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而知其恶：儒学的五大缺憾

儒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没有之一。正如不理解基督教，就不能理解西方；不理解儒学，就必然不能理解中国。

但不幸的是，五四以来，对待儒学，我们总是在过度追捧与过度抨击间两极摇摆。

事实上，爱儒学的人，很难说清儒学的真正价值在哪里。厌恶儒学的人，也很少有人能说清，儒学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特别是儒学的内在缺憾，如果认识清楚了，我们的当下与未来无疑会走得更好。

透过马勇《中国儒学三千年》、包刚升《儒法道》等五本讲透儒学的好书，可以梳理出其五大缺憾。

▍缺憾一：重结论，轻逻辑

讲逻辑、讲理性，是现代文明的起码常识。在西方，自轴心时代以来，逻辑就居于知识的中心地位，哲学家德里达甚至认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世界就是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世界。

但理性的地位，在中国就要低得多。儒家不能说完全不讲逻辑，至少很不严密。

比如，孔子《论语》中多次有人向孔子“问政”，孔子前前后后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等不下八种回答，但全都不带任何论证，且都指向了政治的一个侧面，而没有全面系统地回答什么是政治。

跟孔子相比，孟子阐述自己的理论，往往洋洋洒洒、层层递进。“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舍生取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论述，都相当雄辩，堪称思想史上的名篇。但孟子在阐述结论时，也常常是断言式的。比如《孟子》一书中，他时常重复两句话，一句是“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另一句是“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这些话常常是孟子论证自己观点的终点。事实上，历史经验常常是，不王者、不亡者比比皆是。

总之，无论孔子还是孟子，他们尽管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原创性思想和学说，但他们在逻辑上往往存在许多硬伤。

▍缺憾二：重过去，轻未来

儒家往往还有着较强的崇古主义与复古主义意识。

正如孔子所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儒家崇尚的是回到西周初年恢复周礼，这样就可以避免礼崩乐坏式的失序。

但西周早期是否真的存在过一个理想的礼乐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的德行与功绩的确不假。武王克殷之后，仍然夜不能寐，操劳国事。周公旦不仅两次辅助幼主，功高盖世后功成身退，而且还是西周礼乐制度的主要设计者。周成王在周公、召公的辅佐下“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但问题是，西周相对鼎盛和睦的时期似乎不长。周武王过世不久，周王室内部就发生了严重叛乱。周康王之后，到了周昭王、周穆王时期，很快就“王道衰微”、“文武之道缺”了。

更为重要的是，时光无法倒流，经济、技术与观念不停变化，春秋离西周已经很久了。过分否定现在，肯定过去，可能只是一种美好想象。

相比而言，西方的基督教也否定现在，但它推崇的却是未来。在未来，虔诚的教徒进天堂，反之入地狱。天堂，就是未来的美好世界。美好的彼岸世界是在未来。这在思维方式上是鼓励人们往前看，而不是崇古主义或复古主义。

▍缺憾三：重集体，轻个人

儒家政治学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体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人始终是关系中的人。

如果请教孔子人生问题，他首先追问你的人际关系网，然后才会讨论该怎么做。是君，就有君的做法；是臣，就有臣的做法。是父，是子，也是如此。虽然也有一些为己的修身要求，但这些努力也只是为了更高的集体——齐家、治国、平天下。

除此以外，正如哈耶克所说，市场是一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依赖的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个人关系。即所有人都是抽象的个人，行为应对事不对人。

而诞生于熟人社会的儒家，没有抽象个体，倡导的是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讲究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族缘、地缘、血缘不同，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同。

没有抽象个人，人从属于群体，而不是自己，就不会有平等，合作秩序就很难拓展出去。依托熟人网络兴起的中国企业，很难突破圈子，扩展到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就是这个原因。

反观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个体逐渐在现代文明中取得了中心位置。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都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就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个人。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更是逐渐成了支配性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成熟的资本主义，只会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

▍缺憾四：重道德，轻制度

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度作为社会最大的游戏规则，可以提供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

只有好的政治制度才真正有利于形塑有效的政治权力与政府效能，也才能恰当地约束政治权力，使得政治权力在良善轨道上运行。

表面上看起来，儒家很重视制度，即“礼制”，一套约定俗成宗法制度。但与其说这是制度，不如说是一套高标准的道德伦理规范，而非现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制度。费孝通、瞿同祖都不约而同认为，儒家的礼，是一套集法律、伦理、道德于一体的社会规范。

这套规范，是为了对士人和庶人进行教化，使其养成恪守与尊重道德秩序的观念和习惯，把他内化到内心和下意识的行为中，这样就能实现普遍的善治。

但问题是，仅仅以道德教化为主，而不依赖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真的能够约束人内心当中普遍存在的私欲和贪婪吗?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几乎不可能达成普遍的善治。重道德轻制度甚至可能还会造就一个普遍伪善的士人阶层。

反观西方，自古希腊讨论政治制度的优劣，到古罗马对法治的重视，再到基督教对权力制衡的呼吁，再到思想启蒙、立宪主义兴起之后的民主建设之路，讨论制度、重视制度的历史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缺憾五：重具体，轻一般

儒家学说的最后一个重大缺憾是，缺少抽象思维和对一般规则的思考。

就儒家而言，其思维模式在思考问题时常常是具体的与特殊的，而非一般的与普遍的。

无论孔子还是孟子的论述框架中，都找不到永恒法则或永久秩序这样的概念。儒家学说，也很少会考虑永久普遍的秩序与规则。历代儒家学者，也不大会严肃思考，在一个可以想象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如何维系永恒秩序与规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当下的、眼前的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具体方案。

反观近代欧洲，受古典文明和基督教的影响，许多思想家与哲学家思考问题时常有一种寻求永久秩序的理念。

比如1648年签署的、构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一的《奥斯纳布吕克条约》第一条就有这样的文字：“两者之间应该保持基督的普遍和平，永恒、真正和诚挚的和睦关系。”这意味着签约双方至少在表面意图上，是为了构建一种永恒的普遍和平关系。到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则撰写了《永久和平论》，目的也是探索人类如何能够寻求永久和平秩序的规则与逻辑。

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往往擅长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擅长权宜之计，但不太讲究抽象规则和永恒秩序。

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恶，才是真正的智识清明。真正读懂儒学，比单纯赞颂与谩骂更为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