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如何不断重塑？

说到“书籍”的时候，我们多半认为自己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书籍包含一些字句、一个书封和一个书脊，有时也包含一些图版，如果是参考书的话，多半还包括一份目录，外加一堆索引。我们本能地认为书籍都是印出来的。而且我们知道，书籍遍布整个世界，一般说来有人阅读。稍微想想我们家里的书籍，或者是某座堂皇古建筑里那些塞满书架的物事，我们还会意识到，没人阅读的书也很多。不管读没读过，也不管读过多少次，书籍总归是我们十分熟悉的生活资料，往往还具备令人感到宽慰或愧悔的效力。在特定的环境和时间阅读特定的书籍，完全可能产生改变人生、启迪思维、骇人心目或予人开解的效果。但你若追问书籍到底是什么，心中浮现的通常是一个物质化的形象。作为知识、教益和消遣的载体，书籍的物质形态一方面十分易于辨识，一方面又各具文化特色。

近些年来，由于数字媒介的发展，我们对于书籍的传统认知已经有所动摇。次第问世的便携式电脑、智能手机和滚屏文本，样样都在挑战我们关于书籍构成、功用和目的的固有观念。我们编发短消息，将“text”(文本)名词动用，使用并定制电子图书，创建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并且对这类出版物拥有看似充分的控制权。大众及学术评论家纷纷立说，探究实体媒介与数字媒介之分，纸张与像素之别。电子图书带来种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及求知体验，这些体验极大地撼动了我们原有的认识，不光涉及知识的物质形态，还涉及知识的定义、构成和传播方式。

除此而外，关于书籍的性质，我们的固有观念还面临其他一些古已有之的挑战。如果你是在装订成册的纸张上阅读这本书里的这些字句，说明你跟“书籍就是本册(codex)”的观念脱不了干系。“codex”一词源自拉丁词汇“caudex”(意为“树干”“木块”)，通常的定义是“一种簿册，由若干纸片、兽皮纸、纸莎草叶或类似材料构成”。这个词一般指涉手写抄本，同时又业已成为印刷书籍的代称，为西方世界所公认。但我们若是放眼全球，便会发现在古往今来的各个社会当中，书籍曾经拥有且依然拥有许多种不同的形态，尽管在现代的全球交流及相互了解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并没有对书籍的不同形态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比较，就算有过这方面的探究，终归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学问。

原文作者丨[英] 詹姆斯·雷文

本文出处：《牛津全球书籍史》，[英] 詹姆斯·拉文 主编，李家真 译，活字文化丨商务印书馆2024年10月版。

关于书籍的定义

书籍史错综复杂，至少可上溯到5000年之前。随着数字时代的书籍新形态的出现，我们认识到书籍史并不仅仅是纸质本册的历史，更不仅仅是印刷图书的历史，而是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如何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储存、传播并取回知识和信息的历史，还应当探究这些纵贯古今横越全球的实践，如何造成了种种大相径庭的后果。来自公元前33世纪的一批物品，据称是现存最古老的书籍，原因是部分学者认为，这批物品满足书籍的定义。

7世纪的高棉碑版(Khmer steke)，出自柬埔寨吴哥窟。《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图书、小册子和杂志都是借物质形态传播知识，信息由介质承载。书籍与其他实体货品有一些共通之处，光靠手感、设计和装饰就能够传达一些意义，不用等人们展卷阅读。但书籍还载有文本，可借由阅读来传递智识及意识形态旨趣。通过标注、书写和印刷实现的联结，虽然比不上未受空间阻隔的人们可望达成的交流互动，但从很多方面来说，书籍确实能在创制者和接受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此类交流的范围因抄本、印本和期刊而得以延伸扩展，交流本身又受制于殖民政策、人口迁徙、流亡放逐、政治独立和民族主义的起伏波澜。

