中国有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虽然宋美龄这样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日军被八路军和新四军拖住，让国民党军队有了喘息之机时，蒋介石还是再次操起了屠刀，砍向了抗日的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做出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令世界人民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