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我所追求的只在于写作本身 | 素人写作专栏

在2020年之前，我的写作几乎不为人知，也没带来过什么经济回报。至于2020年之后情况有所改变，那是因缘和运气使然，机会掉到了我头上，我恰好接住了而已，并非出于规划或争取。我从2009年开始写作，早年也投过稿，也渴望发表或出版，但发表和出版从来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对我来说，写作首先是我的个人表达，是一种以审美对待人生的形式，能发表或出版固然好，不能我也不会为之调整。

《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后的几个月里，我经常被问到，将来会不会选择一份写作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从前我没考虑过，因为以我的履历、学历和年龄等条件，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这类工作。但是现在既然有人问了，那我也只好认真想一下。我觉得自己并不抗拒通过写作挣钱，比如从事一份文字工作——当然我会对工作内容有所挑剔——只是我不认为工作性质的写作能代表我，我仍然需要在工作之余保持个人写作，这才是对我真正重要的事情。而在个人写作方面，我所追求的就只在于写作本身，而不在写作之外的任何地方。我认为艺术是务虚的——我是指狭义的艺术——它不是工具、手段或途径，而就是目的本身。

要么工作，要么写作

从我2009年十月开始写作至今，已经踏入了第15个年头。在这14年多里，我经营过两次网店，开过一次小吃店，还从事过五份职业，这些是我的营生。而我的写作因此被分割成三个时期。第一段大约是从2009年十月到2012年九月，这个时期我身在广州，不过到2011年春节后，我其实已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网店里。第二段是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底，这个时期我在下关和宾川生活，摆过地摊也开过店。第三段则是从2020年初至今，我先是在北京，然后在2021年九月移居到成都。

至今为止我从没试过同时兼顾工作和写作，因为受限于能力、经验和学历等，我只能找到工作时间很长的职业。比如我在上海的自行车店，以及后来在物流行业的几份工作，每周的工时都在七八十个小时以上。而我不是个善于管理时间的人，不过时间管理还不是主要的难题，难题是当我有一份工作的时候，或许我的性格、观念、意识等和大多数同事、客户差异较大——也可能和这些都无关，仅仅是人和人相处本身就是种互相折磨。别人的情况我不清楚，反正我的情况是，我在工作中三天两头都会遭遇难受的事情。当然我会克制自己，不让情绪发作出来，这并不难做到，但是那些情绪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持续到下了班之后仍在影响着我。写作毕竟和跑步不一样，跑步可以作为一种宣泄——心里有情绪，跑起来反而有劲，跑完后感觉更爽，写作却需要一种稳定和专注的精神状态。在上班的日子里，我每天的情绪都在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反映在程度方面，而且也反映在性质方面。在浮躁的状态下写作本身就会干扰语感，而每天带着波动的情绪写作更是令这种干扰变得随机且混乱。

2014年再回到下关，我换了一个住处——2012年我初次到下关时，租住在洱河南边的城区中心，这次则租住在洱河北边的大关邑村。最初我想开一个卖零食的小店，可是没能找到合适的铺面；后来我放弃了这个主意，改为在下关摆地摊卖文具。就这样过了一年，我又搬到了宾川，开了一个小吃店。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快乐——不是兴高采烈的那种快乐，而是心平气和的那种快乐。不过偶尔我也会兴高采烈，比如有写作的朋友来找我玩的时候。这些朋友有的如今还在写，有的则已经不写了。截至现时，我还不认识光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人，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我一个都不认识。我的朋友都有各自的工作，我和他们见面时也不谈写作，我觉得当着朋友的面谈自己的小说是一件难为情的事，我的朋友们好像也都这么认为。一般我们写好了就发到网上，彼此想读就读，不想读就不读，并不勉强别人和自己。

不久后，我就开始写起来了，这不是出于我的写作计划——我没有拟定任何计划——只是每当脑子里出现一个想法，我就赶紧记下来而已。这时的我不再在电脑里写，而是改在手机上写了。我觉得用笔记本电脑太庄重，当我在工作桌前正襟危坐时，我的语气或多或少会变得严肃和老气横秋。而用手机则轻松随意得多，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上几句，比如边摆地摊边写，甚至边走路边写，我发现自己的语感因此变得更活泼和开朗。我也确实写得很随意，篇幅比早几年写的短得多，也不求文章的结构完整。我写下的也不再是早年那种写实的故事，倒更像是一些臆想或妄想。此时我身上的写作抱负好像消失了，写作变成了自娱自乐，也可能是我意识到那种抱负背离我的初衷，而且不切实际。