今时今日，我们兴许再难弄清“书籍”的定义，有鉴于此，仔细掂量“文本”的定义，掂量它和它的物质形态之间的关系，或者会对我们有所助益。除此而外，我们若是通观文本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呈现的各种物质形态，对文本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后果做一番历史研究，应该也能得到更多的指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难点在于权衡比较：从楔形文字书版到数字书版，书籍拥有不计其数的或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的形态，比如卷轴和本册，比如印加“奇普”(Khipu或quipu，南美印加人用以记事的绳结)，中国及东亚的竹简和雕版印刷品，佛教唐卡，爪哇人、巴厘人和僧伽罗人的贝叶书册，以及达科他野牛皮(达科他等地印第安人用以记录本族历史的彩绘美洲野牛皮)。哪怕是在“本册”这个泛称的统摄之下，地图册、乐谱、剪贴簿、拉页书和连环画(以及漫画书)也会让我们看到类型和形式的进一步分化。

电话号码簿和活页记事本告诉我们，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曾经新颖的书籍形式就会以多么快的速度退出舞台，变成陌生过时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年代提供了花样繁多的数字书籍形式，能够带给我们迥异于以往的文本编排、处理、接触及阅读体验。书籍形态的比较还牵涉五花八门的技术，从土版刻写、各种誊抄方法到电子数据编码和电信数据编码，再到数字数据编码。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之下，书籍的使用和阅读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动机。可想而知，要对书籍和它的各种物质形态给出清晰的定义，既存在观念上的困难，又存在方法上的困难。

文德兰达书版(Vindolanda tablets)是一些又小又薄的木版残片，来自公元1世纪至2世纪。《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关于书籍有一个基本的假定，亦即无论其载体材质是黏土、兽皮还是天然纤维，无论其载体是数码屏幕、中央处理器、随机存取存储器还是图像适配卡，总之能提供一种耐久、便携(或说可移动)、可复制且可识读(亦即可供阅读交流)的手段，满足人们记录并传播信息和知识的需求。但在仔细推敲书籍的功用和目的之时，我们有没有弄清什么是“出版”、什么又不是“出版”？鉴于印刷的形式日益繁多，印刷与手写手绘相结合的形式也是如此，我们对“书籍”的定义扩展到了何等宽泛的地步?报纸、期刊和公报，早已被确立为书籍史研究的基本要件，但我们该不该进一步拓展范围，将招贴、票证、商贸及法律协议之类的零碎文书也纳入其中?针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书籍史研究者给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前提则是这些物件的核心目的在于交流，在于创制并传播意义，并且具备直观可读、便于携带、可以复制的形态。至于说针对文本价值的批评赏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情。单只是对文本类型做个划分，便可使书籍史研究更趋复杂，拉开它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距离(当然二者之间从未有过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于书籍定义上的歧异，远远谈不上一目了然，其中涵蕴着横越千年的全球书籍史带来的无穷兴味。想得深入一些的话，我们甚至会问，能不能把一个人视为一本书。古往今来的说书人、教师和传道者，个个都能记住他们掌握的故事或是知识，还能按照内容讲出来或是唱出来。这样的人是可移动的，某种意义上也算便携，相对而言可称耐久，而且能与受众交流，虽然说不上严格意义的可复制，好歹也能被他人模仿。话又说回来，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排斥“人书”(person-book)这个概念，原因是我们坚信，书籍必须是可视化阅读的编码符号载体。但若是做一番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不得不修正自己的定义，不得不意识到，我们的许多观念都受到了文化和时代的限制。

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那就是从网上下载的数字书籍，或者是在屏幕上阅读的在线书籍，这些文本显然是可移动的，因为读者可以通过滚屏或其他方法来阅读它们，而且承载文本的一些屏幕，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显然也符合便携的标准。但是，图书馆里乃至家庭的台式电脑又该怎么评判呢?不管你是用什么方法来阅读台式电脑里的文本，其载体物质形态的“便携性”总归是更接近于中世纪图书馆里那些拴了链子的书籍。除此而外，数字文本的可移动性已经远超人力搬运的范畴，只要读者愿意，随时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方式移动或改变文本，而且可以制作数量无限的复本。读者只需要连上互联网，就可以阅读“在线”书籍。超文本书籍则包含指向其他网站的链接，由此也不再受制于文本显示及阅读的一些传统模式。

