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昶：00年出生，正在成为小说家丨新锐访谈

00年出生，青年作家黄昶的自我介绍里，有一句话写的是“正在成为小说家”。《迟湖》是他的首部小说集，在一个个似真亦幻的世界中，总有人在找寻那个不见的人、遗失的梦。评论家张定浩如此评价黄昶“有很好的造句才能”，“这些句子捕捉到了日常生活的芜杂与明亮，锋利和柔软，但更为难得的事，它们还能给人以心智的愉悦”。

在本次的采访中，他真诚地坦露自己，坦露写作时的痛苦与快乐，不断地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写下去”将是他追问生活的优选法。

01

第一本书，呈现的是一种残缺的状态

记者：怎么形容自己的第一本书《迟湖》？

黄昶：想到三个未必适合但足够形容的词：诚实、缺憾和小心翼翼。

在过往的写作生活中，除非要修改，否则很少有回头翻看自己作品的时刻。这种对自身创作的重新检阅会让我感到羞愧和惶恐。只是在确认书稿的过程中，怀揣着一颗“有且仅有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得不将这件事反反复复进行，因而会很容易察觉到自身的谨慎。在不同的篇目中，修改的幅度也有不同，有几篇小说有大刀阔斧的改动，有些仅仅是更改了一些错别字。其中有让自己觉得满意的，但多数会使我觉得：或许如果不偷懒而多花些时间去改改会更好，它当下呈现的确实是一种绝不完美的状态。

不过这种残缺未必是坏事，起码它真切、固执、将自己揭露得完完全全。这种诚实会令我安心。为这本书选了个阳光的结尾篇，想到既然是第一本书，我希望它能够将些许快乐或乐观带给读者，因为我认为开心是需要放在第一位的事情。

记者：之前参加你的分享会，对于这本小说集，你说“每一篇都写得很痛苦”，这种痛苦更多源自什么？也有人说“痛苦”是创作的养分，不知道你怎么看？

黄昶：分享会后仔细想了一下，这句话有些虚构或夸张的成分。写作的前后或途中确实有一些很快乐的时刻，例如《美梦星》的写作就让我感觉劳累且愉悦，直到现在也还会回忆那种感受。不过我依然认为痛苦是占比最高的。

这种痛苦多数源于对所谓“写作素材”或“生活经验”的发掘，有些事情光是回想就足够苦恼的了。所谓“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我认为相当在理。还有一些对自己所写下句子的否定和自责。不过最近也渐渐学会处理这种情绪——总之先写下来再说。

记者：你好像很喜欢写一些“有股拗劲”的人，他们总有一些自己的执念。比如《开眼》里的唐立冬，《小中医》里只为了爸爸一句“老头要我开一辈子”的小中医……他们有时候与周遭是不融洽的，为什么写这样一群人，你欣赏他们吗？

黄昶：我特别欣赏他们。至于为什么要写这么一群人，可能是因为我自身也有过一些执拗的尝试，虽然失败居多，但我认为人是需要往前进步的，所以对某些事物的挑战可能永远不会终止，也会常常碰壁。我通常会在碰壁之后选择绕道，于是那些选择坚持碰壁的人在我这就显得非常可靠、非常浪漫、非常令人着迷。

记者：我在读你的作品时，有一个担忧，就是接下来你会写什么？因为你的书写不是那种在一个地方不断挖掘的书写，没有鲜明的文学地理，看起来更没有建立体系的野心，那这种灵感式的故事如何能持续不断生发呢？

黄昶：这也是我当下有在考虑或说担心的事情。目前想要写的故事或是人物，其原型都来自于身边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我听过太多他们的经历，因此感觉有义务写下一些不一样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对抗生活的故事。所以暂时并不太担心灵感欠缺的事，感觉我想要写的太多而我却太懒。

记者：那得珍惜现在灵感如泉涌的时刻呢！你的多篇小说中都有个“我”，但这个“我”既沉浸又疏离。

黄昶：选用这个视角对我而言应该是能够更轻松自如地将故事讲诉出来。如果用第三人称的话，我总有一些“既然选用了全知全能的视角，那我就必须把事情讲得特别明白”的压力在，并且把故事讲得特别明白似乎也未必是好事，所以我更习惯用“我”的视角来写故事。

至于你说的“沉浸又疏离”，我认为确实是的。这种视角的采用能让“我”这个人物游离于讲述者和经历者之间，既赋予了讲述的合理性，又给经历带来一些不可靠性——毕竟叙述是主观的。这样会使小说的操作空间更大些，我觉得我因此能够把故事写得更有意思一点。

不过最近的几篇创作都是第三人称的，也是时候挑战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记者：如果硬要为小说集找个主题，大约是“寻找”，你想通过不断地寻找来追问些什么吗？