三个时期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三个写作时期有多么不同。首先在心态上，第一个时期我刚从南宁逃回广州，当时我既焦虑又彷徨，甚至于悲观厌世。这段日子我过得很压抑，精神状态并不健康，我对写作的投入，很大程度上出于对现实的厌恶。

而第二个时期开始的时候，虽然我也刚从上海逃回下关，但这时的我已经接受了自己的样子，对于未来也不再那么在乎了。当时我只想过得开心点，同时不损害别人就好，我也确实做到了。这时写作对我来说接近于自娱自乐，既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追求。

第三个时期则从2020年年初开始，当时我身在北京，刚被任职的快递公司遣散，于是我决定先不找工作，抓紧机会写些东西再说。

其次是写作的内容和风格，第一个时期我是“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认为写小说就是求真——因为真包含现实，且大于现实，现实是对真的断章取义。

第二个时期我的阅读量增加了，眼界也开阔了，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我开始尝试以非现实的情节还原现实经验，不过我并没总结出什么方法，而是更多地依赖于灵感。于是我写得并不多，而且写得断断续续。此外，我迷上了幽默化的表达，我要逗自己开心，也想逗别人开心，这成了我全新的写作动力，我甚至想从一切乏善可陈的事物里发掘出有趣好笑的一面。

第三个时期，我的写作完全是无心插柳，因为一个偶尔的原因，我意外获得了大量关注，接着有了一些发表和出版的机会，于是我开始尝试写自己的回忆反思录，并且一直持续至2023年。关于这些，我打算留到后文讲述。

有一点我应该承认，事实上我也是直到最近才察觉：我在三个写作时期开始前，手头恰好都有一笔钱。2009年，我拿着开女装店挣的六万多；2014年，我在上海打工攒了五万左右；2020年，我任职的快递公司解散，我拿到了一笔补偿，加上攒下的工资，银行卡里总共有十万多。这么看来，似乎只要有了一点钱，我很快就不想继续上班了，而一旦不上班，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要写些什么。

除此以外，我也不是个目标清晰、意志坚定的人。假如今天我写下的这些让人觉得比较清晰和坚定，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堆叠把其中的褶皱都压成了实心。2023年有一位文学编辑联系上我，她让我把自己的小说发给她看，我挑选了一些发给她。因为我发给她的文档都标记了写作年份，于是在电话里，她反复问我为什么后来写的小说和早期写的截然不同。她认为我在第一个时期写出的小说具有出版价值，她已经准备好拟我的出版合同了，但接着她读到我后来写的那些，按照她委婉的说法是，“在我任职的出版社不太可能出”。

和陌生人通电话对我来说向来是恐怖的，我几乎是绷紧神经地回答了她的追问。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从前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假如我在第一个时期获得更多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我领取的稿费能够养活自己，并且从读者处得到的反馈也给予我足够的信心和鼓舞，那么我很可能会照着当时的路子写下去，这就是人们说的“正向激励”。我会尝试总结自己被人认可的小说为什么会被认可，然后不断复制那些“成功”的元素。在持续的实践中，我的能力会有所精进，我可能会写得更娴熟，作品的完成度更高，这就是熟能生巧。然而由于我的起点和天赋太低，或者太缺乏耐心，这种情形在当年并没有发生——我从来没有“成功”过，自然也没有“成功”的元素可以复制。更糟糕的是，因为缺少激励，我的写作动力很快就耗光了。

这或许是不幸吧，但也有幸运的一面：对我的写作来说，熟能生巧并不总是一件好事。熟练确实可以带来效率，有时还可以推动写作的深入，因为这时技术上的困难减少了。但那往往是一种封闭性的深入，而不是一种开放性的深入。一般情况下，技艺越是纯熟，“沉没成本”就越高，人就越不愿反省，也越难以革新自己。这还是相对好的情形，更糟糕的情形，是把自我重复视为一条“捷径”，在不断的克隆中丧失掉基因的多样性——这也就是说，丧失了创作的生命力和可能性。

扪心自问，假如有人为我提供回报，也有人为我的作品喝彩，那我的写作完全有可能误入歧途——当年的我并不具有足够的清醒和定力。人在得意时会更有干劲，但在失意时才更清醒。无论如何，我已经走到今天，我珍惜曾走过的路，也满足于得到的一切：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今天的我眼界更开阔，内心也更丰富、更有层次。