诸如此类的追问还有一个后果，那便是动摇我们对“文本”的定义，同时淆乱我们原有的认识，使我们再难说清文本与其物质形态及载体之间的关系。承载表意系统的物质实体，该不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换句话说，我们该不该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文本的便携性，或者是它利于保存及重复阅读的程度?设计领域的种种革新，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1930—2018)踵继法国散文作家菲利普·勒戎(1938— )，把“副文本”(paratext)描述为“印刷文本的周边因素，事实上控制着读者阅读文本的整个过程”。在此基础之上，热奈特把副文本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内文本”(peritext)，亦即书籍内部包含的书名、卷首语、序言、作者前言、评介、注释、插图等要素;另一类是“外文本”(epitext)，包括书籍外部的相关信札、日记、目录和访谈。他这个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的西方书籍为出发点。

由此可见，书籍史研究的显著贡献之一在于使我们重估“文本”的定义，其意义不亚于它对重估书籍物质形态定义的贡献。书籍的物质形态对文本所传递的意义有着至关紧要的影响，正如新西兰目录学家唐纳德·麦肯齐(1931—1999)在论述“文本社会学”时所说，形式的确能左右意义。印刷书籍的读者会意识到，其他读者若是展读自己正在读的某本书，读到的基本上会是“同一本书”，但手写书籍的读者即便会产生同样的意识，他心目中的“同一本书”也跟前者心目中的“同一本书”大不相同。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事物的内涵不断变迁，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探究，书籍形式与书籍所承载包含的种种符号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各个时代对于这些变化的描述，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举例来说，大众口中的“text”(文本)一词，如今已经因“text message”(短信)的出现而有了新的含义，与此相类，数字化的文字处理和短信发送活动遍及全球，不光使“font”(本义为“字模”，近来才有了数字模拟的“字体”之义)一词得到了新生，还给这个词增添了新的内涵。短短30年之前，“font”对排印新手来说还是个需要解释才能搞懂的词语，现在呢，恰恰是因为这个词用得太过随意，它准确的内涵反倒需要书籍史家给出更加审慎的解释。

一部展开的中国经折装竹制简册，为孙子(约前544一约前469)所著《孙子兵法》的18世纪复制件。《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书籍的物质形态往往遭到大刀阔斧的修改，由此衍生全新的意义。新的版本经过重新排版、重新印刷和重新包装，还可能经过翻译，添上新的评注或附图，传播到四面八方。所有这些都会为文本的变异推波助澜，使文本触及散居多国乃至遍布全球的新社群，辗转流传许多个世纪，走进各种彼此大相径庭的文化语境，并由此得到重塑。在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生产商、出版商或编辑的干预都有可能改变原有的事态，使文本的各种类型、同一作者或同类作者的各种作品和其他的书籍及读者群体三者互动，缔结局限于特定时间的多重关系;但就单独一本书的时空演变而言，我们仍有可能厘清这种牵涉更为广泛、涵盖文化整体的历史。

法国历史学家侯歇·夏提叶(1945— )把这样的历史称为“一本书的传记”，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塞科德(1953— )则借用夏提叶的类比，进一步提出书籍并没有功用之外的独立“生命”。且不论能不能算是“传记”，此类研究终归促进了关于特定书籍时空历史的学术探讨。这方面的例子之一是南非历史学家伊莎贝尔·霍夫梅尔(1953— )对约翰·班扬所著《天路历程》一书历史地位所做的研究，涉及此书在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各地的翻译和传播过程。各种类型的微观历史研究增进了我们对于往昔的认识，书籍史也为此添砖加瓦，因为它深化了针对特定文本及其接受过程的研究，常常能做出十分具体的贡献。另一方面，书籍史还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以尽可能精益求精的方式追溯特定文本的出版和流传历程，立意为作者思想的长远影响编纂一部全球通史。

