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范纪曼，多年与组织中断却不改初心，四次被捕均成功逃脱

在我军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不少革命英烈为了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在战场上，不畏牺牲，勇敢地冲在最前线。

但是在那段烽火弥漫的岁月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虽说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但是他们的事迹同样可歌可泣。

他们便是地下工作者，这些人犹如我党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利剑，这些无名英雄为我军搜集了大量情报，对革命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下工作者的功劳往往是其他人看不见的，但是这些阴影下的英雄依然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付出着。

他们的战场虽说没有硝烟，但是同样危机四伏。当时我党有一名特工，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内部，并且官至少将。在执行任务期间，四次被捕，但是他均通过自己机智的头脑成功逃脱。

积极组织群众运动

这名红色特工名叫范纪曼，电影《风筝》中的主角原型正是此人。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一个大家族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四川人。

范纪曼的父亲从小就对他寄予厚望，曾经给他取名为“范贤才”。范纪曼从小就对学习非常感兴趣，从小便接受了足够的教育。

范纪曼先后就读于武昌汉阳兵工厂专业学校、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校期间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并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家乡四川组织群众工作，在家乡梁山成立了党支部。在梁山，范纪曼积极组织反帝反封建活动。

范纪曼带领乡亲们高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神像”的口号，举行游行活动，宣传革命思想。

在范纪曼的努力下，梁山地区积极响应他的人越来越多，他便开始组织农民武装，与当地的地主阶级进行抗争。范纪曼带领的革命队伍被梁山军阀萧毅注意到，于是萧毅与当地的地主豪绅相勾结，到处抓捕范纪曼。

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将他调往了合川、重庆等地，组织学生运动。1931年，范纪曼又被调往了上海，担任交通联络员。

我党组织的一次集会中，范纪曼因为叛徒的出卖在上海被捕，好在当时反动派手里的证据不足，加上地下党成员的努力，范纪曼最终在苏州的一个监狱被释放。

后来范纪曼又来到了北京，一边求学一边完成党政工作，在这期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的艺术学院戏曲系，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外语，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迅速占领中国东北，而蒋介石还在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工农红军，蒋介石这种对于外族入侵不管不顾，一门心思搞内斗的心理引起了众多进步学生的反感。

12月7日，范纪曼带领5000多名学生在北京游行示威，他们要求北京的军警不要阻拦他们去南京请愿，但是军警依然封锁了出城的各个隘口、交通要道。

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决心，范纪曼号召学生们到丰台卧轨示威，最终北京的军警同意放行，范纪曼便率领学生代表前往南京到国民政府请愿。

范纪曼的到来一石激起千层浪，大批学生积极响应他的号召，游行的群众包围了国民政府、外交部、国民中央党部等地。

国民政府派出军警镇压游行的群众，还把范纪曼打成了重伤。范纪曼为了这次请愿的胜利，前往了上海宋公馆，在宋庆龄和美国记者的面前讲述了请愿的前因后果。

范纪曼取得了宋庆龄的支持，美国记者也把这件事刊登在了报刊上，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场请愿行动，范纪曼成功的将抗日反蒋运动推向了高潮。

从事情报工作

范纪曼在北平寻找组织的过程中，班里的一位女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名女同学叫薛迅。薛迅平时表现出满腔的爱国情怀，而且范纪曼总有一种直觉，薛迅好像和自己有相同的信仰。

于是范纪曼开始接近薛迅，利用言语不断地试探她，没想到正如自己所料，薛迅真的是个共产党员。于是范纪曼就对她表述了自己的经历，想让她帮忙联系上组织。

但是薛迅非常警惕，当时国民党正在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她生怕范纪曼是国民党的特务，自己暴露了是小事，千万不能带出整个地下党。

于是薛迅就开始秘密和上海的地下党成员联系，但是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已经被破坏，薛迅的上级也没有办法确认范纪曼的真实身份，但是凭借一种嗅觉，他认为范纪曼说的是属实的，于是就让薛迅和范纪曼一起行动。

突然有一天，范纪曼收到了一封信，来信的人是自己的同学曹策，同样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地位很重要，曾经担任天津市委书记。

曹策在信中请求范纪曼帮忙，范纪曼与薛迅看完信后当场就把信烧毁了，他很想营救曹策，可是自己在北京就是个学生，拿什么救啊。关键时刻薛迅给范纪曼出了个主意：“你可以去找曾经在黄埔的同学帮忙啊。”

