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小津安二郎的光影世界

小津安二郎（1903-1963）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在长达35年的导演生涯中，他经历了无声电影时代与彩色电影时代，导演了包括大量无声短片在内的54部影片，保留至今的有36部。一般认为小津电影多从家庭切入，表现庶民的喜怒哀乐，所以也有小市民电影之称。小津于1962年获得日本艺术院会员称号，这是日本电影界第一位获此称号者。

小津安二郎

小津电影二十次入选日本《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影片”，其中六次入选第一名、两次入选第二名。入选年度十佳第一名的六部影片是《我出生了，但……》（1932）、《心血来潮》（1933）、《浮草物语》（1934）、《户田家的兄妹》（1941）、《晚春》（1949）、《麦秋》（1951），其中前三部是无声电影，由此可知小津在1930年代已是日本知名导演之一。入选年度十佳第二名的两部影片是《父亲在世时》（1942） 、《东京物语》（1953）。

《东京物语》海报

1958年，《东京物语》在英国伦敦电影节上映，获得林赛·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1923-1994）等英国电影人的高度评价，被授与“富于创意”的“萨瑟兰奖”。此后，美国、欧洲各地开始陆续上映小津电影，小津电影在欧美电影届逐渐声名鹊起。2012年，英国电影协会杂志《视与听》（Sight and Sound）评选史上最伟大的一百部影片时，小津代表作《东京物语》获得导演门类第一名。

一

在小津电影乃至日本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1924-2013）的努力功不可没。唐纳德·里奇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小喜欢电影，毕业于俄亥俄州莱马中央高中，二战时参军，1946年22岁时，以驻日美军文化部打字员身份驻扎日本3年，在此期间他为一些英文报刊撰写了一些影评等，显示了一定的文字天赋。在当时的战败国日本，唐纳德·里奇这样默默无闻的美国士兵接触到了英美著名的日本研究家、美国高级将领以及川端康成、铃木大拙等日本文化名流，令其眼界大开。1949年唐纳德·里奇回国入读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29岁时大学毕业，翌年再度赴日，此后长期为日本英文报刊《日本时报》（The Japan Times）撰写影评、书评等，还一度在早稻田大学讲授美国文学，同时致力于日本电影在西方的传播工作。

1959年，唐纳德·里奇与约瑟夫·安德森合著《日本电影：艺术与工业》一书，该书成为英语世界第一部研究日本电影的著作，也是欧美日本电影研究必读书目之一，其中的小津部分是英语世界有关小津电影的最早研究。唐纳德·里奇的代表作还有《小津安二郎的美学》（1978年）、《黑泽明的电影》（1979年）等。在其不懈的努力之下，小津安二郎、黑泽明等的电影成功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典电影”的批评范畴。

唐纳德·里奇毕生致力于日本电影在西方的传播工作，在日本居住了60余年，2013年死于日本东京，享年88岁。唐纳德·里奇的人生与日本及日本电影业形成了某种共赢关系，当年的美国士兵成功逆袭为文化名流，日本电影也成功地进入了西方“世界经典电影”谱系。为感谢唐纳德·里奇为日本电影传播做出的巨大贡献，1963年日本电影海外普及协会及日本电影作者连盟邀请其从当年开始担任“日本电影海外普及协会”顾问；1983年日本川喜多纪念电影文化财团授与其“第一届川喜多奖”；2004年日本政府授与其旭日勋章。旭日勋章是日本授与“对国家、公共有功劳者、有引人瞩目的显著功绩者”的奖项，可见唐纳德·里奇在二战后日本形象重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二

当今西方的小津研究并未脱离唐纳德·里奇当年搭建的批评框架。例如，唐纳德·里奇在上世纪70年代评价小津：“在他的同胞心目中，是所有日本电影导演中最具日本特色的一位。他毕生的电影，只有一个主要的题材，即日本的家庭，并且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家庭的崩溃……（唐纳德·里奇《小津》，连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P1）。”

类似这样的评价方式几乎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从英语世界传向非英语世界，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惯性表述。唐纳德·里奇从剧情、拍摄、剪接等角度进行研究的模式也被继承了下来。鲁承临曾在《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究简史》一文中，对英语世界小津安二郎的研究进行过探讨，其文写道：

伴随着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西方电影研究的学院化和规范化，西方学界对于小津的研究多发生自电影学或是美学的角度。具体说来，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小津当作日本电影乃至日本文化的象征，从文化论或者民族符号的角度对其解读，另一个则是把小津的电影当作成熟的电影制作而纳入世界经典电影的案例进行分析……换言之，对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评论家，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也可以同时满足两种学术趣味，一种是充满了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心态，另一种则是对电影的叙事、样式的变化更有兴趣的学者。（鲁承临《英文视阈下的小津安二郎研究简史》，《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6期P68）

鲁承临将西方的小津研究大致归纳为“对东方文化的猎奇”及“关注电影的叙事与样式”两个方向，即“电影学”或“美学”研究方式。实际上，这两种研究方式与唐纳德·里奇的小津研究一脉相承，而国内的小津研究大致上也是这种叙事模式的延伸，呈现了一个通过西方滤镜的小津形象——哀婉而富于审美内涵。然而，对中国研究界而言，研究的起点需要洞察小津作为侵华日军的身份问题，而且还是一名侵华毒气部队的日军。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经历？血腥、残暴、死亡气息必然如影随形。那么，哀婉而富于审美内涵的表述方式就显得有点荒诞了。