早前书籍的形态影响后来书籍的设计，连所谓“数字出身”的书籍也不能脱出窠臼。这一类的“拟真设计”，表现之一是大多数在线书籍和电子资源都是以本册书籍的纸张材质和副文本样式为范本，采用了各种传统的编排要素。电子书页通常可以按页码顺序阅读，还可以通过“划动”来跳页，这样的一种阅读模式，所有的纸质书读者都很熟悉(除此而外，搜索引擎仍然在依照页码顺序给出电子书中的搜索结果)。许多电子期刊都保留了卷数期数和目录设置，尽管有不少电子期刊实际上是连续发布的。这些期刊跟电子书籍一样，用字词检索替代了索引，这种做法可使检索更有针对性，但也减弱了整体辅助作用和引导功能。数字时代带来的书籍及印刷改进，使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知识到底是什么，知识的创造及传播方式究竟如何，知识的外观又是怎样的？

书籍史的“全球化转向”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可以提供特殊的视角，帮助我们重估欧洲和“西方”的书籍生产及发行的历史，以及读者和客户接收文本的方式。有一些比较研究探讨了现代早期的亚洲印刷实践，以及中国、朝鲜和日本复杂且可校正的木版印刷术，这些研究带来了格外宝贵的启示，尤其是其中关涉商界与知识界、城区生产与乡区发行之间的相互作用。欧洲和西方的目录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民族国家为框架。不管是就文献学和语言学旨趣而言，还是就简单的可操作性而言，国别框架都算是可以理解，但对历史学家来说，这始终是一种值得商榷的做法。不管印刷品的发展历程与各种方言的成长多么合拍，又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各种宣传运动和抗议风潮多么同步，从其他许多方面来说，若是把民族国家设定为印刷史研究的地理单元，仍然会使人误入歧途。政治单元(不一定与语言单元一致)显然是回顾性国族目录学研究(以短标题目录的形式刊行)的推动者，但流传于政治单元内部的书籍终归是一种国际性的商品，过去如此，今日亦然。

中国有多部以“酒经”为名的古籍，其中体量最大的是宋人朱肱撰著的《北山酒经》，刊行于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早期。图中此本现藏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见《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书中包含大量酒曲配方及前代造酒著述引文，这些著述大部分已经散佚。《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时至今日，书籍史研究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活动。新颖独到的书籍史写作及研究项目纷纷涌现，覆盖中国、印度、南亚及中亚、非洲和南美，以及一些目录学和书籍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地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欧洲金属活字印刷术第一波全球化风潮的重估，重心是这种技术与抄本生产、木版印刷和其他印刷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金属活字的第一波全球化风潮肇端于16世纪晚期，大致过程是首先从西班牙和葡萄牙输出，稍后是法国、尼德兰和英格兰，传入墨西哥、秘鲁、巴西和南北美洲其他区域，同时也传入了非洲的许多地区，还有印度、中国、日本和菲律宾群岛，乃至东南亚和东亚的各个社群。

不过，这一类覆盖广大地理范围的比较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80年代书籍史研究的先驱，大多数研究的都是印刷时代的欧洲和北美。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1939—)于1982年发表开创性论文《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并且在文中提出，“甚至可以把它(书籍史)称为‘借印刷实现交流的社会及文化史’”。到了90年代初期，在英国、法国和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澳大利亚，各类书籍史课程、书籍史研究中心和多卷本书籍史出版项目都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又过了十来年，中世纪研究专家和古文字学者也纷纷行动起来，借助原有的研究成果，采用迥异常规的研究方法，着手主持各种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着眼点的合作项目，研究出版史和涵盖更广的书籍史。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书籍史”一词，借以推动一些更为宽泛的探讨，力图厘清书籍在往昔时代的意义和功用。这些学者采用了一些新鲜的视角，尤为重要的贡献则是提高了研究的跨学科性，由此便可使以往的方法和结论得到拓展和修正。

笼统说来，分析目录学、批评理论、阅读史、图书馆史和目录学史都能够独力解答一些类型各异的问题，都有各自的研究热情和认识论关切作为驱动，但这些学科一旦相互碰撞，便能够触及更深的层面，获得更大的批评敏锐度。从许多方面来说，在书籍史的复兴浪潮之中，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成果便是收揽了类型众多的参与者，把他们拉进了相关的对话和合作研究中。这些参与者包括文化及社会历史学家、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文本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目录学家、手稿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文献学家、珍本特藏管理者、古籍修复者和语言学家，也包括译者、科学史家、观念史家、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包括研究媒体学、传播学和图文传播研究的专家。这些书籍阐释者使用的方法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以文本为研究对象，都把文本视作人类集体施为作用于物质载体的产物。和语言一样，这些物态的文本，以及文本符号所包蕴的信息，都是我们撰著意义史之时最为强大的可用工具。

