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从唐朝就有，到清朝“鼎盛”，竟成一种变态的亲密关系

在《水浒传》的第六十二回，有这么一段：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套索一齐上，可怜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
石秀在厅前千奴才万奴才价骂。厅上众人都吓呆了。梁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吩咐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

《水浒传》相传是施耐庵写的，事实上，它是以宋江三十六人的真人真事为基础，长时间累积起来的。

早在南宋时候，就有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碧”等话本。到了宋末元初，水浒故事就逐渐扩大，施耐庵把这些扩大的材料，作了总整理。（又听说罗贯中也整理过）最后成为一大名著。

不论《水浒传》是谁作的，事实是它在书中包罗了许多宋朝的口语。像石秀这句活泼泼的用奴才骂人的话，就是鲜明的例子。

骂人为“奴才”，很早就有“根据”和传统

不过，这许多骂人的话其实也不始于宋朝，而是有更早传统的。

陶宗仪《辍耕录》有“奴材”条说：“世之鄙人之不肖者为奴材。

郭子仪曰：“子仪诸子，皆奴材也！”郭子仪是唐朝人，当时已有用“奴材”（奴才）骂人的习惯。

郭子仪

不过陶宗仪做考据学，最早把骂奴才溯源到出自郭子仪之口，这其实是错的。事实上，郭子仪当时口出此言，用的其实是S.O.B一类的“外国话”，不但是“外国话”，并且还是早在魏晋时代就传来的“外国话”。这在《晋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如《刘元海载记》（刘元海就是刘渊，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讳）：

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崩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这就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再看《刘曜载记》：

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谓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氐奴才，安敢欲希觊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贼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

这又是胡人用奴才骂人的证据。

这样追踪起来，其实越追越长呢！

《水经注》记载李特骂“岂不奴才也”的话；《魏书》记载尔朱荣骂“本是奴才”的话，都是明显的例子。

右手废了，也要用左手朱批的皇帝

奴才既然是胡人的口语，所以，它被胡人用起来也就最富有变化，尤其到了满洲人手里，更是花样百出。据徐珂《清稗类钞》里“奴才”记载：

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遂相沿成习耳。

可见满洲人用奴才，最早见于“儿皇帝”式的自称，是自下于人，尚非人下于己。但是，一旦他们得了天下，他们就不自下于人，而要人下于已了。

徐珂说：

满洲大臣奏事，向有称臣或奴才者。乾隆戊子下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所以存满洲旧俗也。乃久之。满臣奏折无论公事私事，俱称奴才，以为媚矣。

又说：

然不独满洲也，蒙古汉军亦同此称。惟与汉人会衔之章奏，则一律称臣。
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称奴才。虽与督抚会衔，而称奴才如故。不能与督抚一律称臣也。
王公府邸之属员奴仆，对于其主，亦自称奴才。

按清朝规矩，奏折有奏事折、密折、请安折、谢恩折等分别。

康熙

办公归办公，公事奏折称臣；拍马屁归马屁、小报告归小报告，私事奏折称奴才。这一分际，做主子的，要求至严。

在清圣祖康熙的朱批中，就有“知道了，请安折子当另折才是，不合”；“所奏知道了，奏事折子与请安折子一处，不合”的字样可证。

用密折上奏，康熙是有他的大道理的。他说：

“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此即明目达聪之意也。其所奏之或公或私，朕无不洞悉。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知警惧修省矣！”

正因为密折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行之以鬼鬼祟祟，也就至为重要。康熙就有这样的朱批：

“朕体安善，尔不必来，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做主子的不但要求“奏折不可令人写”，主子自己的批语，也是不假手于人的。康熙有一次右手生了病，但他宁用左手歪七扭八的朱批，也不肯含糊，其左右开弓以驭臣下之态，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左手的缪思”，真是小焉者也！