三

小津电影与战争及日本战败体验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田中真澄早在20年前就出版了《小津安二郎与战争》（みすず书房，2005年）一书，详细梳理了小津的战争经历，同时收录了小津参加侵华战争时期的“战场日记”（《阵中日志》），成为21世纪小津研究不可或缺的传记资料。此后不久，中国学者顾铮发表了《侵华战争中的军曹小津安二郎》（《书城》2007年第8期）一文，指出小津电影是“摆脱战争梦魇的努力”，顾铮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他的电影，也许就是以对于生活的深入刻画来摆脱战争梦魇的努力。他对于人性、对于日常的看似平静的探究，也许并不能说明他对于人的信心，也不能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信心。这也许只能说明，心灵已经大荒芜的他，通过对于自身与他人的了解，尤其是经过战争炼狱之后，所产生的对把握人性的丰富性的根本上的不自信。而我们将他的电影与他的战争经历结合起来看，也更能体会人性居然会有如此之大的振幅与回旋余地。

顾铮的表述言简意赅，却颇能切中要害，“心灵大荒芜”问题的提出值得深思。然而，顾铮的文章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此后，马晓雁在《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战争》（《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中，继续探讨了相关话题，但并未充分展开。

小津一生中有过两次深刻的战争体验，第一次是以侵华日军毒气部队伍长身份（相当于班长），参加了从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间长达22个月的侵华战争的经历。第二次是1943年6月至1946年2月，长达两年7个月的东南亚战争经历，这次他是以日军报道部电影班成员参与日军宣传电影拍摄工作。1945年8月，小津在新加坡迎来日本战败日，随日军投降成为战俘，1946年2月被遣返日本。

值得关注的是其第一次长达22个月的侵华经历。1937年9月初，小津应征入伍，隶属上海派遣军直属野战毒气部队，9月24日小津随部队乘轮船从大阪出发，3天后抵达上海参加淞沪会战，此后其部队从苏省镇（今镇江）到扬州、仪征、六合、滁县（今安徽滁州）等地（『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5），制造了各种惊天惨案。小津在1939年3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其所属毒气部队在江西修水河战役中实施毒气战的详细情况，这与中方资料的记载一致。

小津的“战场日记”展现了侵华日军“心灵荒芜”的一面。但对于同胞好友，他似乎依然“有情有义”。导演山中贞雄（1909-1938）生前是其好友，两人先后参加侵华战争，但山中贞雄于1938年死于河南开封日军野战医院，令小津痛心疾首。小津于1939年7月退役回国后不久，就到京都大雄寺祭拜了山中贞雄，还担任了《山中贞雄剧本集》（1940年）的装帧工作。同年，大雄寺内树立“山中贞雄之碑”,小津撰写了碑文。田中真澄指出小津于1951年导演的《麦秋》是一部赠与亡友的安魂曲（『小津安二郎と戦争』P69）。

实际上，包括广为人知的代表作《东京物语》在内，小津电影的重要特点是反复出现死亡与葬礼的场景。在《户田家的兄妹》（1941）、《父亲在世时》（1942）、《宗方姊妹》（1950）、《东京物语》（1953）、《早春》（1956）、《东京暮色》（1957）、《小早川家的秋天》（1961）等影片中，死亡或葬礼如影随形，甚至成为了小津电影的一种标配。

加藤典洋从小津电影中读出了浓浓的“战败”气息，指出小津电影的主人公们说话语气温和，常常垂首低眉地喝酒，茫然地微笑，且大都溜肩，略微低着头（加藤典洋『敗者の想像力』集英社，2017年P24）。他把小津主人公们的这些特点归结“战败”气质，认为小津电影就是凭借着这股浓浓的“战败”气息获得了日本观众的共鸣——这是小津与日本观众之间的一种秘而不宣的心灵共振。不仅如此，加藤典洋认为“失败感”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情感，这也是小津电影走向世界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加藤典洋揭示了小津电影的一个秘密——一种隐而不宣的政治气息。

《东京物语》剧照

四方田犬彦更加关注小津电影中频繁出现的死亡或葬礼场景，他在《小津安二郎——不在之映像》（《当代电影》2003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对于那些在小津作品中赶到病危者的床旁探望病人的出场人物来说，所谓死亡，并不是一个无论做出何种牺牲都应当回避而又难以被回避的灾难，倒不如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应当如实接受的事态的发展过程。看看《东京物语》便可理解，往往整部作品都是以这种死亡为重心轴展开的……谁想想看都会明白，将小津的作品作为出色地描写了日本传统家庭的崩溃的影片加以赞赏是看走了眼。”

所有经历过的必将留下遗痕。作为曾经参加侵华毒气部队的日军士兵，退役后的小津不断拍摄死亡与葬礼的影片属于情理中事。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构成了小津电影的深层逻辑，是时候重新审视小津的光影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