这样的一条跨学科路线，还把书籍史牢牢地安插在了历史的领地之内，可望为阶级史、种族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一些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可为观念史、革命史、地区及国别政治史、信仰及信条史和外交史提供补正，如此等等。针对实体书籍里里外外和一系列非文本来源的各种增益性研究，催生了一些新兴的史学门类，比如审查史、版权史、出版经济学及地理学史和发行网络史，以及图书馆使用史。除此而外，书籍史还使阅读史和接受史所包含的来源分析类型得到了显著的扩展。关于书籍生产、传播及影响的历史研究，与观念史、宗教信条及实践史、知识社会史、社会性史及人际亲密行为史相互交错，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在前现代的美洲地区，历书性质的文本广泛存在于许多时代的许多社会。图中的(马德里书册》( Madrid Codex，又称Tro-Cortesianus Codex或Troano Codex)是存世的三部玛雅书籍之一，来自中美洲纪年的后古典时期(约900-1521)，现藏马德里的美洲博物馆。《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虽然有了这些新的发展和新的学术关联，印刷依然是出版书籍史的主要课题，另一方面，图文印刷品远不是人们交流讯息的唯一一种图文传播方式。文本可以是压痕，可以是戳记，可以铭刻，可以书写，可以绘制，可以模板喷画，可以雕版或凸版印刷，可以刻版印刷，可以铅印，可以石印，还可以照相复制或数字复制。举例来说—这个例子与20世纪晚期许多书籍史著述的重心截然对立—历史学家若是放眼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区域，要对这些地方在绝大多数世纪里的书籍生产史做一番研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手抄本的传播。16世纪中叶之前，手抄本是南亚地区唯一的一种书面文本；19世纪初叶之前，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将第一台印刷机和铸造字模带到印度西部将近300年之后，手抄本依然是这些地方的首选。留存至今的古代梵文文本，数量比流传下来的同时期拉丁文和希腊文文本多得多。

从更为广大的层面来说，尽管各位声名卓著的文化史家和目录学家，包括达恩顿、麦肯齐和夏提叶在内，已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书籍史的各个方面写下了开拓性的论著，继起的文献研究者仍然对书籍史的发展施加了可观的影响。20世纪晚期，文献批评的目标和方法都出现了分化。随着新的理论方法在欧洲和美洲各所大学的文学系日益推进，一些逃避象牙塔学术的“难民”开始转向更贴近历史的学术兴趣，着手研究新兴的“书籍史”。

但在更为晚近的年代，品类大大增加的文献研究及文本批评方法同样为写作实践、出版行为和文本接受的历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去针对传统经典文本集成的广泛研究之外，“经典性”本身也吸引了极大的研究兴趣。文献经典，尤其是兼有褒义和贬义的“西方经典”这一术语，指的是公认对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书籍、艺术品和音乐作品的集合。各种书籍史有助于识别并分析“大众”文学、“小众”文学和具体“流派”的文学，并且能推动关于女性、性别、同性恋和种族的研究。除此而外，书籍史还有助于重新发现“非经典”。美国批评家玛格丽特·科恩(1958—)为“非经典”作品创制了一个饱含历史戏谑意味的称谓——“没人读的杰作”。

在更为晚近的年代，更注重比较的书籍史研究拓宽了学者们的非欧洲、非北美及后殖民视角。从比较的角度出发，人们对书籍史的某些给定假设展开了极其有益的探讨。举例来说，要厘清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书籍史，皆须辨明书籍生产的经济机制:书籍生产所需的资本从何而来，个人或社群为何及如何支付劳力成本和购买成本，各不相同的需求水平有何原因。新的书籍史可以提供全球性的比较，这一类的比较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们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前辈学人留下了长期积累、分门别类的地方及国别目录学和档案研究成果，为它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首先需要探究的问题是跨大洋及跨大陆的书籍生产、流通和接受史，以及知识的在地生产和广远传播。传统中文及韩文的“书籍”一词，业已被采用为欧美历史著述中“book”的译名，此一译名可以涵盖足够多样的类型，比如说未经装订的手写或印制字纸。

