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一个社会最后的底线

大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大学校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务，一般要选择有学术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这个角色要有所承担，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做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简单地说，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不断地说出真话。

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

然而今天的大学，底线早已模糊。

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大学在规模不断膨胀的同时，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下滑；大学在物质化方面的数字越来越大，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反而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昔日笼罩在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守住的。因此，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看上去也成了高标的要求，乃至成了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

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屡次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1923年1月那次辞职，他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宣言中引用《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看来，退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

▲蔡元培，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时，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他总是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

植物学家胡先骕抗战期间在江西做中正大学校长，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了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

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并非是不可能的。

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 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那么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

蔡元培曾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学；要有良好的大学，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学校长。

说真话，是大学校长的底线。当下，能守住这条底线的校长已非常罕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不仅守住了这条底线，更以他们的 灵魂和骨气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称道，他们四人不仅是一所大学之校长，更是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是——

◎ 蔡元培：他 践行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赋予北大新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青年 。美国哲学家杜威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长中，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司徒雷登：没有他就没有燕京大学。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筹钱，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学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

◎胡适：胡适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胡适温和而坚毅，为了反对蒋介石干涉学术自由，他曾对蒋直言：“总统，你错了！”这样的胆色与风骨，即使在民国也绝无仅有。史学大家 唐德刚说 ： 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傅斯年：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长，抗日战争后的 北大早已面目全非，他“尽一切的办法，正是非，辨忠奸”，重振了北大风气。 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爆发学潮军警包围台大时，傅斯年强硬警告：“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胡适评价傅斯年：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他方正刚直，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不是没有过好的大学校长，而是人们太善于遗忘。这些民国时期的校长们，或温和，或血气，只讲是非，不问利害；他们秉持学术自由，守住了大学的尊严。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风骨——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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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为司徒雷登亲身回忆而成；唐振常《蔡元培传》、

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均为几位近代史名家的代表性经典。《再造文明之梦》甚至被称为 “中国学人写的最好的胡适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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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