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为神经系统最高级的组成部分，人脑主管着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对人脑认知、发育以及疾病机制的研究，也构成了该领域药物开发和精准治疗的基石。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深入研究脑科学的科学基础及社会价值，预测伦理风险和划定法律底线，针对性地建构伦理治理框架和具体规范是当下非常紧迫的任务。
现实中，人脑的研究长期面临三大困境，包括具有活性的人脑组织样本获取困难、利用人类胚胎来研究人脑受限于体外胚胎研究不能超过14天的原则、作为替代品的动物模型受到与人类生物学差异的限制等。
近年来，神经科学家开发了5种人脑替代模型，即经过基因编辑的非人动物、人脑类器官、类脑人工智能等。这些新模型为更好地理解人脑功能提供了希望。该文提出，人脑替代模型研究带来神经科学领域新的认识干预手段的同时，还会严重冲击传统文化、伦理价值、法律规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些新兴的科学研究领域势必带来医学的变革和治疗的创新，会改变人们对“人”“动物”“意识”“死亡”等概念的认识，并促使人们对已建立的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进行调整和变革。具体而言，该文从道德地位问题、死亡判定问题、知情同意问题、隐私保护问题，以及“人—非人动物”神经嵌合体的福利和利益问题5个方面分别论述脑模型研究引发的问题。
立足生命伦理学的视角，该文提出建构6条人脑替代模型研究伦理指导原则作为治理建议。一是技术的安全性评估尽可能充分，提前预判与意识、自主能力、利益相关的特定属性；二是保护神经数据的隐私性和保密性；三是关注神经科学工具和神经技术的医学应用，警惕用于非医学领域，避免滥用；四是针对脑模型的研究和应用特点，一般风险可纳入常规伦理审查，高风险可申请专家复审机制；五是及时发现和处理公众对于脑模型相关问题的担忧，提升信息透明度与公众信任度；六是公正行事并共享神经科学研究和神经技术的裨益，深度开展共同体成员的跨学科对话。
该文认为，只有遵循伦理先行、风险前瞻的原则，建立科学、动态、有效和灵敏的伦理治理体系，才能促进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围绕“科技向善”积极建构人脑替代模型研究的伦理治理体系，可扭转伦理作为科技活动之外的“旁观者”角色和侧重“事后”反思批判的范式，对推动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从被动应对型向主动预防型转变有重要意义，也为参与全球新兴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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