更具体地说，至迟在11世纪的宋代，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版本”一词，借以区分基本一致的文本所衍生的各种不同的书籍版本，但通常同为印本。从词源学角度来说，“版本”这个术语关涉目录之学的一种优越形式，重要原因之一是珍本书籍具有可观的转售价值，学者必须具备非同一般的人脉，才有能力访求并积累关于珍本书籍的冷僻知识。在对宗教及其存在问题总体上敬谢不敏的现代知识界，这个术语显然反映着对书籍物质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的一种独特权衡，以及对书籍仪典及精神价值的一种强调。正因如此，东亚人用来描述书籍及书籍品鉴活动的语言凸显了他们对书籍的一种特殊看法，这种看法与西方书籍史只有部分一致。

从另一方面来看，全球书籍史的基本意图之一恰恰是打破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实体所造成的地理藩篱。新的书籍史摒弃了这类老一套的实用主义的研究单元，转而从语言、审美、大洋及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何谓显而易见的“无国界书籍”。不太显而易见的是，“无国界书籍”有时还是“无读者书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对书籍的历史体验表现为对某些书籍的感知乃至使用，但却不牵涉对这些书籍的实际阅读。

北美的历书可有多种材质，比如图中这张拉科塔印第安人(Lakota)画在美洲野牛皮上的"wanjyetu wowapr”，亦即"冬历”(winter count)，现藏南达科他州张伯伦市的阿克塔拉科塔博物馆及文化中心。《牛津全球书籍史》插图。

书籍史的“全球化转向”促进了一些知识史研究，这些研究起因于现代早期及启蒙时代欧洲带来的种种学术挑战，致力于探讨知识组织的变化、观念的传播和影响、图书馆的智识及社会史，以及欧洲文化的全球传播。知识积累被知识湮灭所抵消的种种方式，平行于多种书籍史皆曾探究的一个现象，亦即进步与束缚之间的平衡。在世界各地，为数越来越多的案例史聚焦于被替代、被吸收、被毁坏的各种口头文化，或是(基于对“印制感”各种表现形式的一种远比以往开明的分析)聚焦于曾经存在的各种书面语言。除此而外，书籍史家也在考察一些实现了创造性复合的文化，在这些文化当中，强加或新创的语言及传统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

书籍史研究的这些新鲜路线，最终会启迪当下实现了数字化和全球化，但智识及意识形态支离破碎、往往不能相互理解的世界。西方与非西方的比较，尤其有助于推动反思，帮助我们理解各种区别与交叠，比如商业出版、非商业出版、体制出版和私人出版之间的区别与交叠，理解靠活字、木版、金属刻版或其他方法实现的书籍及非书籍印刷活动的社会角色，理解各种书籍生产、发行乃至阅读模式的相对效能。举例来说，关于亚洲地区木版印刷的研究结果业已表明，活字印刷牵涉铸字、排字、校正和费时费力的散字还盘过程，并不总是最为经济的一种印刷方式，这使得欧洲印刷业必胜的历史发生动摇。

合在一起看，世界各地的书籍史可以推动一系列品类繁多的新研究，从新闻采集及国际报业史到特定作品的全球史，再到技术及知识转移的全球史。书籍史研究可以充实、修正、质疑并细化关于实践、行为及再现的各种涵盖范围更广的叙述，比如颠覆史、革命史、改良史和征服史。在近来的典礼史、语言史、幽默史和情感史探讨当中，关于书籍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研究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书籍史研究有助于认识书籍尤其是印刷文本和原住民书写文本所蕴含的变革力量，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关于传统发明、社群想象、殖民接触、后殖民主义和庶民研究的讨论。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为《牛津全球书籍史》的导言部分（节选）。

作者/[英] 詹姆斯·雷文

摘编/何也

编辑/商重明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