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方寸天地，寓无形于有形

十年前，伴随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文化普及类节目的兴起，“文物”逐渐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小众”标签，由“躲在深闺无人识”的秘境，迈入到广阔的大众视野。近年来，乘着直播、短视频等传播方式的东风，文物的受众群体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扩大，加之AI等新技术的赋能，千年石窟里沉睡的飞天“舞”了起来，埋藏地下不见天日的陶俑“动”了起来，隐藏于文物肌理之间的思想、文化、信仰，也越发勾连起更多人的兴趣、关注和共鸣。

文物里：黏稠的情感

文物固然没有血肉，但又何尝不是血肉的承载，正如厦门大学教授张曦在《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后记”中所述，“文物，并不是僵死的‘东西’”，类同于曲艺歌舞等非物质文化，文物也寄托着生产者的自警自喻、抒情抒怀，暗合着他们彼时彼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古往今来，“朝代更迭”和“去国离乡”往往最容易牵动文人士大夫的伤感神经，以脍炙人口的传世诗词为例，前者有姜夔的“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后者有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区别于直白的文字描述，先人们的惆怅伤感在那些幸存于世的文物中，则是借助于相对隐秘的通道，被我们知晓和洞察。《观念的形状》中收录了一幅名为《骏骨图》的传世名画，其绘者龚开是一位生活在元朝的南宋遗民，在画作中他描绘了一匹瘦骨嶙峋但目光坚毅的骏马形象，“尽管身姿都似乎在摇晃，但它却并不慌张，不忘自己本是难得的千里马，固执地在夕阳映照的河滩散步”，这又何尝不是龚开对自我的写照和勉励？据史料记载，龚开虽满腹才华，但入元后却始终洁身自好，即便遭遇极端困顿的生活，也仍然坚持不仕，就像其画笔下的瘦马一样桀骜不驯，难怪杨载、王鏊等历代大儒都褒奖他“尚节气”“大节固多奇”。国家博物馆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所著的《望长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故事》，也在“纳世界于掌中”一章中，专门介绍了一块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东汉伍子胥画像镜。该镜背面生动刻画了伍子胥怒目持剑的忠烈形象，并辅以一圈汉代常见铭文“驺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加以渲染。铜镜自然为工匠所铸，但画像铭文定然是铜镜主人定制，借由此图此文，这个早已在历史变迁中不知名姓的“东汉驺氏”，却出其不意地让他的家国情怀流传绵延了下来。

1983年，赵眜石棺在广州工地被意外发现，沉睡2000多年的南越国由此揭开神秘面纱。参与当年考古工作的麦英豪等人在所著的《西汉南越国》中，对该墓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进行了详细论述。比起文帝行玺、承盘高足玉杯、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等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品，南越木简的意义或多或少地被低估了。出土于此的百余枚珍贵木简，生动记录了南越国在农业生产、自然灾害、实物赋税、刑事审讯等方面的具体案例，这些被现存正史“忽略”的内容，让我们对遥远的岭南国度有了更加具象化的认识。其中有块记录南越王宫枣树收成的木简“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还吸引了作家马伯庸的注意：“壶枣”并非岭南原物，其原产地真定（今河北正定县）正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的故里；把故乡苗木费尽千辛万苦运到岭南，“硬生生地在南越王宫里造成了一片家乡真定的景象”，赵佗的思乡之情溢于木简，由此可见一斑。而马伯庸长篇小说新作《食南之徒》也正是因循着这样的细微发现和情感线索，以“唐蒙出使南越”为背景，拾掇史实碎片，辅以虚构想象，连缀起了一系列推演历史可能性的精彩故事。

文物上：凝固的文化

文化是“文物”的应有之义，正因为有了鲜明的文化特征，“文物”才被注入了灵魂，并得以和那些司空见惯的“旧物”们区别开来。

“天命观念”几乎贯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整个脉络，早在2000多年前，先人们就已经把这一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马王堆汉墓T型帛画、西王母宴乐图等诸多存世文物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物里描绘的帝阍、西王母，都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仙”而非“神”，他们以不朽之身在天界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却不承担任何主宰或是救赎世间黎民的职责。换言之，想象和呈现帝阍、西王母的天界生活，无非只是先人们对长生不老和永世安康的纯粹追求。

在《观念的形状》“佛陀”一章中，重点介绍了一座现藏于南京六朝博物馆的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这只烧制于西晋末年的魂瓶，距离T型帛画和西王母宴乐图的时代已经过去500年，这期间印度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正是受此影响，在“青瓷堆塑人物楼阙魂瓶”顶层的显要位置，就塑造了四尊端坐禅定的佛陀形象，但此时的佛陀还未被赋予无穷的法力，只是如同帝阍、西王母一样，是上界众仙的普通一员，是古人羽化成仙、乘龙升仙美好愿景的寄托。

