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认识同案不同判

从两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认识同案不同判

先说案例，两个案件分处两个不同的省份，一个涉案税额两千余万元，一个涉案税额四百多万。一个是企业主，一个被认定为开票介绍方。两个案件的结果都是五年有期徒刑。在两个案件中都长期地、充分地跟办案机关做了很多的交流，同样印象深刻。其中，在介绍方这个案件中，存在另外一个介绍方因经常居住地原因而移交至另一省份处理，据家属称被移交的介绍方最终结果可能是缓刑或者不起诉。

听了基本情况之后，会不会有一种同类型案件，司法认定差别怎么会如此之大，司法的公正性到底怎么体现的疑问。

诚然，税额相差巨大，而量刑一样，难免会让人有各种揣测，甚至出现当事人久久不能理解司法公正性而打算坚定上诉，但又因为存在担心抗诉而犹豫不决的矛盾。但无论如何，这个现状直指司法应当统一，同案应当同判的问题。

很多人疑惑：法律规定统一，为何司法结果不统一？

影响司法的因素很多，同类型案件也不一定结果一样，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律规定的区间量刑幅度问题，这也是为了给司法以弹性。

另外还有，每一个案件背景不同，导致司法人员内心确定不一样。就拿前面两个案件来看，简单从外观上看，几乎一样，只是税额不同。但实际上很多事实并不一样，比如开票企业是否实际生产经营，有无退税、自首、从犯和其他影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签署认罪认罚的阶段等等。同时也当然还隐含于卷宗之外的一些其他因素，均可能使办案人员内心确信并不相同。有人疑问，是不是因为内心确信不同，会导致法律适用的界限被突破。

当然不是。但可能会导致能够适用的情节被认定与否不同，或者自由裁量的空间有别。这是认识问题，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比如自首情节，究竟减轻20%还是40%，或者同样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如何衡量30%以内的幅度，均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这些差异就需要结合在案证据以及其他相关事实综合确定。“简案依靠规则，繁案倚重方法，疑难杂症仰仗集体智慧。”越是新型的、复杂的、跨越地域和涉及众多人员的案件，越可能会发挥集体研究的作用，基于此，辩护就应当是立体综合的，案内案外有利因素都要充分论证利用。

值得考虑的是，虽然个案中的事实情节不同会导致量刑不能一致，但是如果类案量刑差异太大，确实有损司法权威。为此，精细化量刑要求愈发重要，细化的、精确的司法解释出台，以及遴选指导案例等活动，都是缩小该等差异，保证司法一致性的重要工作。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地方不能截留。同案同判才能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个案审判中，除了需要对案件进行概括论证之外，更需要确切论证，揭示法律事实和具体细节，对影响量刑的情节充分论证，以呈现出判决差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判决才更有底气，运用自由裁量权才更有说服力，进而息讼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