黄昶：其实我自身只有在写《美梦星》的时候感受到了“寻找”的主题，不过在后期回看的时候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这本书从头到尾都充斥着疑问和追寻。可能是因为我有太多东西没想明白了，这种对万事万物的不解很直接地反映在写作时的无意识里。

我想要追问各种事情，虽然很多直到目前仍是一头雾水。因而我也会继续用写作的方式将这件事进行下去。

02

虚构性的写作仿佛天生就带有

某种“猫抓老鼠”的意味

记者：可能很多人如我一样，会好奇你的文学偶像。

黄昶：我在不同时期的偶像分别是鲁迅、王小波、塞林格和双雪涛。我认为他们都是无比优秀和值得被崇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中和或抗争后留下的接近纯粹的美。顺便说一句，我经常买回来送给朋友的书籍是：《故事新编》《黄金时代》《九故事》和《飞行家》。

记者：《长考》和《美梦星》里都提到了下棋，你很喜欢下棋吗？

黄昶：是的，我曾经非常喜欢下棋，但是我的棋力日渐式微，也因此不太敢再下，陷入了恶性循环。

《长考》和《美梦星》中的棋局原型都来自于高中生活，我和前桌在课上用传递作文本的方式下棋，她聪慧、棋力惊人并且大度。有次我将本子取过来，发现自己要输，误以为她连下了两步才赢的我，于是我也走了两步，她取过本子，问我是不是下了两步，我将她的落子数清楚，发现只有我在作弊，但还是嘴硬没有承认。最后她选择输给我，并且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对此一直很愧疚，写下来有想要道歉的意思。

记者：《美梦星》是这篇小说集中最长的一篇，小说的最后一句使这个轻盈的，略带悲伤的科幻故事一下子落到地面，让人会心一笑。而我在读你的小说时，时常有一样的感觉，看起来放任自由的想象其实每一个都与深切的现实相关。

黄昶：我不太想在有趣和深刻之间做取舍，我想要尽量把故事讲得有意思、动人，并且能够揭示或者探讨某个问题。可能我现在未能做得很好，但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记者：一般一本新书出来，作家通常需要参加很多的新书分享会，除此之外，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在社交平台有自己的账号，也就是说，作家露出的机会实际上多了很多，读者也乐于和作家产生这种拉近距离的亲近感，你怎么看作家的这种“暴露自我”以及和读者的关系？

黄昶：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自身也很享受和读者的交谈。有时候在分享会上，有读者会提出一些观点，问我在写作时有没有那样的出发点。那些观点很新颖，在我写作时其实完全没有想到，我听完也会觉得——原来还可以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我目前的“暴露”仍停留在面对面的分享会阶段，也更愿意在这个阶段停留更长的时间，我还没有在社交平台建立账号的打算。因为我觉得社交平台的“暴露”过于侧面，很容易被误读，这是我相当恐惧的。

记者：对你来说，如何看待自身经验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黄昶：于我而言，如果被要求抛开自身经验去进行文学创作，会是一种苛刻。但在实际的写作中，又会有意地对自身经验进行一种逃避。虚构性的写作仿佛天生就带有某种“猫抓老鼠”的意味，在作者杜撰巧言骗过读者的过程中，读者也会对虚构背后的“真实”产生兴趣。彼此追赶躲闪，乐此不疲。

不过我也认为叙述这件事情本身是有着对诚实的渴望的。比如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某个段落写下某段话，这种不经意的表达在整部作品中会显得不合群，这时我会想要将它删去——但它们往往最终都会留下，一是不忍心击碎它们来去自如的浪漫和潇洒，二是认为它们是一种最真实的“暴露”，对我而言，这种真实之于作品是有益的。

记者：小说语言有诗的特质，而我在采访前查找资料时，才知道你确实也是一名诗人，在你看来，写诗和写小说这二者于你而言是不一样的吗？

黄昶：我对诗人的称呼还是比较胆怯，觉得各方面都不是太配得上。一是我觉得我并没有在写诗方面下苦功，很多诗都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我也想借某个机会好好学习和钻研一下诗歌。二是我感觉诗人大多浪漫和具有冒险精神，我总是谨慎的，过度立足现实的，因而感觉思维方式还是跟诗人不太一样。

我认为这二者于我的区别在于想把自己藏起来还是交出去。诗歌是最直接最适合抒情的体裁，而我在写诗时还保留着一些创作小说所用的狡黠。

记者：最后，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最近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吗？

黄昶：上班很累，某天下班之后给自己买了一个雪糕，当时就觉得很开心，没想到抬头看见滚圆且金黄的月亮，快乐难以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