而现藏于美国旧金山博物馆的建武四年鎏金佛像，是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中国佛造像，该造像的出现也从侧面证明了至少在公元三世纪左右，佛陀已经开始“由仙入神”，以造像的形式被世人供奉，并逐渐被赋予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望长安》开辟专章，系统介绍了收藏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十余尊中国佛造像，这些造像横跨北魏至清末约1500年，质地、形态和雕刻技法都不尽相同，其中尤以一尊金代水月观音木雕坐像最为引人注目。有别于传统观音坐像、立像的端庄威严，这尊造像“一足下垂，一足上踞，一臂下垂，一臂倚踞足膝上”（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呈现出极为世俗悠闲的形态。宋以后，“水月观音像”的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深度融合。在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竹林七贤与荣子期砖画”中，向秀的游戏坐姿、山涛的抱膝挽袖、王戎的昂首跷腿，都生动彰显了南朝雅士们休闲自适、怡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而水月观音像的塑造及盛行，极大可能正是融入了古代文人对闲适生活的想象和憧憬，这也反映了外来文化在中国本土传播过程，对当时社会各种流行元素有选择、有针对性的吸收借鉴，并以此实现受众群体的更大化。

文物外：辛酸的旧事

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辱侵略的血泪史，也同样反映在一大批珍贵文物颠沛流离的命运上，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有商代双羊尊、辽代三彩罗汉像、圆明园兽首等等。特别是十尊辽代三彩罗汉像，在20世纪上半叶经文物贩子卢芹斋倒卖至世界各国，如今分别收藏在英法加美日俄六个国家的九座博物馆，不仅远离故土还散落各处，令人无比唏嘘。《望长安》的书名化用了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经典诗句，也正是表达了作者对数以万计中国文物流落海外的痛心疾首和惆怅无奈。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所著《楼兰尼雅》一书，从楼兰古城浮出茫茫瀚海起笔，铺陈开了楼兰文明从兴起到沉落的600多年历程。楼兰古城在1500年后被重新发现，起因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考古学家A.斯坦因和日本僧侣橘瑞超等人的探寻。然而，他们不仅称不上是楼兰古城的守护者，相反还是中华文明肆无忌惮的破坏者和掠夺者。《楼兰尼雅》在记录上述三人如同饿狼般抢掠楼兰文物的同时，也插叙了当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国内政治形势：斯文·赫定开启楼兰“宝库”的1900年，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和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西安，“中国都已没有完整的主权，楼兰古城文物任人掠取，只不过是这一大时代背景下的一桩小事”。A.斯坦因和橘瑞超对楼兰遗存的盗掘，时间上互有交叉，基本上都集中在20世纪的前十来年，虽然此时的中国已由晚清跨入民国，但楼兰的悲惨命运却没有因此逆转，晚清时“国家极度贫弱，中国政府已无暇顾及这些人肆无忌惮盗取中国文物的活动”，而到了民国初期，“中国政府（也还是）尚未对外国人在这个地区考察古代遗存设置障碍”。虽然A.斯坦因多次大言不惭地声称“（楼兰）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并无任何话语权，面对如此疯狂的殖民主义言论，也只能双手一摊，听之任之。

在《望长安》的《昭陵石马夜空嘶》一文中，作者生动刻画了两组令人动容和怆然的对望。一组“对望”是关乎六件文物的：昭陵六骏中的“四骏”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而另外“两骏”却收藏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宾大博物馆。直到2017年，得益于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的研究，卢芹斋等人倒卖“两骏”的轨迹才浮出水面，昭陵六骏相隔万里无法团聚的对望令人酸楚，作者在书中也不禁感慨：“昭陵两骏跌宕起伏的命运波折，也可视作中国历史由大唐盛世到民国乱世发展演变的缩影。昭陵两骏浑身刻满了历史的兴衰荣辱。”另一组“对望”是关乎一对父子的：1925年，梁启超从在宾大留学的儿子梁思成的书信中得知，遗失的昭陵两骏正展陈于宾大博物馆时，他的悲愤力透纸背：“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2021年，梁思成之女梁再冰在回忆录中写道：“妈妈（林徽因）告诉我，那时她和爹爹还有陈植伯伯，他们三人会一起长久地站在昭陵石马像前，就默默无语，谁也不说一句话。”父子二人情感共鸣的对望同样令人酸楚。

国运关乎文运，国脉连通文脉，“落后就要挨打”的至理名言，也如此深刻地印证在了楼兰古城文物和昭陵六骏的坎坷命运上。如今，国运昌盛，民族富强，越来越多的流失文物正踏上返乡之路，而面向未来，我们也应该思考，如何才能不让历史重演，永远守住这些珍贵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