康熙

“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

正因为上下之间，在正式办公以外，要建立另一种渠道，所以这种渠道，就显得亲密，在密折、请安、谢恩折中自称奴才，就是亲密的一种表示。

清世宗雍正朱批中，竟有“灯下乱写来，莫哂字丑”的话，意思是：奴才你别笑皇帝我的字写得蹩脚，这是何等亲密！

碰到奴才的毛笔字不行的，皇帝当然也一律曲谅，雍正就批过：“不必拘定楷书，笔画随意，大小俱无阙碍也。”——你又要人打小报告，又要人王羲之，天下有如此完人乎？

徐珂说称奴才是“满洲旧俗”、是“满洲大臣”独享的荣衔，但“汉人之为提督总兵者”（陈守山警备总司令之流），却也“称奴才如故”，这是有趣的。

清高宗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下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在请安谢恩寻常折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但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凉州镇总兵乔照于奏谢折中称了臣，就被皇帝严旨申饬。理由是：“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乔照岂容不知？虽臣仆本属一体，称谓原无重轻，但乔照甫加总兵，即如此妄行无忌，足见其器小易盈，着传旨严行申饬。”照语气上看，总司令之流只许自称奴才而不准称臣，乍看似有屈辱之意，其实不然。“打是喜欢骂是爱”、“为卑而近”，格外屈辱其实只是格外垂青。

乾隆戎装

高玉树回忆他被蒋介石召见时，他被赐坐，但同时的总司令们却要站在旁边、不准坐。但真正贴身者，是高玉树乎？还是“官至提督”的这些家伙乎？此理还不明白吗？所以清朝规矩只许满洲人和汉人中的总司令之流称奴才，这才表示真正把你们当自己人看待呢！

因文官有满人汉人之分，所以满人称奴才汉人称臣，用意是区分满汉之别。又因武官最早都是满人，所以总司令之流自然全称奴才。不料后来有非满人（非外省人）的陈守山之流也混进来了，满汉在军职人员方面称臣称奴才，就有点乱了。

宁可我不叫，也不许你叫

这种有点乱了，在满汉大臣联名上奏（“会衔之章奏”）时，最容易弄不清。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皇帝下谕曰：

本日御史天保、马人龙奏，监考教习查出代债之弊一折，已交部查办。至其折内书衔，因天保在前，遂概称奴才。向来奏折满洲率称奴才、汉官率称臣，此不过相沿旧例，且亦惟请安、谢恩及陈奏己事则然。若因公奏事，则满汉俱应称臣。盖奴才则仆、仆即臣，本属一体，朕从不稍存歧视。不过书臣觉字面冠冕耳！初非称奴才即为亲近而尽敬、称臣即为自疏而失礼也！且为君者，岂系臣下之称臣、称奴才为荣辱乎？今天保、马人龙之折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斥，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献媚否或窃为后言，不可不防其渐。即如各部院衙门题奏折本，虽至微之笔帖式，无不称臣，又何容强为区别于其间耶？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着为令将此通行传谕知之。

这里所说称奴才并非表示亲密之意，显然是一派遁辞。事实上是事关荣辱的、事实上是汉人求为奴才而不可得的。满洲人为了不愿见到汉人也挤进来跟着自己人一起称奴才，乃弄出这种“一体称臣，以昭画一”的上谕，这显然是以满就汉、我迁就你之意。-宁让自己人称臣，也不要汉家郎称奴才啊！

称臣得体

正因为有这种宁可我不叫，也不许你叫的微意存在，再加上正式公文书上奴才奴才的总不算什么好看，所以在清朝的奏折中，就不乏皇帝朱批改奴才为臣的例子：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十七日黄国材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奏臣字合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三月九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称臣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五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四月二十日杨宗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二十四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官衔写臣字”。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五月二十五日佟世鳞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五日齐苏勒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写臣字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九日何天培奏折，朱批改奴才“具职衔臣，如此方得体”。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六月二十六日于国壁奏折，朱批改奴才为臣。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十二月二十日高其倬奏折，朱批改奴才“向后书臣字得体，一样的”。
雍正元年（一七二四）五月二十九日毛文铨奏折，朱批改奴才“用臣字得体”。

以上这些例子，对照起“朱批谕旨”的成书看，就有文章了。例如“朱批谕旨”成书“朱批黄国材奏折”中，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奏折，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正月十七日是称臣；“朱批杨宗仁奏折”中，湖广总督杨宗仁的奏折，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三月九日是称臣、四月五日是称臣、四月二十日也是称臣。其他何天培以下，也都如此。可见称臣比称奴才得体，也算是一般通识了。