薛迅的这句话马上点醒了范纪曼，于是他想到了自己黄埔军校的老同学陈恭澍，毕竟当年的交情还不错，而且现在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情报工作，在北京有一定的人脉。

两人见面先是寒暄了几句，范纪曼马上就步入了正题：“我现在有个同学，被军阀当成了共产党，现在关在监狱里，我以人格向你担保，他绝对没一点红色倾向，你能不能动用一下关系把他放出来。”

陈恭澍听后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毕竟曾经是同窗，朋友有求，搭把手还是应该的。但是陈恭澍也提出了一些要求：“这忙不白帮，我现在人手紧缺，你又懂外语，你留下来帮我翻译抄录一些美国使馆寄来的文件。如果你答应我这个要求，监狱那边马上放人。”

为了尽快解救曹策，范纪曼只能答应了这个要求。从此之后，范纪曼便成为了陈恭澍的一名助手，平时在办公室里打打杂。由于范纪曼平时非常谨慎，陈恭澍一直也没有察觉到原来“赤色分子”居然离自己这么近。

最开始，范纪曼也只不过是翻译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些商业、民间组织的文件，这些文件非常简单，每次范纪曼都能提前几个小时翻译完成，陈恭澍不止一次夸赞他的工作能力。在这一期间，范纪曼还结识了自己的女友彭雅萝。

但是随着范纪曼在陈恭澍的手下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他已经不再局限于翻译那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了，他发现陈恭澍交给他的文件基本都是华北日军和国民党华北当局的军事、外交情报。

这让范纪曼非常吃惊，于是每次翻译完后，自己都会重新抄录一遍，然后将这些情报通过薛迅传达给组织。

之后，范纪曼便成为了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一只眼，国民党、日军的重要情报都被我党掌握，范纪曼对此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重要情报的泄漏马上被国民党当局察觉，陈恭澍勃然大怒，将所有负责情报传输的人员全部关押起来，挨个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范纪曼与陈恭澍斗智斗勇，始终守口如瓶。陈恭澍也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所以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女友彭雅萝为了拯救范纪曼，到处奔波，与多名黄埔系的高级军官联系。最终，范纪曼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虽说范纪曼已经出狱，但是陈恭澍的身边是不能呆了。于是他到北平的一所中学内当老师，勉强维持生活。

范纪曼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苏联塔斯社驻北平的记者兼翻译刘尊棋，因为是同行两人详谈甚欢。

在刘尊棋的引荐下，范纪曼认识了上海《大晚报》的记者刘逸樵，刘逸樵非常欣赏范纪曼，毕竟之前在陈恭澍手下有过翻译文件的经历，所以刘逸樵让他也帮助自己翻译一些文件。

随着二人的深入交往，范纪曼得知了刘逸樵的真实身份，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毕竟有着抗日这一共同目标，范纪曼工作起来更加认真。刘逸樵也给了他一个《自由日报》记者的头衔，方便他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在这一期间，范纪曼搜集到了大量重要的情报，比如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与何应钦面谈。范纪曼将这一情报向刘逸樵分享，并推测这面谈可能涉及华北地区的统治权。果然，随后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

由于任务的改变，刘逸樵被调离了北平，此时的北平已经被日本占领，范纪曼和彭雅萝也不得不离开北平，返回上海。返回上海后，他一边在学校当老师一边暗中打探组织的消息，但是仍一无所获。

由于与刘逸樵的合作中范纪曼表现出色，苏联人邀请他去苏联深造，得知此消息，范纪曼非常高兴，在去往苏联的“北方号”邮轮上，范纪曼结识了同为共产党员的钱俊瑞。

半年后，范纪曼返回了上海，在一次抗日游行中，再次遇见了钱俊瑞，钱俊瑞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在苏联塔斯社工作，帮忙搜集情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局势非常不稳定，组织设在法租界的电台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这部电台是上海与延安联系的重要渠道，意义重大。

范纪曼临危受命，假扮成商人，以买电器的名义将电台打包好，偷偷运出了商店。在他的努力下，这部电台被完好无损地转移。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范纪曼与彭雅萝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始终坚守在上海。1943年底，多年未见的陈恭澍再次与范纪曼取得了联系。

