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华 | 小议陈寅恪的史学思想

摘要：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主治中国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宋史,由于其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可以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成就巨大。因其独创的史学研究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一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具体论证了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

关键词：陈寅恪；史学思想；真实

陈寅恪,字鹤寿。自幼受进步思潮的浸润,获益良多。少年时,所读的私塾除讲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外,还开设数学、英文、音乐、绘画、文体等课程,所以先生同时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和西方科学知识, 对先生知识结构的平衡大有裨益。青年时,两次东渡日本学习,后又在德国、瑞士、法国、德国、美国的大学学习社会政治、历史、古文学和佛教学。这样的留学欧美多年的经历,使得陈寅恪拥有渊博的学识,能够广泛利用多种语言文字的资料和语言学的知识佐证史实,他人不能望其项背。

先生一生主治中国中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宋史,由于其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可以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成就巨大。

一、倡导精神独立, 思想自由

陈寅恪认为“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基本要求, 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追求的目标。早在1929年, 他就诠释了自由的意义: “先生之著述, 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术, 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倡导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有利于学术的独立。研究宋史时, 他发现: 六朝一代思想最为自由, 所以这一时期的文章也是最好的; 在六朝长篇骈俪之文中, 以庚子山《哀江南赋》为最佳。若以赵宋四六之文来说, 则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最好……庚汪两文不仅词藻优美, 而且将家国兴亡哀痛的情感融化贯彻其中。而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 必是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在《柳如是别传》中, 陈寅恪又一次从中国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述说: “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 即发自当日士大夫, 犹应珍惜引申, 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先生所弘扬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盼望, 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作为一位学者,他治学作人,救国经世,都是以这种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的。

陈寅恪先生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史学精神的弘扬和再现。如果把政治强加于学术,那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二、追求真实, 提供鉴戒

陈寅恪先生继承、坚持和发扬了以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为代表的宋贤史学的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

在《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一文中, 陈寅恪写道: “总之,寅恪之设此假说,意不仅在解决李唐氏族问题,凡北朝隋唐史事与此有关者,俱欲以之以为推证。以其所系者至广且巨,故时历数载, 文成万言, 有误必改, 无证不从, 庶几因此得以渐近事理之真相。”在《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中, 陈又写道: “寅恪数年来关于此问题先后所见亦有不同, 按之前作二文, 即已可知。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 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 不敢固执, 亦不敢轻改, 惟偏蔽之务去, 真理之是从。”上文中的“渐近事理之真相”“真理之是从”都可看出陈寅恪的求真实的思想。

在陈寅恪所著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也可见其求真实、供鉴戒的史学思想: “子馨 ( 吴其昌)此书, 叙戊戌政变, 多取材于先生 ( 梁启超) 自撰之《戊戌政变记》。此记先生作于情感愤激之时, 所言不尽实录。子馨撰此传时, 亦为一时之情感所动荡, 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 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者也。”陈寅恪对梁启超很是尊敬, 对吴其昌也很器重。但是, 陈寅恪仍然能指出所著述不够真实的地方, 表明陈寅恪对求历史真实的执着。

陈寅恪对真实的更高层次的追求是通性真实和个性真实, 这也是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崇高境界的表现和对宋贤史学的更大发展。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中, 陈寅恪写道: “寅恪案,《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 陈写道:“其他史料关于此者亦有歧异,初视之似难定其是非,其实此问若乃代表当时通性之真实,其个性之真实虽难确定,然不足致误也。”

三、神游冥想真了解

陈寅恪先生提倡对古人作“神游冥想”之“真了解”,这是一种幽远的史学境界。

陈寅恪先生治史, 颇重知人论世, 尤注意历史人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陈寅恪认为, 当评论古人学说时, 首先要了解此学说产生的环境背景,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 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同时, 要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理解其立说之苦心孤诣, 研究古人思想, 应具“了解之同情”,才能评价其学说之得失是非;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还必须重视其所处的时代背景。陈寅恪反对按照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 所处的社会环境, 所懂的知识和思想去推测解释古人的意志, 去苛求古人, 这样只会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他自己以“贤愚”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标准。他不囿旧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 从而对历史人物作“神游冥想”式的“真了解”。

王导是东晋开国时的一代名相。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 陈寅恪引录清代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晋书·王导传》的评述:“王导之所以娇人者,不过以门阀耳”,认为“此条所言乖谬特甚”。陈寅恪举出大量可信史料, 运用门第分析等方法, 得出结论: 西晋末年, 北方胡羯强大起来, 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到江东一带, 而当时一般庶族地主势力单薄, 实权掌握在孙吴旧统治阶级的手中。王导于是笼络江东的士族地主, 统一江东, 利用南人和北人两种力量, 以抵抗外敌, 使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 实乃民族之功臣也。陈寅恪对王导的评价, 确是“神游冥想真了解”。

特立独行的史学研究思想和方法,使陈寅恪终成就为一代史学大师。他追求和坚持以上的史学研究思想,在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史学外,又开创了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从宋贤史学中走出,从史料学派中走出,其治史方法既不同于顾颉刚他们的古史辨派的史学研究方法,又不同于王国维、章太炎他们的史学方法。他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贡献了自己特殊的成绩和作用。

转自《中国校外教育》2014年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