雍正

称奴才如故

虽说称臣得体，但是奴才却称者自称，一仍其旧。这在《史料旬刊》上可以查出不少。例如“道光朝俄罗斯私入哈萨克边界建房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松筠跪奏”；“道光十一年查禁鸦片烟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保昌跪奏”；“道光朝外洋通商案”中，赫然就有“奴才武隆阿、穆通阿、秀堃、敦良跪奏”；“安南夷民拔竹毁栅案”中，赫然就有“广西巡抚奴才定长谨跪奏”；“清乾隆修建各处殿宇工程案”中，赫然就有“奴才三和、英廉、四格谨奏”；“高朴私鬻玉石案”中，赫然就有“陕甘总督奴才勒尔谨跪奏”、“奴才杨魁跪奏”；“清道光朝留中密奏专号”中，赫然就有“奴才耆英跪奏”、“奴才瑞元跪奏”、“云贵总督奴才伊里布跪呈御览”……

道光帝

正因为你奴才我也奴才，所以尽管规定归规定，大家还是甘于做“奴才不史”中人物、自称奴才还是风起云涌。这个问题直拖到清朝完蛋，还在扯呢！清宣统二年（一九一O）的正月二十九日，还说“以预备立宪，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诏嗣后内外文武满汉诸臣，陈奏事件，一律称臣”呢！比照起清初就“一体称臣”的规定来，可见一百多年来，真是听者藐藐了！

奴才除了用在文书上面外，应对口语上的使用，更是普遍。

西太后和慈安太后，开始垂帘听政的时候，垂帘是垂下一道黄幔，地点通常是养心殿，两宫太后分坐在黄幔后面，黄幔前面坐的是皇帝。宫内很暗，门外有很厚很宽的大门帘，由宦官很快的揭开，官吏要很快的钻进，动作一定要快，慢了就后脚在门外，被帘子打到，慌乱之中，碰歪了帽子上的花翎（孔雀毛），就是不礼貌。

进宫后三步，就先跪称“奴才某某，恭请圣安”，然后脱帽、磕头，并且说“奴才叩谢天恩”，再戴上帽子向前走，在前面的垫子上跪下（当时官吏都买一双“护膝盖”的东西扎在腿上，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跪得久，使腿不容易发麻。否则腿一发麻，要站会站不起来）。

在主子面前，进退都是奴才奴才的，人还有什么尊严？《初学阶梯》有“满汉官民称呼”一条，说：“大清国朝例：凡居官者，在汉人，则称帝曰皇上、自称曰臣；在满洲，则称帝亦曰皇上、自称曰奴才。”其实在应对口语上，奴才自称，却是极普通的。

另一方面，奴才自称还要密集才能称意。《史料旬刊》中“高朴私鬻玉石案”有一则“附片”，全文说：

奴才高晋跪奏：再奴才于前折缮就，复思奴才此次获戾重大，罪干隐瞒，虽蒙圣恩曲赐矜全，不即革职治罪，但奴才问心惭愧，寝食靡宁，既辜负我皇上平日倚信深恩，何敢再忝纶扉重寄，惟有仰请皇上将奴才解退大学士，暂留两江总督任，容奴才自奋自效，再图上报天恩，庶奴才寸心稍安。谨再叩首沥陈，伏乞圣鉴。奴才不胜惶悚待命之至。谨奏。

一个堂堂“大学士”、“两江总督”，短短几行字中，就自称奴才八起之多，人格沦落到这一地步，人还是人么？

奴才奴才满天下

正因为奴才奴才满天下、正因为奴才在中国，已经由骂人而沦落为自称，所以在奴才阶层中，也就分出了谁上谁下。

石秀大骂“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就是这种写照。美国制宪大会时，南卡罗林纳州的一个团体骂州长和其他贵族说：“这些人是州里的土皇帝；逢迎他们左右的马屁精，是他们的尾巴；拍土皇帝与马屁精的马屁又做他们下贱而又下贱工具的，则是尾巴的尾巴。”

正是修辞学上的对比，而石秀之骂，尤为简明传神。如今，所谓中华帝国时代过去了，但是台湾的封建结构，却一仍其旧，虽然名已不存，但是实却未亡。照样父子相传、照样奴才交替、照样“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衙门行走、满街行走。

清帝逊位诏书

中国的问题不在名号形式改变，而在封建实质未除，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正是换汤不换药，结果新汤旧药，一切都“亡国帝王”气象。

胡适在五十多年前写文章给少年朋友，就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幸的是，国民党多少年来，正妄想用一群奴才建造自由平等的社会！——幸亏他们失败了，他们若成功了，那又算是什么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