毕竟当时是用人之际，陈恭澍也对之前误会范纪曼的事表示歉意，再次邀请他协助他搜集日军的情报。

这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天赐良机，范纪曼欣然接受。在帮助国民党搜集情报的过程中，范纪曼也将诸多重要情报交给组织。

1944年，日本宪兵队在上海大肆抓捕“反日分子”，范纪曼不慎被捕，好在当时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小职员，也没有透露什么，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彭雅萝找到了陈恭澍，声称范纪曼是在帮助他搜集情报时被捕的，陈恭澍信以为真，马上动用关系去解救他。

范纪曼凭借着自己的冷静再次躲过了一场灾难，之后便一直默默无闻地在陈恭澍手下做事，直到抗战胜利。

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被击败，我党的首要敌人便是国民党。虽说当时全国人民都呼吁和平，建立“联合政府”，但是蒋介石的野心世人皆知，始终坚持要建立独裁政府。

蒋介石一边与我党进行重庆谈判，一边在美国的帮助下，向全国各地调兵遣将，为内战做准备。组织派刘逸樵返回上海，与范纪曼取得了联系。

为了了解国民党的兵力部署以及计划，刘逸樵向范纪曼传达了组织给他的任务：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我党搜集情报。为了革命事业，范纪曼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下来。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范纪曼也只不过是担任一些闲杂的工作，尤其是陈恭澍，一直对他有所防范，毕竟曾经出现过情报泄漏的事情。

但是范纪曼的工作能力非常出色，而且通晓多国语言，他的简历马上被陈诚注意到。陈诚马上决定任用范纪曼。

从此他便进入了军事机关，并且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职位步步高升，最后竟然成为了一名国民党的少将。是特务头子郑介民的下属，而且是毛人凤的上司。

解放战争期间，范纪曼多次给我党传递重要情报，国民党的大部分军事调动，我党都了如指掌。

身份暴露后侥幸逃脱

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以成定局，蒋介石报复式的制造流血事件，在这期间大批的地下党成员被捕。这些地下党成员大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始终守口如瓶，即便是被处决也不背叛组织。但是其中也有个别意志不坚定之人，比如沈寒涛。

沈寒涛在狱中经受不住反动派的酷刑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还把范纪曼的身份也暴露了。国民党保密局并没与马上对其进行抓捕，而是将情况告诉了陈恭澍。

陈恭澍早就怀疑范纪曼有问题，于是亲自带着他前往了保密局。没想到范纪曼非常聪明，他知道目前保密局也不清楚沈寒涛的话是否可信，于是提出与沈寒涛当面对质。

范纪曼见到沈寒涛后，临危不乱，大骂沈寒涛的恶毒，声称他死到临头了还想拉一个垫背的，对于沈寒涛对他的一切不利指控，他都编造出了有力的证据予以反驳。

毕竟沈寒涛是国民党的少将，又是陈诚亲点之人，所以只能暂时将其关押，调查清楚之后再放人。

随着范纪曼被关押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可能真的暴露了。尤其是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自己将要被押送至南市监狱之后，他的内心开始更加不安。因为南市监狱基本都是关押政治犯，只要自己被送到南市监狱，基本上是没有生的希望了。

当时保密局的监狱并不严密，外面仅有篱笆墙包围，但是如果直接攀爬这些竹篱笆会发出刺耳的响声，势必会被哨兵发现。

于是范纪曼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借口自己闹肚子去了厕所，将犯人们平时用来放脸盆的木板拆了下来。

趁着夜深人静，范纪曼将木板搭在竹篱笆上，沿着木板慢慢上爬，最终成功的逃出了监狱。获得自由的范纪曼一直在上海隐居。

建国后，范纪曼马上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但是因为潘汉年、杨帆案被牵连，获刑20年。直到1980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才对其平反昭雪。

1984年12月30日，我党宣布恢复范纪曼同志的党籍，其党龄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算起。

1990年12月21日，范纪曼在上海去世，在殡仪馆内，人们默默的低下头为这为曾经埋藏在敌后的英雄送行。

范纪曼其实只是那个年代我军情报人员的代表，他们在敌人的内部斗智斗勇，地下工作的战场虽说没有硝烟，但是同样惨烈。

他们的付出，为我军在正面战场减少了大量的伤亡。但是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他们听不到人民对他们的喝彩，只能默默的当阴影下的英雄。好多情报人员遇害时都是悄无声息，虽说为组织付出了生命，但是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

这些幕后英雄同样值得我们去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